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6章 汉纪三十九 肃宗孝章皇帝下（第2页）

章帝因为众人的意见难以统一，所以只是接受了这些礼仪制度，不再让有关部门进行评议上奏。

这一年，班超征发于窴等国的军队，总共二万五千人，攻打莎车。

龟兹王征发温宿、姑墨、尉头的军队，共计五万人，前去救援莎车。

班超召集将领校尉以及于窴王商议说：“现在我们兵力少，敌不过他们，不如各自散去。

于窴军队从此处向东撤，我也从这里向西返回，等到夜里听到鼓声就出发。”

然后班超暗中放松对俘虏的看守，故意让他们逃走报信。

龟兹王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亲自率领一万骑兵在西边边界拦截班超，温宿王率领八千骑兵在东边边界截击于窴军队。

班超得知这两路敌军已经出动，秘密召集各部整顿兵马。

鸡鸣时分，迅速奔赴莎车军营。

胡兵惊慌大乱，四处奔逃，班超军队追击斩杀五千多人；莎车于是投降，龟兹等国的军队也因此各自撤退散去。

从此，班超威震西域。

评论

章和元年的历史记载，呈现了东汉中期在边疆治理、礼制建设、政治生态等方面的复杂矛盾与应对逻辑。

边疆治理的“信用危机”

：从“以诈制诈”

到“失信反噬”

烧当羌问题的升级，集中暴露了边疆治理中“信用崩塌”

的严重后果。

护羌校尉傅育试图“募人斗诸羌”

，以矛盾制矛盾，却因羌胡不从引发复叛；其继任者张纡更以“毒酒诱杀”

手段屠灭羌人酋豪，虽一时报复了傅育之死，却彻底撕毁了汉羌之间的信任纽带。

迷吾之子迷唐率部据险反叛、种众炽盛，正是这种“背信弃义”

的直接反噬。

这一事件揭示：边疆治理的核心是“立信”

而非“立威”

。

张纡的“诈降诱杀”

看似“高效平叛”

，实则将局部冲突升级为族群仇恨，为后世埋下更大隐患。

对比此前张纡释放号吾以平息叛乱的灵活策略，可见短期暴力或许能换来一时震慑，但长远来看，“言而有信”

才是维系边疆稳定的根基——这对当代处理民族关系、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构建，仍具警示价值。

“祥瑞”

争议背后的政治清醒：何敞的“危言”

与官僚的“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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