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九（第6页）

注释《周易》的。

只有剥离掉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学”

，从《周易》文辞之意释文辞之理，才可得见《周易》一书的真思想。

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显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为唐朝太平盛世里做“正义”

之范本，成为教育学子的必读之书（即王弼注，被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做为《周易》正义注本）。

王弼只能回归到传统里，寻找治世的理论。

王弼的“易学”

自然被后世学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学问家的纪昀对王弼“易学”

的评价：“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流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看这“易学”

之说上常犯常识性逻辑错误的说法，纪昀同样开口认为“易本卜筮之书”

，先给《易》一个定性，却与评价王弼的“易学”

之功，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既然认为“易本卜筮之书”

，卜筮是数术，是巫术的一枝，还赞许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

，这是何意呢？已认为《易》是卜筮的，即是筮卜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那么就不要指责“未派浸流于谶纬”

。

上面纪昀对《周易》的说法可是代表清学界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

“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

我们也认为王弼深有功，有功之处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

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

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

到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

而唐朝的学界里也不凡引用《周易》里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这同汉朝里的典章书籍引用《周易》的道理一样。

当然唐朝里筮术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唐末又建构出八字批命术，与八卦纳甲筮术并驾齐驱了，成为中国人知“天命”

又有了一项“法宝”

。

唐朝孔颖达奉旨编《周易正义》是以王弼注《周易》，及王弼注《彖传》、《象传》、《文言》和韩康伯所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蓝本。

孔颖达等人将王韩注合并，然后对《周易》、《易传》以及王韩所注进行疏解，形成了一部庞大的注疏文本来，以此成为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教课书，体现了唐朝一统政治里再次看重儒家经典。

因政治上的需要，恢复传统上的王道思想，而排击汉象数占筮易做为正统思想，这是唐帝国从汉亡及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政治里所吸取的历史经验，又一次认识到先秦儒学对王权统治的必要性。

自唐宋明清更进一步加强对儒学的统治地位，但筮术易，虽不象汉时那样受到皇帝的重视，而后来的帝王们虽不明目张胆的提倡，但帝国也并不排斥，而各种术数、道术并没消弱，反而体系越来越繁杂与庞大。

自唐末宋出建构出的八字命理术数，后来的帝国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迷信于在各种命理、阴阳风水中，自此国人再也无法突破强大的“命理”

文化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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