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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这种主张与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许行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这种主张要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的观点更激进一些，因为杨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仅靠双手劳动维持生活。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
而也许是因为孟子的重视。农家一开始在稷下学宫当中得到很快的发展。
这一点从《管子》当中有着相当编幅的内容可见一斑。
在《管子》当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
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而农家的三个思想观念，在秦朝时期正式影响着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而农家也在当其时进入了巅峰。
秦朝时期的耕战制度，明显就是法家与农家一起联合制定，而被采用的国策。
农家有三个思想方针，可以算是农家的立派基调：
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本商末：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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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只能是一种幻想。根本不可能实现。许行的这种主张与孟子所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许行的价格论反映了当时贫苦农民对商人利用市场高利盘剥，要求调整物价的愿望。这种主张要比杨朱的“为我“、“贵己“而又不“纵欲“、“侵物“的观点更激进一些，因为杨朱是小土地私有者的代表，他们只要求保护其小私有者的财产；而许行则代表贫苦农民的利益，他们一无所有或者有也不多。仅靠双手劳动维持生活。
许行有弟子几十人，他们生活极为简朴。穿着普通的粗布衣服，靠打草鞋、编席子为生。他们没有土地，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们从楚国来到滕国，不是追求高官厚禄，而是希望得到一块土地、一间房子，以便定居下来从事耕种。许行的主张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以至使儒家的门徒陈相及其弟陈辛也抛弃儒家而拜许行为师。从孟子对许行的大肆攻击也可以看出，许行代表着当时一股相当大的社会势力，所以引起孟子的如此重视。
……
而也许是因为孟子的重视。农家一开始在稷下学宫当中得到很快的发展。
这一点从《管子》当中有着相当编幅的内容可见一斑。
在《管子》当中，《地员》一篇就是农家的著作，而《牧民》《权修》《五辅》《八观》等篇重点记述了农家思想。
由于当时的平民绝大多数都从事农耕，所以“重农”就是“重民”，重农倾向必然会发展为民本思想。《管子》中有关农家的内容着重体现着农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农家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环。
而农家的三个思想观念，在秦朝时期正式影响着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而农家也在当其时进入了巅峰。
秦朝时期的耕战制度，明显就是法家与农家一起联合制定，而被采用的国策。
农家有三个思想方针，可以算是农家的立派基调：
顺民心，忠爱民：
农家看到，民心是不可违背的。“顺民心”是一切统治的基础，贤明的统治者能够顺应民心，以民心向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管子?牧民篇》提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由此可见，农家通过“民心”这个概念，初步感觉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比儒家的民本主义还要进了一步。
“忠爱民”是统治天下的基本方式，农家看到从事耕种的农民的辛苦，要求统治者要体恤百姓疾苦，不可巧取豪夺。《管子?权修篇》提出“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要求统治者要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可巧取豪夺，不能对百姓剥削太重，也就是要减轻赋税，轻徭薄役；同时要注意节约，不能穷奢极欲。这里虽然已经改变了许行的人人平等劳动的主张，但这样的改变无疑是统治者更易接受的。
修饥谨，救灾荒：
在《管子》一书中，农家还非常关注农业灾害问题，提出“修饥谨，救灾荒”。农家将水灾、旱灾、风雾雪霜、疾病、虫灾合称为“五害”，认为“五害”是危害百姓生活和生产的重大灾害，因此，一个贤明的统治者要想巩固自己的统治，当务之急在于扫除“五害”，只有解决了这些灾害问题，解除百姓的痛苦，百姓才会服从统治。在《管子》的作者看来，水灾是最危险的自然灾害，尤应引起统治者的重视。这样，灾害意识就成为农家民本主义的重要构成部分。
农本商末：
“农本商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得到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先秦农家力主“农本商末”，推动统治者确立这项基本国策，并促进社会认同这一价值观念。农家认定，农业是一切财富的基础和来源，一个国家要想安定富足，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而商业则是破坏和损耗社会财富的根源。商人不会创造财富，只不过是拿别人的产品，买贱卖贵，从中渔利，同时，商人还要吃饭和穿衣，要大量消费农民生产的粮食和布帛。不仅如此，农民劳动多而收获少，商人却付出少而收获多，这种反差和对比会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流失。
首先，农业是保障百姓生存的基本手段。国家以百姓为根，百姓以谷为命。如果百姓无谷，国家就会失去根基，因此，必须将发展农业生产摆在重要的位置。而珠、玉、金、银之类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衣穿，对于处于饥寒之中的百姓来说毫无价值。
其次，农家认为，强大的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根本保障。在先秦时期，对军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足的军粮和稳定的兵源，而这两项都需要通过发展农业来提供。
再次，农家认为，农业是道德教化的前提和保证。劝民务农，会使百姓民风淳朴，也就容易供统治者利用和役使；劝民务农还会使百姓举止持重，减少结党营私、图谋造反的机会，将老百姓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随意迁徙，从而保证政令的推行，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
农家主张重农抑商，并不是否定工商活动存在的价值，而是要求从国家意志的高度来缩小和控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会成为农事活动的障碍。
在包罗万象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也有不少阐述农家思想和农业技术的篇章。其中，作者提出了统一度量衡，以避免商业投机行为。具体做法是，在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两个月，由国家统一组织人力划齐度量单位，统一衡称，平整量器，修正溉具。这也开了秦朝“车同轨、书同文”的先河，与许行的主张相比又是一个进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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