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香柚

“大串联”

时期，我从哈尔滨到了成都，住在气象学校，那一年我才十七岁，头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全凭红卫兵袖章做“护身符”

。

我第二天病倒了。

接连多日，和衣裹着一床破棉絮，蜷在铺了一张席子的水泥地的一角发高烧。

高烧初退那天，我睁眼看到一张忧郁而文秀的姑娘的脸。

她正俯视我。

我知道，她就是在我病中服侍过我的人。

又见她戴着红卫兵袖章，愈觉得她可亲。

我说：“谢谢你，大姐。”

看上去她好像比我大两三岁。

一丝悱然的、淡淡的微笑浮现在她的脸上。

她问：“你为什么一个人从大北方串联到大南方来呀？”

我告诉她，我并不想到这里来和什么人串联，我父亲在乐山工作，我几年没见他的面了，想他。

并委托她替我给父亲拍一封电报，要父亲来接我。

隔日，我能挣扎着起身了，她又来看望我，交给了我父亲的回电——写着“速回哈”

三个字。

我失望到顶点，哭了。

她劝慰我：“你应该听从你父亲的话，别叫他替你担心，乐山正武斗，乱极了！”

我这时才发现，她戴的不是红卫兵袖章，是黑纱。

我说：“怎么回去呢？我只剩几毛钱了！”

虽然乘火车是免费的，可千里迢迢，身上总需要带点钱啊！

她沉吟片刻，一只手缓缓地伸进衣兜，掏出五元钱来，惭愧地说：“我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黑五类’。

我父亲刚去世，每月只给我九元生活费，就剩这五元钱了，你收下吧！”

她将钱塞在我手里，拿起笤帚，打扫厕所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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