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变染乎世情（第6页）

盛唐气象哺育一代淳美的风情，在唐诗中俯拾皆是，读者可自味之：

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

（孟浩然《渡浙江问舟中人》）

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

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

（崔颢《长干曲》）

与君相见即相亲，闻道君家住孟津。

为见行舟试借问，客中时有洛阳人。

（卢象《寄河上段十六》）

“文化大革命”

一窝蜂“评法批儒”

，论者多赞某“法家”

诗人（如李白、李贺）敢于犯上，殊不知“唐人诗无忌讳”

（洪迈语）是普遍现象，乃开明政治之产物。

世守业儒出身的杜甫尚有“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醉时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

（《兵车行》）的牢骚和批评呢。

新中国成立后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也颇受左的思想干扰，因此在唐宋词的领域，例重豪放而轻婉约。

这其实是一种无视历史的偏见。

须知词之为体，本来是伴随音乐而生，成长于歌筵之间的，故从唐五代到北宋，词的内容相对于诗本来就窄，相对的倩丽，词风自以婉约为宗。

别是一家，自有千秋。

吴世昌以为原只有豪放词而无豪放派，就北宋以前而论是完全正确的。

俞平伯以为自南唐以降，风流大降而古意渐失，这对南渡后的词坛特别切合。

这是因为靖康之难根本上改变了国家命运，及文士之个人前途。

民族矛盾空前激烈，和战之争相持不下。

动乱惊破多少舞榭歌台，使得一大部分词人彻底脱离歌筵，转而用这种新的长短句体来抒写心中家国之恨的磊落不平，绝大情怀，造成了一代词风的转变。

此期有成就的词人大多是主战派人士和抗金将领，著者如张元干、张孝祥、李纲、胡铨、岳飞，直到辛弃疾，才蔚然成派（即所谓辛派，亦即豪放派）。

贯穿于他们词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收复中原，统一祖国，表现则气势磅礴，风格遒劲。

但南宋立国稍定，词体又重新回到歌筵，所谓“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

宋末又是格律词人的天下，婉约之风在新的面貌下出现，词的特长才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豪放词的出现，是词史上一个显赫的，然而为期不长的现象，可以说是时代的加惠，是宋词的一个意外发迹。

“文变染乎世情”

，信然。

能从论世的角度去赏析豪放之作，无疑能有更充分的玩味和更准确的评价。

辛词《永遇乐》写道：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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