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一九五二年，上海召开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爱玲应邀出席。

在全国一片蓝布和灰布中山装的大潮中，她赫然背弃了这种装束，在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淡漠地坐在后排。

即使普通依旧桀骜，给人“高处不胜寒”

的感觉。

此时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但在一群蓝蚂蚁的对比之下，依旧是触目惊心的。

有人说她冷漠，其实她面寒心热。

譬如在外滩看见警察打人，忍不住气塞胸膛，一气之下，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又譬如，作家柯灵当年被日本沪南宪兵队关押在“贝公馆”

里。

贝公馆坐落在贝当路上，是美国学堂旧址，原来是雪白的建筑，碧绿的草地，纯净得像天堂。

对门是庄严肃穆的国际教堂，紫酱色的斜屋顶，墙上爬满长春藤，幽雅安静，是情侣散步的好地方。

日本人选了这么一处来做现世地狱，叫人两相对比更是忍不住毛骨悚然，从骨子里透出阵阵阴风。

柯灵虽侥幸没有受武士道精神的洗礼——严刑拷打，却听够了被害者受刑时那种锥心刺骨的号叫声，体察了伍子胥过文昭关一夜白头的焦灼无奈，心神俱损。

隔了不久他被释放，有“刚从死亡线上脱险，对那个环境感觉特别灵敏，觉得人世真是美好”

的感悟。

回到家里，知道爱玲曾在他蒙难时去探问，自是感动不已，“当即用文言复了她一个短笺，寥寥数行，在记忆里是我最好的作品之一。

原因是平常写作，很难有这种激动的心情。”

常言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爱玲偏偏是你富贵我不沾你，你受难我亦不怕去看你，可见其仁侠重情。

患难不相忘，亦不避嫌弃，那真是无可言说的知己之恩。

彼时柯灵虽没有明言，但用文言复信可见其慎重。

名士之风悠然可见，其感激之情，也不可言喻。

我读《今生今世》，胡兰成也写到这一段：“爱玲与外界少往来，惟一次有个朋友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爱玲因《倾城之恋》改编舞台剧上演，曾得他奔走，由我陪同去慰问过他家里，随后我还与日本宪兵说了，要他们可释放则释放。”

事情并不希奇。

只是读了柯灵的文章才知道，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当年救他的就是爱玲。

原来她只是兀自做了，完全没有张扬。

时隔四十年才知救命之人，柯灵于是“产生了难分难解的复杂情绪。

但是对张爱玲的好心，我只有加倍的感激。”

古人遭难蒙人搭救只是一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

柯灵想必也是这样的感觉。

施恩不望报正是中国的侠义。

爱玲是侠女。

她是天生的贵族，亦是真正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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