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第2页）

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怎样，尧舜禹怎样，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

&ldo;变风俗&rdo;，儒家学说最大的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人民不管自服；&ldo;立法度&rdo;，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ldo;治国&rdo;，从来都鄙视&ldo;术&rdo;。

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那是什么呢？

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后期变成死敌的人。

儒家和法家，是不可调和的。

第十章指点江山

宋神宗从熙宁元年四月召见王安石，到第二年的二月时，才有了变法的实际举动。

任命富弼为首相，王安石参知政事，组建自己的班底，变法开始。

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个具体法令的内容，颁布的时间，以及遇到的困难。

如果我也这样写下去，就根本没法剖析出这段历史的真相。

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的理念后，就直接上了马，是不是太儿戏了呢？神宗真的成了毛头小子，王安石真成了不学无术的傻大胆？

开玩笑，这期间有10个月的时间，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从他们后来所做的事业有多大来看，他们的讨论肯定多方多面，涉及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作为后世人，我潜心静思，推算出他们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

第一，那是个大秘密，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所有的举措如果不建立在这个大前提之下，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不过可惜的是，查遍千年史书，不论是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对此都一字不提。

或许是他们没看到，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

第二，变法的速度。

是急进还是缓变，这是个大问题。

要比具体的变法措施更重要，我们清楚，一件事的成功与否，不仅与它的立意有关，更与它的做法有关。

怎么做更多地决定了它的成功。

聪明博学如王安石，谨慎小心如宋神宗，这个最起码的前提，一定会考虑到。

只是出于对第一点，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才不得已选择了实际操作中的急躁。

这是无可奈何的，可也是热血沸腾，不得不做的！

第三，变法的涉及层面、具体法令。

环环相扣，每一个条件都为上一个服务，这是一整条互动互补，一荣俱荣，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哪一点出了错，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

具体到第三条，它得服从前两个前提，国家必须迅速富强，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

得有钱，才能去做那些事。

至于说事后怎样，只要那个大秘密大宗旨胜利了，一切都好说。

这三点讨论过之后，在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心里，变法已经有了一个完整的、宏观的蓝图，到了这时，才能进行实际操作。

实际操作让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首相是富弼，以富弼的威望来镇抚局势，安定人心。

王安石组建的变法班底更有讲究。

成立一个全新的部门，名叫&ldo;制置三司条例司&rdo;。

故名思议，它是以国家的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

以现代的名词来叫，可以称作&ldo;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rdo;或者&ldo;发改委&rdo;。

这个部门凭空出现，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什么东府西府两制内侍，都没你们的份儿，一边儿呆着去。

为了保险起见，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副相陈升之。

接下来王安石的班底成员们，就成了一个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

王安石此前所拥有的只是名声，名声的成分里最大一部分是好奇。

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总是放弃高官厚禄，安于贫贱做基层工作，多了不起啊。

因为自己做不到而敬佩，只此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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