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5章

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这一系列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不安，他们深恐中国抗日实力因此而加强，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坚决向欲与日本结盟的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德国人不要支持南京政府的对日备战活动。

当时希特勒上台不久，羽毛未丰，主观上虽然想与日方呼应，但由于在华顾问团属于德国国防军控制，尚未被纳粹集团完全掌握，所以对日方的要求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予以满足。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像法肯豪森这样的德国顾问为何要作出此等表现？

表面看，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大国博弈在中国的土地上日趋激烈、日德两国对华政策发生利益冲突的表现，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复杂一些。

法肯豪森实际上并不代表德国政府，甚至在德国国防军内，他也属于另外一个团体。

这个团体中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人，都具有反希特勒的倾向。

该团体认为德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通过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来阻止日本入侵，从而最终迫使日本在远东转向与苏联抗衡。

他们认为中国资源丰富，难以被征服，因此德国最好能够长期与中国成为可依赖的反苏盟友。

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德国参与和介入中国事务的能力减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就会马上改善，变得更加密切，于德国不利。

而目前日本对中国所施加的所有压力，都在压迫中国倒向苏联，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所以法肯豪森的肺腑之言中，也掺杂了众多的大国利害。

对什么是德国的利益，他的理解与德国国内执政的纳粹集团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1937年11月当他接到柏林方面的电报，要他运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的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

的妥协，法肯豪森却没有照办。

虽然他不得不奉命参加了德国政府的“陶德曼调停”

，企图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

，但作为个人，在应付完德国政府交办的工作后，法肯豪森仍然像以往一样迅速调换姿态，参与到策划怎样组织对日有效的军事抵抗中去了。

他毫不隐晦地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他还有进一步的设想。

1937年12月5日，法肯豪森在其备忘录《简论形势》中写道：“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

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

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

他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说明，日本军队的军事效率并不高，他不相信日本会取得最终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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