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8章 清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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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之重建大明（.sh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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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翻过崇祯十六年，来到弘光元年，西北战事失利的消息也传到了北京，多尔衮惊怒交集，下令吴三桂部汉军死守山西，一定要守住这片北京西部的战略缓冲地带。

而直隶中南部的民乱也让多尔衮焦头烂额，开始后悔不听洪承畴之言，贸然施行剃发易服的决策，但后悔也是于事无补，情急之下，也顾不得其他，严令诸路汉军集结，南下消灭民乱。

清军在西线战场先胜后败，先是打得李自成节节败退，使大顺军势力龟缩关中不敢东进，继而千里奔袭洛阳，杀到李自成后方，差点把李自成包了饺子。

大顺军损失惨重，半年内连败十余战，伤亡十余万精锐。

李自成赖以征战四方的大顺军老底子损失的七七八八，虽然明面上大顺军总兵力仍然还有二十万之众，但实际上能征惯战的部队不过四五万人了，几乎全部集中在潼关一线，根本不能组织对清军的反击。

而其余的部队绝大多数都是老弱新兵，没有像样的战斗力，且分散驻守在陕甘各地，实力已经一落千丈。

原本大顺军控制下的洛阳也在短时间内易主，变成新军的战利品。

整个河南，李自成的势力几乎被横扫一空，如今大顺军的地盘只有陕甘一隅及汉中的少部分地区，早已不复年初的盛景。

清军这边也不好过，虽然吴三桂等汉藩一直都是清军中充当炮灰的角色，但这些人都是私下里捞好处的老手，汉军的实际数量早已超过了满蒙八旗的总和。

据朱浩得到的情报分析，仅仅吴三桂部明面上虽然还是四万人编制，实际人数已经接近八万，已经引起了多尔衮的猜疑，但目前清廷正值用人之际，多尔衮也不敢贸然翻脸，其余耿精忠、尚可喜等人也都在暗地里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实力。

而清军一直所依仗的主心骨，满蒙八旗兵再一次遭到惨败，阿济格战死，两万多精锐八旗兵被歼灭，让清廷一下子元气大伤，满八旗兵一下子降到了不到四万人，不但远比汉军人少，还大大少于蒙古八旗，是努尔哈赤时代以来最为危机的时刻。

多尔衮得到的消息，洛阳惨败后，一些蒙古王公开始多次密议，虽然不知道他们什么想法，但多半不是好事。

军事上失利只是一个方面，政治上的失误却是另一个致命的缺陷。

冀中南出现的大规模民乱严重威胁着北京的安危，这是多尔衮政治生涯的一个极大的败笔。

本来冀中南地区位于大平原，多数地方都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这种地势对骑兵作战极为有利，即便有什么战事，只要八旗铁骑一出，便可无往不利，这也是崇祯年间清军多次入关劫掠，在直隶纵横无敌的一个重要原因。

冀中南北靠京师，南部直接与新军势力范围相接，西部是连绵的太行山，东部是黄河，自古以来便是南北交通的战略要地。

因此，无论是多尔衮、洪承畴还是朱浩都将冀中南看作一个极具战略价值的缓冲地带，可以说，冀中南的归属和经营，直接影响明清双方的战争走势。

一旦此地被清军占据，即便新军仗着犀利的火器，也要耗费无数的精力才能通过这片区域。

反过来，如果该地被新军占据并经营妥当，便直接压缩了清廷的战略空间。

可惜多尔衮立足未稳，便急着搞种族压迫，逼得百姓造反，让这片战略要地被朱浩渗透，冀中南的军民依靠南方的支援开展游击战，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战术，尤其是各个农村，百姓在村庄周边挖掘大量陷阱和坑道，部分地方还埋设地雷，将前来镇压的汉军整的苦不堪言，重现后世敌后群众抗击日寇的火爆。

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春，南北对抗已经到了不可避免的地步，清军与新军已无缓冲，成了直接面对面的形势，一场大规模的决战必不可免。

多尔衮心急如焚，内忧外患之下与明军尤其是新军进行决战，极为危险。

因此在正月的第一次朝会上，多尔衮迫不及待的接受了洪承畴提出的五项改革意见。

其一，立即取消剃发易服制度和圈地制度。

严令各地招抚流民，安定生产。

其二，加大火器研制和生产力度，除骑兵外，其余汉军全部装备成火枪兵，加紧制造枪炮，以对抗新军。

其三，提升清廷中汉臣尤其是明朝遗臣的地位，在部分权力上赋予其与满人同等的待遇，以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

并允许其自行举办团练，镇压各地民变。

其四，号召满蒙贵族及清廷内的汉臣捐款捐粮，共同渡过难关。

其五，逼迫小皇帝常舒连下三道罪己诏，收买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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