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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春天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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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〇八年五月,庄园里的丁香花开了。

那是玛丽很多年前亲手种下的,在门廊两侧各栽了一丛。

每年春天,紫色和白色的小花开满枝头,香气能飘进楼上的每一个房间。

但今年,玛丽站在花丛前,只是怔怔地看了一会儿,就转身进屋了——她没有心思赏花。

法国人走后,庄园并没有恢复平静。

赔款还是要交的。

每月初,镇上的法国驻军会派人来,收走粮食、鸡蛋、布匹,有时甚至是家具——只要能换成钱的东西,他们都收。

老弗里茨把那袋法国中士留下的铜板交给玛丽时,玛丽数了数,苦笑了一下:这点钱,还不够半个月的“摊派”

“我们还能撑多久?”

那天晚上,玛丽问他。

老弗里茨没有回答。

他坐在壁炉边,借着火光继续写他的笔记。

那本子已经写满了小半本,全是战场上的人和事,还有施泰因说的那些话。

他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他停不下来。

弗里德里希趴在桌边,就着同一盏烛火看书。

那本《社会契约论》他已经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很多地方还是看不懂,但有些句子他反复读,像是要嚼出味道来: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他抬头看了看父亲。

父亲低着头写字,脸上的皱纹在火光里显得更深了。

母亲在厨房里收拾碗碟,偶尔传来瓷器的轻响。

外面传来夜鸟的叫声,一声一声的,叫得人心慌。

“父亲,”

他忽然开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交这些钱?”

老弗里茨停下笔,抬起头。

“因为打输了。”

“那打赢了就不用交吗?”

“打赢了,就是他们给我们交。”

弗里德里希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下一次,我们能打赢吗?”

老弗里茨看着他。

烛火跳动,把儿子的脸映得忽明忽暗。

那张脸上有一种他从未注意过的认真——不是孩子的认真,是成年人的那种、带着困惑和不甘的认真。

“不知道,”

他说,“但会有人想办法的。”

六月,那个想办法的人来了。

那天下午很热,弗里德里希坐在门廊的阴凉里,拿着一张纸在画什么。

那是让临走前送给他的另一件礼物——一支削得很好的炭笔,用布包着,藏在口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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