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玄佛思想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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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儒玄佛思想转移

世皆以汉世儒学盛行，魏、晋以后，玄学、佛学起而代之，其实非是。

此时之儒家，实裂为二派：有思想者，与玄学、佛学合流；无思想者，则仍守其碎义逃难之旧耳。

说见《两晋南北朝史》第二十三章第三节。

玄、佛之学，其道必至于终穷。

何者？人之所求，莫切于养生送死无憾。

斯义也，在古公产之世，本能致之。

其后社会组织变坏，乃至于强陵弱，众暴寡，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

斯时也，先知先觉之士，己饥己溺之徒，自将起而拯之。

然不知社会变化，自有其规律，徒欲率己之意，而借政治之力以行之，遂至反以召乱。

此则自周末以来，儒、法诸家，各建改革之策，而新莽萃而行之之已事也。

自此以降，遂莫敢言革正制度，而欲先移易人心。

此则今所谓观念论者矣，其道必至于终穷，势也。

于是改革之机又肇矣。

隋及唐初，所冀望于儒家者，为化民善俗，以革任法之治。

观隋文帝劝学行礼之诏，唐太宗诏天下行乡饮酒礼，可以知之。

其说已见第一节。

然此时之所谓儒者，则仍是章句之士耳。

即朝廷之所提唱者，亦不外此。

《旧书·本纪》：贞观七年十一月，“颁新定五经”

。

《颜师古传》曰：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缪，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

师古多所厘正。

既成，奏之。

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

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

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

援据详明，皆出意表。

诸儒莫不叹服。

于是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

此所以是正经文也。

《孔颖达传》曰：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

《新传》曰：凡百余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

太宗下诏付国子监施行。

大学博士马嘉运驳之。

诏更令详定。

功竟未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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