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7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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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

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

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

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

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

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

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

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

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

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

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抑或可怜？

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

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

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

只能是这样。

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

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

可能吗？

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

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

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这种分析，不仅是针对吕诲一个人，那样根本就不值得在宋史这样全景历史写作中单独论述。

之所以细聊，是因为它适用于神宗朝年间的所有人。

包括王安石一派，包括司马光一派，更包括宋神宗本人。

现在回到司马光的身上。

他离开吕诲的尸体之后，表现得非常反常。

按说吕诲用自己斗争到死，绝不妥协的活生生的例子告诉了他，一定要和王安石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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