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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饭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刚放到桌上时，那个人却“啪！

啪！”

打了“久娃”

两个耳光。

像这样的事情，在小饭铺，在“久娃”

身上时有发生，但为了生存，只能忍受。

压迫与欺凌给年幼的杨虎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集赶会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甚是繁荣。

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

“久娃”

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虽然忙于手里的活计，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着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

后来当他提起当童工的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

他认为，小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添加了许多社会知识。

因此，他曾说，“饭铺也就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

小饭铺的经历开始锻炼起杨虎城坚忍不拔的性格。

家遭横祸　百里扶梓

1907年，在杨怀福一家为生活艰辛地打拼时，一天他被官府捉拿进了县衙。

对此事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怀福看到周围乡亲们同样辛苦度日，而官府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

因此，不满现状的想法越来越多。

遂参加了哥老会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后被人告发被捕。

二是因私仇被清朝政府逮捕后杀害。

这一说法，据说是杨虎城1934年给西安绥署步训班第三期学员讲述自己的家史时提到的。

①杨怀福的被捕，使得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不满14岁的杨虎城身上。

他只好从小饭馆辞工出来，一面设法维持母亲和弟弟的生计；一面还要到县城去探视被押在县衙的父亲。

就这样苦熬了一阵，一天，传来了杨怀福被押解到省府西安关押的消息。

面对这突然的消息，母亲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是好。

杨虎城感到问题严重，提出，他要立即去西安。

到西安，既便于就近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就近去狱中探望照顾父亲，母亲虽觉得儿子年幼，不放心。

可奈何无其他办法，只好由他去了。

杨虎城背了些干粮和几件换洗衣裳，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干粮用以充饥，棍子用来防身打狼（当时蒲城一带荒僻狼多），就上路了。

那时他还不满14岁。

甘北村距西安有二百多里，杨虎城到西安后由于没钱就住进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

为了生存，他除在外面打一些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

为使父亲在牢里少挨饿，他每天都要去位于当时吕祖庙（西安青年路西头）旁的监狱送一到两次饭，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杨怀福被杀害。

在狱中，杨怀福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因参加哥老会，反对清政府被官府察觉，借着兄弟间打架出人命的由头，逮捕了他。

现在把他解到省里来恐怕是凶多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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