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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来在小吃摊帮忙时，那些摊主总说南边处处是机会，我想那就去南边吧，总能养活自己。

于是我就给柳老师留了封信，带着白警官来看我时，塞给我买营养品的钱，坐绿皮火车去了深圳。”

提起柳老师和白警员，温良好不容易止住的眼泪再一次决堤而下。

她偏过头，用袖子擦了擦，继续讲道：“南边是有机会，可这些机会都不属于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也没钱甚至连《劳动法》都没读过的人。

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火锅店当服务员。

那家火锅店通宵营业，我要从上午十点一直工作到凌晨三四点，上菜洗碗什么活都要干……就算这样，老板还经常克扣我工资。

因为他知道我没地方住，也没钱，怎么压榨都不会离开。

我在那里干了七个月，基本没休过假，一分钱都不敢乱花，攒下两千来块，才敢去找别的工作。”

“陈队长，你说李伟华、赵玉兰他们这些人在牢里改造，有没有休息日啊？他们也要工作到凌晨三四点吗？”

温良问陈朗，“我没坐牢，可我就有自由吗？”

“你的经历不能成为你做错事辩解的理由。”

“我没有辩解，我是在交代啊。”

成钰硬着头皮迅速地给温良递了一包纸巾，她感觉温良的眼泪多得像是要将审讯室淹没。

温良轻声道谢，抽出一张，认真地擦干脸上的泪痕：“在我们村，高中毕业很稀罕。

可我到了南边，才发现在这里高中都算不上学历。

我没有工作经验，稍微体面点的工作都找不到。

后来，我就去了一家电子厂打工，因为他们有休息日，按件计价，还提供住宿，这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我和二十多个人住在同一间宿舍里，三层的钢架床，密密麻麻地排布着，转个身都费劲。

我躺在床上，感觉身体疲惫得像是不属于自己，可闭上眼睛想睡觉时，太阳穴旁的神经就会突突地跳动，强迫我去听那些此起彼伏的鼾声和磨牙声……天气一热，宿舍闷得像个蒸笼。

我在无数个夜里，就觉得自己这样还不如去坐牢。”

温良紧紧握着纸巾，想要从陈朗这里获得答案：“陈队长，您认为我在逃避责任。

可像我这样的人，坐没坐过牢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为什么要逃避？尤其是那些人被放出来之后，我日日夜夜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到接到一个电话都要立即离开深圳……我甚至宁愿自己去坐牢，这样我至少还能睡个安稳觉，不必担心自己一觉睡醒，又被人卖到哪个偏远村庄了。”

“你说，你算计了盼生。”

陈朗并不想和温良讨论人世间到底有多苦，“你是怎么谋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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