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Instagram诞生记（第8页）

说服美国政府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说服美国政府。

2010年1月，克里格聘请了一位在处理巴西签证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移民律师（尽管她以前的大多数客户是美发师），申请将他的移民工作签证转到波旁。

审查此案的政府官员虽然看到波旁已经筹集到了资金，但是他们仍然有所保留：这家公司有商业规划吗？

答案是：当然没有。

他们获得的资金只允许他们做同Facebook初创时一样的事情，即努力让他们的产品成为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着再考虑从用户身上赚钱。

但是克里格和斯特罗姆不能就这么告诉政府。

于是他们说公司未来打算设计一个本地优惠券系统，这个系统可以用在酒吧、饭店或者任何在波旁上分享过的小店里。

他们解释说自己的竞争对手是Foursquare（基于用户地理位置信息的手机服务网站）和Gowalla（社交签到应用）。

他们还展示了一张图表，预测在公司的第三年，用户将会达到100万人。

他们说完就自嘲这个想法有多天真。

在他们一起等待结果的时候，克里格和斯特罗姆试图测试他们是否真的喜欢一起工作，“仅限于工作”

。

他们在Farley’s（法黎斯）待了几个晚上，这是一家位于波特雷罗山社区的咖啡店，店墙上展示着当地艺术家的作品。

他们在那编写了一些永远不会发布的小游戏，其中包括一个基于囚徒困境的游戏。

这是一种博弈理论，解释了为什么理性的人在理应合作的时候会拒绝合作。

这些都很有趣，但这些并不是波旁。

几个月过去了，克里格知道斯特罗姆在消耗他们的资金，他们没有具体的目标，并且一直在拖延进度。

克里格一直在研究移民法，其间还沉迷于网络恐怖小说。

“凯，也许你应该找另一个人合作。”

克里格建议说。

“不，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工作，”

斯特罗姆回答，“我们会想到办法的。”

共同创始人关系恶劣的初创企业斯特罗姆已经看过太多了，所以他深知找到一个值得信任的人有多难得。

举个例子来说，Twitter的共同创始人就一直在诋毁彼此，多西现在已经不再承担CEO的职责了。

他的员工抱怨说他一直以来都把Twitter的所有好点子和成功视作自己的功劳，同时逃避管理责任，多西会为了上热瑜伽和缝纫课而请假。

尼克·比尔顿曾在《孵化Twitter》中写道，埃文·威廉姆斯对多西说：“你可以做一个裁缝，也可以做Twitter的CEO，但是你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

于是在2008年，威廉姆斯与Twitter董事会合作接管了多西的职务。

Facebook的故事更具戏剧性。

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在2005年团队搬到帕洛阿尔托时就开始感到自己被排挤，因此冻结了Facebook的银行账户。

这可能是扎克伯格第一次请斯特罗姆吃饭刷信用卡时不能使用的真正原因。

扎克伯格的律师设计了一项复杂的金融交易来稀释萨维林的股权，最后引起了一场诉讼。

好莱坞对此事进行了戏剧化的改编，2010年上映的电影《社交网络》便是以此为原型。

硅谷的创始人们通常性格强势，野心勃勃，充满控制欲却缺少感情。

克里格是一个很好的听众，一个细心的伙伴，一个勤奋的同事，并且他们在一起经历的种种考验证明：他还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朋友。

斯特罗姆是不会冒险和其他人合作的。

寻找更多的投资人

一直以来，斯特罗姆都在为他们的项目寻找更多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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