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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蒋经国来了(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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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不可再让苏俄大玩两面手法。

记住,现在我中华,不需要第二个顾维钧,更不需要第二个王正廷。”

蒋经国一脸惊喜,同时又是一脸沉思地揣测着老蒋的话。

一字一顿地说道:

“父亲,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有孟将军和他的突击营在前,以及他们已有的在外蒙古的事实扩张,我只需把握这一点即可:要打就打,要谈则谈?”

老蒋马上脸上一寒,鼻子里只是轻轻哼了一声,便不置可否地兀自起身向外走去。

只是走到门口处,他却看似无意地对紧随其后的陈布雷补充一句道:

“布雷先生就代表我在这里再坐一下吧,有些事情或许要商量着来。”

陈布雷答应一声,随即撩起长袍重新回到自己的座位之上,风轻云淡地轻飘飘坐了下去。

很显然,对于老蒋提到的顾维钧、王正廷,恐怕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清楚是怎么回事的了。

1919年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

只可惜的是,事倍功半,刚刚在外蒙古站住脚跟的徐树铮,因为不可能远离北洋政治斗争中心的局限性,未等巩固战果便匆匆回国。

很快,出现权力真空的外蒙出现了由苏俄支持的革命武装,以及由白俄溃军在日军支持下的反动武装,打着恢复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

这两股武装势力,很快在1921年便将最后一直中国守军击溃并永久地撤出了库伦。

当年7月,苏俄红军也进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

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也随之成立。

不过,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而在外蒙古的苏俄红军最高领导人齐切林在给列宁的密信中,曾这样不无得意地写道:“蒙古革命政府现在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我们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从此变得安全了。”

因此到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

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

废弃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

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

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这样裸的武力威胁:

“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

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

关于外蒙问题如是规定如下:

“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

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

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

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

而外蒙当局对中苏《大纲协定》的对策,则是一方面不承认该协议,另一方面又继续维持与苏联的同盟关系。

苏联方面,齐切林于1924年6月秘密致电外蒙当局领导人,称莫斯科不会坐视蒙古任人摆布,苏军不会从蒙古撤军。

次年初又对外公开发表对外谈话,称“苏联承认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但享有广泛的自治权;由此,中国不得干预其内部事务,蒙古并可建立其的对外关系。”

老蒋说的不要第二个顾维钧、王正廷。

足见这段往事在他心底留下的愤懑与屈辱感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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