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九十七章 代理人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敌夷”

而非“赈灾”

的理念，士绅们在山东地区的活动经费明显侧重于收容饥荒儿童。

有人曾建议他们将自江南募集到的资金用来开设粥厂，以解青州灾民的燃眉之急，结果被他们拒绝。

他们虽然也认为青州原有的粥厂已停，灾民情势甚危，但在他眼里，儿童与大人不同：儿童无知，不懂得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春秋夷夏大义，所以无法要求他们像成年人一样为持节而慷慨赴死，故而，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用来救济儿童。

正因为如此考量，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决定“理得心安”

，并无愧疚。

类似的理念，山东士绅们在许多不同的场合都曾反复阐释过。

在前去访问上海士绅们的时候，山东来的士伸们力陈教堂收容乾国儿童的危害，恰好座中有一位替教堂筹集赈灾经费的人士，替教堂说了一句话，认为不该把耶稣教和天主教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

随即招来了山东士伸激烈的驳斥：“某之所办者，与教门的良莠无关，所关注的是中外之界限。

山东灾民受洋人赈恤，三月有余，几乎只知有洋人，不知有中土矣。

诸君好善乐输，若能下固百姓已去之人心，上培国家富强之元气，则是大大的忠臣和义士。

若还反过来替教堂筹集经费，岂非国奸？那些接受了教堂赈济之人，必然皈依洋教，终不再是中土之民。

最可怜的是，那些童子尚未开蒙，如何知道这些，眼看着他们沦陷于教堂之中，于心何忍？朱子说过，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

所以我的看法是：拯救沦陷在教堂里的儿童，远比赈济灾民更重要。”

山东士伸对外国人士的赈灾活动的抗拒，代表了当时中土士大夫们的主流意见。

这一点从他们所获得的广泛支持中即可窥见。

这种抗拒态度，同样流行于朝廷高层。

9078年4月间，河南学政瞿鸿玑听到洋人赈灾的消息，就立即上奏，指责洋人“其居心则险不可测”

，目的是趁我“民多愁困”

，借机“收拾人心”

，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阴谋。

朝廷接到奏折后，随即指示山西、河南两省巡抚，要他们但凡碰上外国人进入灾区，必须“婉为开导，设法劝阻”

。

灾民们抗拒洋人赈济的情绪同样强烈。

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光旭三年，山东昌乐县灾民“弗受洋赈”

；山东乐安县灾民则“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

。

河南的灾民态度最为决绝，不但不肯接受赈济，还极力宣传西方传教士的“心怀叵测”

。

西方人士曾经在上刊文如此描述：“河南地方饥民大不解事，于教士所分给之银，不肯领取，意谓西教士意在买服人心，诱人入教，故特给我等银钱，慎勿堕其术中。

彼此相戒，竟无一人肯领。

且仿铁泪图之式，造作诸般恶状，谓教士诱人入教，如此虐待。

亦分贴多张，以冀煽惑人心，该省官宪无可如何。”

能够仿照制作宣传画，并广为宣传，这背后必然有知识分子也就是河南本地乡绅士大夫们的参与。

尽管如此，西方传教士仍然多次尝试派人进入河南赈灾，但结果是，当地民众和政府都不允许他们逗留，更不许他们以任何方式涉足当地赈务，并且声称如果他们不离开河南就会有生命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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