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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吴市潮的由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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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际,中国发生了一场大动荡。

在1989年6月24日结束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62岁的江泽民从上海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被选拔出来,当选为新的总书记。

在1989年整个年度里,经济发展的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来的最低点,银根紧缩,消费降温,工厂开工不足,企业大面积倒闭,失业人员增加,资金流通不畅,呈现一派萧条气象。

经济局势的动荡,使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非常敏感,一些人士担心私营企业的膨胀发展最终将造成社会主义中国的“变色”

,那些针对改革政策的质疑从四面八方射来。

《人民日报》记者马立诚和凌志军在《交锋》一书中记录说,“那些密集的连珠炮似的批评文章满天飞。

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几年前已经尘埃落定的“商品经济”

与“计划经济”

之争再次被摆上台面。

舟至中流,突遇漩涡,去从徘徊,凶险无穷。

在这场充满了火药味、决定中国经济方向的大论战中,性情温和的吴敬琏扮演了一个孤胆战士的角色。

从一开始,吴敬琏就使自己成为一个招致攻击的“靶子”

,他不但捍卫“商品经济”

,甚至还进而提出,应该使用“市场经济”

这个新名词。

早在1988年年初,广东省和广州市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了一个研讨会,提出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

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正名。

中央领导看到有关报告后,让马洪组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人员对此进行一个讨论,任务落到吴敬琏身上。

3月份,吴敬琏和他的同事胡季写出专题报告《关于“商品经济”

和“市场经济”

的几点意见》,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多方面的引证分析。

他们认为,“商品经济”

是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一种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

则是与“命令经济”

或“统制经济”

相对立的概念,“市场经济”

通过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命令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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