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第2页）

的）罢，所谓客观其实是楼上的冷眼，所谓同情也不过空虚的布施，于无产者并无补助。

而且后来也很难言。

例如也是法国人的波特莱尔，当巴黎公社初起时，他还很感激赞助，待到势力一大，觉得于自己的生活将要有害，就变成反动了。

但就目前的中国而论，我以为所举的两种题材，却还有存在的意义。

如第一种，非同阶级是不能深知的，加以袭击，撕其面具，当比不熟悉此中情形者更加有力。

如第二种，则生活状态，当随时代而变更，后来的作者，也许不及看见，随时记载下来，至少也可以作这一时代的记录。

所以对于现在以及将来，还是都有意义的。

不过即使"

熟悉"

，却未必便是"

正确"

，取其有意义之点，指示出来，使那意义格外分明，扩大，那是正确的批评家的任务。

因此我想，两位是可以各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的。

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成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

这样写去，到一个时候，我料想必将觉得写完，--虽然这样的题材的人物，即使几十年后，还有作为残滓而存留，但那时来加以描写刻划的，将是别一种作者，别一样看法了。

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

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

革命文学"

；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此复，即颂

近佳。

L.S.启。

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五日《十字街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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