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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攘攘人多。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妆〔哈〕。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面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元代剧场文献，连看勾栏的价格也都记载出来了。这种勾栏一定是一种永久性质的建筑，专为演剧而用的。演剧的班子虽不是固定的一个，勾栏却是固定的。宋代已有勾栏，但其规模却没有那末伟大，结构也没有那末复杂。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勾栏压》一则，记载松江勾栏塌倒的情形，也足供我们的参考。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纡之，劝入勾栏睹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呕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成，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
勾栏的棚屋会拉然有声，可见其建筑决非最近之事。又压死人之多，可见其建筑的材料一定是很笨重的。又“鼓鸣则入”云云，与杜善夫的“不住的擂鼓筛锣”云云，皆可见当时的勾栏也与今日的旧式剧场，在开演之前，必定要“擂鼓筛锣”以招致听众的。元无名氏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叙述伶人生活更为详尽。
净云）俺两个，一个是王把色，一个是李薄头，俺哥哥是蓝采和。俺在这梁园棚内勾栏里做场。这个是俺嫂嫂。俺先去勾栏里收拾去。开了这勾栏棚门，看有什么人来。（钟离上）贫道按落云头，直至下方梁园棚内勾栏里走一遭，可早来到也。（做见乐床科。净）这个先生，你去那神楼上或腰棚上看去。这里是妇人做排场的，不是你坐处。（钟离）你那许坚末尼在家么？（净）老师父，略等一等便来也。……（正末上）小可人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浑家是喜千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妇儿蓝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两姨兄弟是李薄头。俺在这梁园棚勾栏里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两个兄弟先收拾去了。这早晚好勾栏里去。想俺做场的，非同容易也呵！
〔仙吕点绛唇〕俺将这古本相传，路岐体面，习行院打诨通禅，穷薄艺，知深浅。〔混江龙〕试看我行针步线，俺在这梁园城一交却又早二十年。常则是与人方便，会客周全。做一段有憎爱，劝贤孝，新院本，觅几文济饥寒，得温暖，养家钱。俺这里不比别州县。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来到这勾栏里也。兄弟有看的人么？好时候也，上紧收拾。……
这又可见当时的演剧团，是以一个“末尼”为主人翁，或班长的。剧场上之以“末”为主体，大约便是此故。这时的演剧团，大抵是一门亲串组织成功的。所以班中的各个脚色，不是“许坚末尼”的妻、子、媳妇，便是他的“姑舅兄弟”、“两姨兄弟”。这也是可使我们注意的一点。
朱有燉的《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剧本叙述另一种乐团的组织，亦颇为详尽。
外云）自家姓刘，是这汴梁乐人院里一个出名的末尼。年小时子弟每见我唱得好，与了个乐名，唤做鸣高。如今年老了。有我婆婆，当着这穷家缘过活。有个女孩儿，年长一十八岁，名是腊儿，四般乐器皆能。酒席上老先生每见孩儿能弹快唱，与了孩儿一个名字，唤做盼春。……（贴净云）尊兄，今此女子，不比其他之妓，十分能弹能唱，记得有五六十个杂剧。（净云）小子爱看的是杂剧。（做放砌末了云）今放十疋细布在此，请大姐一度新声。
这可见当时的演唱杂剧或传奇者，不尽为旅行的或固定的纯粹的演剧团体。有时，娼妓之家也负演唱戏剧的义务，有如今日日本之艺妓。这在上面所引《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的一段里也可以见到。在那里，旅行剧团里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应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写的这个杂剧里，则演唱戏剧者明白的为一个妓女。又，《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说的，“砌末”可以随身带去；这个《香囊怨》里，又叙述“砌末”可以顿时“放”了。是这种杂剧一类的戏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么舞台或“勾栏”一类的特备的场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带了砌末去；也可以顿时在妓院中演唱着，只要“放”了砌末。因为演剧团体与“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后来往往即以“勾栏”为妓院。钟嗣成《录鬼簿》载赵文敬以下数人，皆是教坊中人：
赵文敬??彰德人，教坊色长；
张国宾??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
红字李二??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李郎??刘耍和婿。
钟嗣成置他们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并没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红字李二也和马致远、李时中诸人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一剧，致远等并不以为嫌。是足见当时“教坊”中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并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谱》则述赵子昂语，斥张国宾诸人之作为“绿巾词”，根本上看不起他们。《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而于著录诸家著作之末，又别列一类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熏人欲呕的士大夫气息乃出之于王族才人的笔下，而一般文人们却是并不执持着这种见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会八仙庆寿》一剧，其中所叙述的当时剧坛情形，也可供我们研究。底下叙的又是蓝采和的事。当采和出场时，一群孩儿们跟在他后边：
众徕扯蓝云）兀的开着勾栏哩！老官人，你去做个院本我每看一看。（蓝云）我不去，我不去。（众徕云）怎地不去？（蓝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栏里发科，怎禁那戏房里撅丁每絮聒。（众徕云）他絮聒些甚的？（蓝唱）他敢道搀了他衣食待怎么！（众徕云）不去发科，只拴一个焰爨也罢。（蓝唱）你教我拴一个新焰爨。（众徕云）替那鼓弄每开呵些也好。（蓝唱）你教我打一个硬开呵，着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作者使我们明白：在勾栏里，所演的并不止正宗演剧的“发科”的一种；更有“拴一个焰爨”及“替那鼓弄每开呵”云云的种种的简短的演奏之举。我们虽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谓“拴焰爨”、“打开呵”的意义，但可知他们当是一种短剧或串插的表演，如说笑话，谈人情之类，并非正式的演唱。这也可知在当时的勾栏里所表演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未必便只是纯粹的戏剧一种。
元代的勾栏（即戏园或剧场），既是那末样的发达，于是新剧本的需要，遂大为迫切。旧剧或“戏文”的翻本，都使观众容易生厌，于是剧团的主人们遂不得不设法去搜罗新的剧本，以应这种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会作剧的，像张国宾之类。但所作究竟不多。于是不得不求之于学士大夫。当这时，学士大夫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当一部剧本脱稿，不久便可见之于红氍毹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宛转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说唱出来。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所虚构的布局，也逐渐的展放于观众之前；或为之笑，或为之叹，或为之奋然而怒发，或为之凄然而泪下。这样的一种可感动的境界，是从前的文人学士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是在解决著作家本身的生活问题以外的又一种更伟大的收获。于是有天才的诗人们便都放弃了诗古文词的熟套，而从事于这一种崭新的文体——杂剧。
像这样改途易辙的天才的诗人们，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诸人。关、王之后，作者更仆难数。他们所著作的剧本都不以一二计。关氏所作，多至六十余本。王氏所作虽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厢》作四本计）。马致远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朴则有十七本。其余郑光祖有十九本，乔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郑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诸人所作，也各在十种以上。这都可见当时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确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实又往往是无能称述的。《录鬼簿》虽记载较详，亦仅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作家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大多数的“前辈名公”却只是极简略的说及名字里居而已。除了几个比较有声望的作者以外，其余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们，或竟是民间的文士，所谓“书会先生”者流的是。
说到“书会先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当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还在为庙堂之上的人创作着，为皇室贵家歌颂着，为他们自己及交游们鼓吹诉愿着时，便已有一大批为人民所喜爱的无名文人们，在暗地里活跃着。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文苑传》、《儒林传》的，他们的作品，不会上《艺文志》、《经籍志》的。但他们在民间，却有极雄厚的隐伏的势力。他们的作品，是真实的“大众化”，读者们是不可计量的伙多。他们每是各个新文体的先锋。但他们却是无名的，不知从多少年代以来，那些民间的无名文人都直是处在这样可悲叹的情形之下。到了这一个“变态”的社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局面里，他们乃突然的为世人所注意。他们的天才，乃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而他们的自身也便挤入于文人学士们之林。虽然仍有多数的书会先生们是没世无名，但至少总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学士们所选拣出来的了。
书会先生乃是民间的文人们的称号之一。大约他们的称号是随了“书场”与“勾栏”的发达而来的。他们最初出现的时代是宋（确切一点的说，大约是南宋）。而全盛的时代，便是那个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都呈现着异态的时代——元。
书会先生们写着小说，也创作着剧本。在我们仅可见到的元代戏文的三种里，有两种是这样的题着的：
小孙屠??古杭书会编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门子弟错立身??古杭才人新编（同上）
所谓“古杭书会编撰”云云，大约指的便是书会先生所编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这“才人”虽不说明是“书会先生”，一定也是他们的一流。《简帖和尚》的最后，有一段话道：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张协状元戏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开场亦有：
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云云。书会先生们在当时文坛上，一定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谓“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话本”中亦每说及。他们每云这是京师老郎们流传下来的，或是老郎们见了，为作什么云云。大约老郎们也便是书会先生们的别称。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陈案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集翠裘二十卷??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刺、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四
元代以后，便来了一个汉人“恢复中原”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压迫己经除去，在实际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压手段，却似更有甚于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较前更为困苦。中国重复成了一个“闭关”的时代。再者，蒙古人全师北退，并未受到大创。从前所掳劫的财宝，大约都不曾遗落下来。所以汉族在经济上是远比不上前一个时代的富裕。又，久经丧乱之后，人民的元气未复。在文化上，只可以说是较前坠落，不能说是进步。所以文化事业，差不多全是承袭了前代的残余。几个重要的诗人，若刘基、杨维桢，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文坛的风气，依然是元末的式样。特别是戏剧与小说，可以说，完全不曾变过什么样子。全盘的格律声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乐以后，方才略见有个性的发展。但仔细的看来，在正德、嘉靖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风尚，仍是变动得并不太大。
说到政治上的高压，那是更有甚于不知汉事的蒙古人的。几次政治上的大屠杀，若蓝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谈之，犹为色变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厌乱”，一方面是原是继承着前代的强悍的统治的，所以任何无理性的政令也都无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调查户口的一道谕旨：
十八世真一领圣谕颁给户部勘合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从万历刊本《朱氏家谱》上钞录下来的。当时这个“户帖”是交给朱真一收执的。“我这大军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这是如何横暴的检点与调查，我们是不难想象得之的。“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这种雷厉风行的调查户口的方法，据说还曾沿袭下去很久。
这还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过”的人们的处罚。我们且看他们是如何的处罚方法：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一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扎?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靴，里儿与靴?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扎?，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一榜，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千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课顿挫好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顾起元：《客座脞语》。）
逍??遥??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记，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同前）
在这样可怕的绝无理性的高压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动的。士气的消沉，旷古未有。继于高启、方孝孺诸悲剧之后，文人们益发不敢放言高论。他们只好仍然陷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时代的浅薄的悲观论。在这时代，表现于“民间文学”——即剧曲与散曲——之中的，当然仍是前代的彩色与内景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恰好蒙古族虽已被驱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剧，仍然盛极一时。文学的素质与外形，皆不曾有了什么大变动。即正统派的诗词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兴百年间，其实与元代的一个世纪，是难于分析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学是勃兴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泼与精力充沛的现象。但到了这个时代，却像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了。百十年间，文坛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横暴的，但对于时代的文学的流行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比之元人更为横暴的朱氏的政府，却用了更为恶辣的手段——这于上文所引诸文告中，可见一斑——，干涉民间的文化事业，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也实在因为戏曲的盛极之后，难以为继。蒙古大帝国的覆亡，中国民间的经济能力，也随之而大为衰退。国门依旧地人为地封锁起来了。外国人也几乎全部退出国境以外了，国际贸易也几乎是等于零。有了此种种原因，光芒万丈的剧坛遂渐渐的消沉了下去。
当时剧坛之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没落者，亏得是有几位好文的藩王，若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由燉等，为之支撑于其间耳。而永乐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戏剧家们的东道主。正如汉初的中国文化，有赖于淮南王刘安以及梁孝王诸人的扶持一样。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坛方才渐渐的有了生气起来。但文坛的趋势，却已是变更了一个方向。它不复墨守着中世纪的家法，而开始走入近代纪的时代中的了。
正打街头过。见吊个花碌碌纸榜，不似那答儿闹攘攘人多。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说道前截儿院本《调风月》，背后幺末敷演《刘耍和》。高声叫赶散易得难得妆〔哈〕。要了二百钱放过咱。入得门上个木坡，层层叠叠团圆坐。抬头觑是个钟楼模样，往下觑却是人旋窝。见几个妇女面台儿上坐。又不是迎神赛社，不住的擂鼓筛锣。……
这是最可靠的一段元代剧场文献，连看勾栏的价格也都记载出来了。这种勾栏一定是一种永久性质的建筑，专为演剧而用的。演剧的班子虽不是固定的一个，勾栏却是固定的。宋代已有勾栏，但其规模却没有那末伟大，结构也没有那末复杂。陶宗仪的《辍耕录》中有《勾栏压》一则，记载松江勾栏塌倒的情形，也足供我们的参考。
至元壬寅夏，松江府前勾栏邻居顾百一者，一夕梦摄入城隍庙中。同被摄者约四十余人，一皆责状画字。时有沈氏子，以搏银为业，亦梦与顾同，郁郁不乐。家人无以纡之，劝入勾栏睹排戏。独顾以宵梦匪贞，不敢出门。有女官奴，习呕唱，每闻勾栏鼓鸣则入。是日，入未成，棚屋拉然有声。众惊散。既而无恙，复集焉。不移时棚阽压。顾走入抱其女，不谓女已出矣。遂毙于颠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
勾栏的棚屋会拉然有声，可见其建筑决非最近之事。又压死人之多，可见其建筑的材料一定是很笨重的。又“鼓鸣则入”云云，与杜善夫的“不住的擂鼓筛锣”云云，皆可见当时的勾栏也与今日的旧式剧场，在开演之前，必定要“擂鼓筛锣”以招致听众的。元无名氏杂剧《汉钟离度脱蓝采和》叙述伶人生活更为详尽。
净云）俺两个，一个是王把色，一个是李薄头，俺哥哥是蓝采和。俺在这梁园棚内勾栏里做场。这个是俺嫂嫂。俺先去勾栏里收拾去。开了这勾栏棚门，看有什么人来。（钟离上）贫道按落云头，直至下方梁园棚内勾栏里走一遭，可早来到也。（做见乐床科。净）这个先生，你去那神楼上或腰棚上看去。这里是妇人做排场的，不是你坐处。（钟离）你那许坚末尼在家么？（净）老师父，略等一等便来也。……（正末上）小可人姓许名坚，乐名蓝采和。浑家是喜千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妇儿蓝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两姨兄弟是李薄头。俺在这梁园棚勾栏里做场，昨日贴出花招儿去。两个兄弟先收拾去了。这早晚好勾栏里去。想俺做场的，非同容易也呵！
〔仙吕点绛唇〕俺将这古本相传，路岐体面，习行院打诨通禅，穷薄艺，知深浅。〔混江龙〕试看我行针步线，俺在这梁园城一交却又早二十年。常则是与人方便，会客周全。做一段有憎爱，劝贤孝，新院本，觅几文济饥寒，得温暖，养家钱。俺这里不比别州县。学这几分薄艺，胜似千顷良田。来到这勾栏里也。兄弟有看的人么？好时候也，上紧收拾。……
这又可见当时的演剧团，是以一个“末尼”为主人翁，或班长的。剧场上之以“末”为主体，大约便是此故。这时的演剧团，大抵是一门亲串组织成功的。所以班中的各个脚色，不是“许坚末尼”的妻、子、媳妇，便是他的“姑舅兄弟”、“两姨兄弟”。这也是可使我们注意的一点。
朱有燉的《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剧本叙述另一种乐团的组织，亦颇为详尽。
外云）自家姓刘，是这汴梁乐人院里一个出名的末尼。年小时子弟每见我唱得好，与了个乐名，唤做鸣高。如今年老了。有我婆婆，当着这穷家缘过活。有个女孩儿，年长一十八岁，名是腊儿，四般乐器皆能。酒席上老先生每见孩儿能弹快唱，与了孩儿一个名字，唤做盼春。……（贴净云）尊兄，今此女子，不比其他之妓，十分能弹能唱，记得有五六十个杂剧。（净云）小子爱看的是杂剧。（做放砌末了云）今放十疋细布在此，请大姐一度新声。
这可见当时的演唱杂剧或传奇者，不尽为旅行的或固定的纯粹的演剧团体。有时，娼妓之家也负演唱戏剧的义务，有如今日日本之艺妓。这在上面所引《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中的一段里也可以见到。在那里，旅行剧团里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应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写的这个杂剧里，则演唱戏剧者明白的为一个妓女。又，《宦门子弟错立身》戏文里说的，“砌末”可以随身带去；这个《香囊怨》里，又叙述“砌末”可以顿时“放”了。是这种杂剧一类的戏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么舞台或“勾栏”一类的特备的场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只要带了砌末去；也可以顿时在妓院中演唱着，只要“放”了砌末。因为演剧团体与“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后来往往即以“勾栏”为妓院。钟嗣成《录鬼簿》载赵文敬以下数人，皆是教坊中人：
赵文敬??彰德人，教坊色长；
张国宾??大都人，即喜时营教坊勾管；
红字李二??京兆人，教坊刘耍和婿；
李郎??刘耍和婿。
钟嗣成置他们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之列，并没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红字李二也和马致远、李时中诸人合作《开坛阐教黄粱梦》一剧，致远等并不以为嫌。是足见当时“教坊”中人，其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并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谱》则述赵子昂语，斥张国宾诸人之作为“绿巾词”，根本上看不起他们。《正音谱》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也。”而于著录诸家著作之末，又别列一类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赵先生曰：‘娼夫之词，名曰绿巾词。其词虽有切者，亦不可以乐府称也。’故入于娼夫之列。”熏人欲呕的士大夫气息乃出之于王族才人的笔下，而一般文人们却是并不执持着这种见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会八仙庆寿》一剧，其中所叙述的当时剧坛情形，也可供我们研究。底下叙的又是蓝采和的事。当采和出场时，一群孩儿们跟在他后边：
众徕扯蓝云）兀的开着勾栏哩！老官人，你去做个院本我每看一看。（蓝云）我不去，我不去。（众徕云）怎地不去？（蓝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栏里发科，怎禁那戏房里撅丁每絮聒。（众徕云）他絮聒些甚的？（蓝唱）他敢道搀了他衣食待怎么！（众徕云）不去发科，只拴一个焰爨也罢。（蓝唱）你教我拴一个新焰爨。（众徕云）替那鼓弄每开呵些也好。（蓝唱）你教我打一个硬开呵，着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这短短的一段里，作者使我们明白：在勾栏里，所演的并不止正宗演剧的“发科”的一种；更有“拴一个焰爨”及“替那鼓弄每开呵”云云的种种的简短的演奏之举。我们虽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谓“拴焰爨”、“打开呵”的意义，但可知他们当是一种短剧或串插的表演，如说笑话，谈人情之类，并非正式的演唱。这也可知在当时的勾栏里所表演的东西是很复杂的，未必便只是纯粹的戏剧一种。
元代的勾栏（即戏园或剧场），既是那末样的发达，于是新剧本的需要，遂大为迫切。旧剧或“戏文”的翻本，都使观众容易生厌，于是剧团的主人们遂不得不设法去搜罗新的剧本，以应这种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会作剧的，像张国宾之类。但所作究竟不多。于是不得不求之于学士大夫。当这时，学士大夫们正有“怀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这个新兴的文体，以恣自己的笔锋的挥写。当一部剧本脱稿，不久便可见之于红氍毹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宛转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说唱出来。他们所创造的人物，所虚构的布局，也逐渐的展放于观众之前；或为之笑，或为之叹，或为之奋然而怒发，或为之凄然而泪下。这样的一种可感动的境界，是从前的文人学士们所从来不曾经历过的。这是在解决著作家本身的生活问题以外的又一种更伟大的收获。于是有天才的诗人们便都放弃了诗古文词的熟套，而从事于这一种崭新的文体——杂剧。
像这样改途易辙的天才的诗人们，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关汉卿、王实甫、白朴诸人。关、王之后，作者更仆难数。他们所著作的剧本都不以一二计。关氏所作，多至六十余本。王氏所作虽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厢》作四本计）。马致远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朴则有十七本。其余郑光祖有十九本，乔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郑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吴昌龄、武汉臣、李寿卿、尚仲贤、石君宝诸人所作，也各在十种以上。这都可见当时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确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实又往往是无能称述的。《录鬼簿》虽记载较详，亦仅对于与他同时代的数十作家有较详细的叙述。其他大多数的“前辈名公”却只是极简略的说及名字里居而已。除了几个比较有声望的作者以外，其余的重要作家，大都只是“浮沉下僚”的不得志的文人学士们，或竟是民间的文士，所谓“书会先生”者流的是。
说到“书会先生”，我们知道，他们的来历是很古远的。当大多数的文人学士们还在为庙堂之上的人创作着，为皇室贵家歌颂着，为他们自己及交游们鼓吹诉愿着时，便已有一大批为人民所喜爱的无名文人们，在暗地里活跃着。他们的名字，不会上《文苑传》、《儒林传》的，他们的作品，不会上《艺文志》、《经籍志》的。但他们在民间，却有极雄厚的隐伏的势力。他们的作品，是真实的“大众化”，读者们是不可计量的伙多。他们每是各个新文体的先锋。但他们却是无名的，不知从多少年代以来，那些民间的无名文人都直是处在这样可悲叹的情形之下。到了这一个“变态”的社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的局面里，他们乃突然的为世人所注意。他们的天才，乃开始为文人学士们所注意。而他们的自身也便挤入于文人学士们之林。虽然仍有多数的书会先生们是没世无名，但至少总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学士们所选拣出来的了。
书会先生乃是民间的文人们的称号之一。大约他们的称号是随了“书场”与“勾栏”的发达而来的。他们最初出现的时代是宋（确切一点的说，大约是南宋）。而全盛的时代，便是那个中国政治、经济的生活都呈现着异态的时代——元。
书会先生们写着小说，也创作着剧本。在我们仅可见到的元代戏文的三种里，有两种是这样的题着的：
小孙屠??古杭书会编撰（《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门子弟错立身??古杭才人新编（同上）
所谓“古杭书会编撰”云云，大约指的便是书会先生所编撰的了。“古杭才人”云云，这“才人”虽不说明是“书会先生”，一定也是他们的一流。《简帖和尚》的最后，有一段话道：
当日推出这和尚来。一个书会先生看见，就法场上做了一只曲儿，唤做《南乡子》。
《张协状元戏文》（《永乐大典》卷之一万三千九百九十一）的开场亦有：
状元张叶传，前回曾演，汝辈搬成。这番书会，要夺魁名，占断东瓯盛事。
云云。书会先生们在当时文坛上，一定是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谓“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话本”中亦每说及。他们每云这是京师老郎们流传下来的，或是老郎们见了，为作什么云云。大约老郎们也便是书会先生们的别称。
元代的经济情形，既是十分的异态的发展，于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会情形，也便跟之而来。“钞票”也实行使用了；而著作家们及出版家们便也发生了版权的问题。在这时以前书坊刻书虽不在少数，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似未曾发生过。到了这时，却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个问题。最好的一个例子，便存在于元至顺二年刊本的《古今韵会举要》的序末。这乃是刻书者的一个广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要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
后学??陈案谨白
这与今日的“此书有著作权，如有翻刻，千里必究”云云的广告，其作用是没有两样的。著作权的问题，至此而始发生，这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尽管不知汉字的蒙古人掌握着军国的大权，但汉籍的流行，却仍是甚为流行的。科举虽不举办，或虽举办而有名无实，然一般的书籍，却仍然甚为流行。
为了并不预备给考选人之用，因此，流行的书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实用一方面的。这可以分作好几层来说。第一，因为戏剧、音乐、词曲的发达，因此，韵书的编纂，也适应了这个特殊的需要而大为发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韵》以外，韵书的数量是很不在少的：
《经史字源》（张子敬）、《学童识字》（楼有成）、《经史正音切韵指南》一卷（刘鉴）、《韵史》三百卷（陈仁子）、《韵海》（陈元吉）、《正字韵纲》四卷（魏温甫）、《类韵》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黄公绍、熊忠）、《韵府群玉》二十卷（阴时夫）、《韵府群玉掇遗》十卷（钱全衮）、《押韵渊海》二十卷（严毅）、《韵书群玉》（盛舆）、《韵原》六十卷（蒋小晦）、《免疑字韵》四卷（李士濂）、《集韵》（竹川上人）、《叶韵补疑》一卷（何中）、《韵书》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应必备一类的书，也一时出现了不少。这一类的书籍是每个家庭中，粗识文字的人们所必备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广的：
事文类聚翰墨全书一百四十五卷后集六十二卷??刘应孝编
万宝事山二十卷??钱谱编
经史事类书泽三十卷??张谅编
群书钩元十二卷??高耻传编
竹素钩元三十卷??俞希鲁编
小学日记故事十卷??虞韶编
经子类训二十卷??集翠裘二十卷??均白珽编
居家必用事类十卷??（或云熊宗立撰）
破万总录一千卷??唐怀德编
艺圃搜奇二十册??陈世隆编
古今事文类聚新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富大用编
其他医学、占卜诸书也大为发达，原因也为的是实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类聚》诸书，宋时已有，却至元而大为流行。
其他民间流行的剧本、话本、讲史、词曲之类，其付之刷印者无虑千百种。到了今日，他们散失虽多（薄册之小说、戏曲，最易散失），却仍有一部分可以见到。这使我们可以想象得出，当时流行读物的面目如何。
我们知道，外国人及外国文学的势力，在元代是很伟巨的。有许多的外来辞语及外来故事，在这时都融注于汉文之中。更有许多外来的思想，也乘机输入。——特别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带的事物文化，被我们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时，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也大为西域诸国所接受。到中国来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国化的。也有许多的中国故事，在这时是变成了波斯诸国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够写汉文学的西域人，有以下诸人。贯酸斋（名云石）的散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师姚隧，故又善古文。杨朝英著名的曲选《太平乐府》便有贯氏的序言。又有马元皋、琐非复初、不忽麻、阿鲁威、沙正卿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则马祖常、余阙数人最为有名。诗人则有萨都刺、丁鹤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称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传》十卷，亦为用力甚深的传世之书。（详见陈垣氏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上第四，文学篇，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元时外国的汉文学者虽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为最占多数。）
四
元代以后，便来了一个汉人“恢复中原”的时代。这个时代，虽然表面上蒙古族的压迫己经除去，在实际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压手段，却似更有甚于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较前更为困苦。中国重复成了一个“闭关”的时代。再者，蒙古人全师北退，并未受到大创。从前所掳劫的财宝，大约都不曾遗落下来。所以汉族在经济上是远比不上前一个时代的富裕。又，久经丧乱之后，人民的元气未复。在文化上，只可以说是较前坠落，不能说是进步。所以文化事业，差不多全是承袭了前代的残余。几个重要的诗人，若刘基、杨维桢，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遗留下来的人物。文坛的风气，依然是元末的式样。特别是戏剧与小说，可以说，完全不曾变过什么样子。全盘的格律声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乐以后，方才略见有个性的发展。但仔细的看来，在正德、嘉靖之前，我们可以说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风尚，仍是变动得并不太大。
说到政治上的高压，那是更有甚于不知汉事的蒙古人的。几次政治上的大屠杀，若蓝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谈之，犹为色变股栗。一方面是“人心厌乱”，一方面是原是继承着前代的强悍的统治的，所以任何无理性的政令也都无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面调查户口的一道谕旨：
十八世真一领圣谕颁给户部勘合
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户口不明白俚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写着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着，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这是从万历刊本《朱氏家谱》上钞录下来的。当时这个“户帖”是交给朱真一收执的。“我这大军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口、比勘合”，这是如何横暴的检点与调查，我们是不难想象得之的。“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在这样的严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这种雷厉风行的调查户口的方法，据说还曾沿袭下去很久。
这还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过”的人们的处罚。我们且看他们是如何的处罚方法：
国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礼部榜文一款内使一剃搭头。官民之家，儿童剃留一搭头者阉割，全家发边远充军。剃头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约，不许将太祖圣孙龙孙黄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以为名字称呼。一医人止许称医士，医人，医者，不许称太医，大夫，郎中。梳头人止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官员之家火者，止许称阍者，不许称太监。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为奸顽乱法事，节次据五城兵马司拿送到犯人颜锁住等，故将原定皮扎?样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靴，里儿与靴?一般长，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卖与人，仍前自便，于饮酒宿娼行走摇摆，该司送问罪名。本部切详，先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贵贱，所以朝廷命礼部出榜晓谕军民商贾技艺官下家人火者，并不许穿靴，止许穿皮扎?，违者处以极刑。此等靴样传于外，必致制度紊乱，宜加显戮。奉旨：这等乱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门首枭令了。全家迁入云南。一榜，永乐元年七月初一日：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千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此等事，国初法度之严如此，祖训所课顿挫好顽者，后一切遵行律诰，汤网恢恢矣。（顾起元：《客座脞语》。）
逍??遥??牢
俗传淮清桥北有逍遥楼，太祖所建，以处游惰子弟者。按陈太史维桢录记，太祖恶游于博塞之民。凡有不务本逐末博弈局戏者，皆捕之禁锢于其所，名逍遥牢。（同前）
在这样可怕的绝无理性的高压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动的。士气的消沉，旷古未有。继于高启、方孝孺诸悲剧之后，文人们益发不敢放言高论。他们只好仍然陷溺于声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时代的浅薄的悲观论。在这时代，表现于“民间文学”——即剧曲与散曲——之中的，当然仍是前代的彩色与内景一点也没有什么变动。恰好蒙古族虽已被驱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剧，仍然盛极一时。文学的素质与外形，皆不曾有了什么大变动。即正统派的诗词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兴百年间，其实与元代的一个世纪，是难于分析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学是勃兴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泼与精力充沛的现象。但到了这个时代，却像是“强弩之末，不足以穿鲁缟”了。百十年间，文坛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横暴的，但对于时代的文学的流行却采取了放任的态度。比之元人更为横暴的朱氏的政府，却用了更为恶辣的手段——这于上文所引诸文告中，可见一斑——，干涉民间的文化事业，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也实在因为戏曲的盛极之后，难以为继。蒙古大帝国的覆亡，中国民间的经济能力，也随之而大为衰退。国门依旧地人为地封锁起来了。外国人也几乎全部退出国境以外了，国际贸易也几乎是等于零。有了此种种原因，光芒万丈的剧坛遂渐渐的消沉了下去。
当时剧坛之所以尚不至于完全没落者，亏得是有几位好文的藩王，若宁献王朱权、周宪王朱由燉等，为之支撑于其间耳。而永乐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戏剧家们的东道主。正如汉初的中国文化，有赖于淮南王刘安以及梁孝王诸人的扶持一样。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坛方才渐渐的有了生气起来。但文坛的趋势，却已是变更了一个方向。它不复墨守着中世纪的家法，而开始走入近代纪的时代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