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赋税（第6页）

汉世钱价贵，丧乱之际，买卖停滞，又不能诛求其口钱，所以不如按户责令交纳布帛之类。

这原是权宜之法。

但到晋武帝平吴，制为定式之后，就成为定法了。

户调之法，是与官授田并行的。

当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

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北魏孝文帝均田令，亦有授田之法（参见第五章）。

唐时，丁男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

每年输粟三石，谓之租。

看地方的出产，输绵及丝麻织品，谓之调。

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两日，不役的纳绢三尺，谓之庸。

立法之意，本是很好的。

但到后来，田不能授，而赋税却是按户征收了。

你实际没有田，人家说官话不承认。

兼并的人，都是有势力的，也无人来整顿他。

于是无田的人，反代有田的人出税。

人皆托于宦、学、释、老，或诈称客户以自免。

其弊遂至不可收拾，当这时代，要想整顿，（一）除非普加清厘，责令兼并的人，将多余的田退还，由官分给无田者。

（二）次则置兼并者于不问，而以在官的闲田，补给无田的人。

其事都不能行。

（三）于是德宗时，杨炎为相，牺牲了社会政策的立法，专就财政上整顿，就有财产之人而收其税，令于夏秋两季交纳（夏输毋过六月，秋输毋过十一月），是为两税。

两税法的精意，全在“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

十八个字。

社会立法之意，虽然牺牲了，以财政政策而论，是不能不称为良法的。

“两税以资产为宗”

，倘使就此加以研究改良，使有产者依其财产的多少，分别等第，负担赋税，而于无产者则加以豁免，则虽不能平均负赋，而在财政上，还不失公平之道，倒也是值得称许的。

然后此的苛税，仍是向大多数农民剥削。

据《宋史·食货志》所载，宋时的赋税：有田亩之赋和城郭之赋，这是把田和宅地分别征收的，颇可称为合理。

又有丁口之赋，则仍是身税。

又有杂变之赋，亦称为沿纳，是两税以外，苛取于民，而后遂变为常税的，在理论上就不可容恕了。

但各地方的税率，本来轻重不一。

苛捐杂税，到整理之时，还能定为常赋，可见在理论上虽说不过去，在事实上为害还是不很大的。

其自晚唐以来，厉民最甚，直至明立一条鞭之法，为害才稍除的，则是役法。

力役是征收人民的劳力的。

人民所最缺乏的是钱，次之是物品。

至于劳力，则农家本有余闲，但使用之不失其时，亦不过于苛重，即于私人无害，而于公家有益。

所以役法行之得当，亦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赋税（所以现行征工之法，限定可以征工的事项，在立法上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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