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动乱之兆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四月初，临安钱宅张灯结彩，一派喜气洋洋。

钱镠的长子钱传璟在众人的期盼中顺利降生。

名字是钱镠早就想好的，依“传”

字辈，取“璟”

字，寓意春夏之交阳光渐盛，万物焕发光华，寄托了对这个新生代的无尽期望。

孩子的啼哭声洪亮有力，乐得钱宽和水丘氏整日合不拢嘴，连带着整个钱家乃至周边乡里都弥漫着欢庆的气氛。

钱镠更是将东海大胜的喜悦与得子的欣慰融在一起，下令在临安和翁山皆施粥舍米，与民同乐。

然而，家事的喜悦并不能完全冲淡外界愈发严峻的形势。

钱镠的生意帝国在扩张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大唐腹地的阵阵寒意。

倭国与新罗的贸易航线已步入正轨，成为两颗稳定的摇钱树。

倭国金银输入稳定，年交易额稳稳站在一百万贯以上。

新罗方面，虽然钱镠的势力仅覆盖其南部沿海，但凭借耽罗基地的辐射作用，加之新罗本身与中原联系更紧密，经济相对发达，年收益竟也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万贯。

海外贸易的丰厚利润，极大地增强了钱镠的实力。

反观起家的根本——江淮私盐，却遇到了瓶颈。

持续数年的高价盐（零售六十文）虽然在初期带来了暴利，但也逐渐抑制了消费。

普通百姓吃不起盐，只能淡食或以劣质土盐替代，导致市场需求开始疲软。

各州县盐头的销量增长停滞甚至出现下滑。

钱镠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趋势。

他深知，竭泽而渔绝非长久之计。

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各方渠道（尤其是与镇海军节度使赵隐、扬州盐铁转运使司官员的密谈）了解到，帝国各地的动荡苗头已现，民生困苦，若再维持高价，恐激化矛盾，甚至引来不必要的关注和干预。

于是，在咸通十四年初，经过与扬州转运使司、镇海军节度使府以及盐铁使司背后的利益代表们反复磋商（实则是钱镠主导提议，各方权衡后被迫同意），决定自本年始，试行降价：

各州县盐头零售价从六十文降至五十文。

相应地，钱镠给盐头的出货价从四十文降至三十五文。

此举意味着，各盐头的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减少了25%。

而钱镠自己以及各级官府、胥吏的实际分润也随之减少15%。

这无疑是一个痛苦的决定。

那么，为何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同意降价？根源便在于那越来越遮不住的末世景象。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