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桢同志篇传记与自述（第6页）

狱中难友的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夺取武装，暴动出狱”

的冒险主张，有人则消极地提出停止活动，“等刑满出狱后再讲斗争”

。

乔国桢积极协助傅茂公等党组织负责人，做难友们的思想工作。

他利用放风的机会，对那些持冒险主张的同志说:“监狱外边还有高墙，暴动出狱一定会造成严重损失。

我们党员是战斗员，要抓紧一切时机进行合法斗争。”

对个别思想消极的难友，则鼓励他们提高斗争勇气，使党支部制定的监狱斗争任务和策略，得以贯彻落实。

5月30日，政治犯提出改善伙食、去掉脚镣、白天放风、改善医疗条件、允许购书、购报等八项书面要求，催促狱方答复。

中共三监支部提出:这些合法要求如果遭拒绝，就进行绝食斗争，并强调了绝食后的纪律:不许单独复食，不许超出规定范围砸门毁物，不许乱喊乱闹，不许向监狱泄露政治犯内部情况和斗争计划。

接着，党支部通过写密信和亲属探监两条渠道，将狱中斗争计划上报省委，争取社会舆论和各界力量的声援。

6月中旬，狱中难友魏振华因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而逝世。

噩耗传开，同志们异常气愤。

党支部因势利导，一面向狱方要求开追悼会，尽快答应八项要求;一面向难友做思想工作，使全体政治犯认识到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生存下去;并决定绝食一餐，以示哀悼和向狱方示威。

十多天过去了，监狱方面对政治犯的要求拒不答复，监狱党支部遂决定7月2日开始绝食。

乔国桢组织孙振武等同志书写了80多封信，分寄中外通讯社、报馆和部分大学，呼吁社会各界声援第三监狱的绝食斗争。

绝食的第一天，监狱长把一部分政治犯关押在单人牢房，将傅茂公、叶玉文、李运昌、李光汉等20多人转往陆军监狱，妄图用分散转移的办法达到破坏绝食斗争的目的。

党支部要求留在第三监狱各监房的负责人做好难友思想工作，击破敌人的阴谋。

乔国桢利用上厕所、打水等机会，向大家传达支部要求，鼓励大家坚持斗争。

敌人的阴谋被挫败，绝食斗争坚持进行。

第五天，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曾延毅害怕事态扩大，急忙带随从到第三监狱同政治犯谈判，表示答应政治犯提出的八条要求。

乔国桢等提出要派代表到陆军监狱看望傅茂公等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经过争执，乔国桢等终于坐上汽车来到陆军监狱。

傅茂公等听了汇报，认为八项要求警方基本答应，可以复食。

随之，第一次绝食宣告结束。

由于绝食斗争的胜利，政治犯去掉了脚镣，吃到了细粮和蔬菜;白天牢门不关，政治犯可以互访交谈，做操，跑步;家属探望次数增加，报刊、书籍检查放宽。

因傅茂公等仍关押在陆军监狱，三监的中共支部干事会改选，乔国桢任书记，张明远（高子林）、金城、刘慎之（刘振邦）等为干事。

党支部总结了绝食斗争胜利的经验，要求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应付敌人反扑，同时组织文化组和理论组，请老同志讲党的历史，请人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以提高理论水平和斗争能力。

9月初，监狱长更换，敌人果然寻找机会报复。

16日，共产党员张宗信，因患肺病得不到治疗，惨死狱中。

政治犯悲愤交加，推举代表同狱方交涉，要求向死者遗体告别，尽快实现许诺的要求。

狱方竟悍然宣布取消各种待遇，把代表关入单人牢房。

17日晨，牢房门不开，政治犯重新带上脚镣，饮食也恢复到极坏水平。

乔国桢和张明远商议后，决定即日起开始第二次绝食斗争，提出:“反对监狱虐待”

、“恢复被取消的生活待遇”

等要求;同时将这一决定秘密上报省委，并投稿《大公报》，揭露狱方虐待政治犯的罪行。

敌人阴谋败露，被迫于第四天重新打开牢房，送回单独监禁的同志，恢复了上次绝食斗争后得到的各项待遇。

党支部十分重视难友的学习，设立政治理论、文化、外文组，个人根据自己的水平和爱好，选读马列著作，学习文化知识;请懂军事的同志讲解军事常识和作战要领。

乔国桢带领大家做早操，进行简易军事操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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