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5章 周元关于封建社会的研究（第2页）

可见，西欧封建制度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为关税等原因），而在中国，封建制的确阻碍了经济，但皇权制却是有意扼杀经济的发展。

原因在于，西方的王权在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之后才逐渐加强，使得王权成了社会的公敌；而东方中国的君权在奴隶制度经济还在瓦解中就已经迈出了加强的步伐，这样就抑制了先进经济方式的萌生。

近代以后，资产阶级政治在产生之初，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巩固统治，因而集中皇权成了历史趋向；至于中国，就完全不存在这种问题了。

在根本上动摇封建统治的，就是对其生产关系的破坏，农民起义、资产阶级革命都是旨在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从而改变整个封建制度）的阶级斗争。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力。

最早的资本主义诞生于当时商品经济的发达意大利，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区。

西方社会的发展形态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基本吻合，从奴隶社会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总体上是线性发展的。

中国和西方尽管有所不同，但总体上符合的，封建社会中央与地方，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的解决，在清朝达到顶峰也走向落寞，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于事物发展的观点。

西方社会截止到二十世纪，人与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很突出，阶级斗争推动了社会进步，不过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研究和发现更推动了社会进步。

中国尽管也有阶级差别，但是阶级斗争不突出，而中国在科学研究领域的缺陷，小农经济的稳定性，儒家思想，皇权的集中等等是东西方社会发展速度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

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不突出，但根本上是统治者为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安抚农民保证自己的统治，而事实上，每个走向衰败的王朝都是因为没有正确处理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没有很好维护地主阶级利益。

秦朝之后，中国开始采取郡县制度，所有人地位均等，都是皇帝的臣民，都需要向皇帝交税、徭役，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地主可以用钱来避免徭役，地主和农民地位不可能平等。

由于是私有化，就产生了土地兼并，于是有了地主和佃农的阶级成分。

到了隋唐之后，中国人口大量增加，土地与人口的矛盾才开始突出。

不过太宗的“租庸调”

政策仍属于均田制，按每家人口数量分配土地，这个政策等于消灭了地主阶级。

由于人口普查和土地普查难度很大，唐朝又改变为“两税制度”

，所有赋税都按土地面积收缴，这提高了管理效率，却为后来土地兼并打开缺口。

由于赋税与土地面积成正比，所以地主们依然要依赖于佃农。

比如你的佃租如果过高，佃农们自然流到佃租少的的地方，你的土地就会大量撂荒，而赋税不减，所以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也减少了阶级矛盾，以维护地主阶级统治，这正符合儒学的中庸之道。

封建社会中往往存在相当明显的阶级制度，如中国的宗法制，西欧的教主-国王-领主-爵士制，形成金字塔式的统治架构，但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也是如此完善的，通常领主的爵士不会再对国王效忠，也因此有了一句名言“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

然而这种统治结构能够长期维持下来的，就是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通常以“君上大权”

为骨架，融入一些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思想而汇集成，其中也含有一些优秀的道德价值观，最典型的是中国的“儒家思想”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