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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
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
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
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
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
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
但晚唐却没有齐桓、晋文这样的诸侯，皇帝不仅受制于潘镇，而且受制于太监（这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唐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与它所具备的国力极不相当，也与后世对它的赞美极不相称。直到今天，大多数人一直认为唐代是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时期，甚至是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人们普遍的证据是将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唐诗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水准来概括唐代对中国文化贡献的全部。
以盛唐时期的国力，唐代应该担当文化建设并将其推向华夏文明巅峰的使命。然而，与人们传统观点相反的是，唐代文化不仅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峰，而且前不如战国、汉代，后不比宋代，甚至不如明代。作为一种普世价值，文化建设可分为三个层面：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制度与人事；学术与学术环境。其中，最核心的是哲学与价值，道德与伦理。它的确立与取向决定了其它两个层次的发展。华夏文明的核心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学说。
其中又以儒、法、道三家学说为主体。汉代的主要贡献恰恰在于它确立了华夏文明稍后发展的文化主线：文景时代的黄老之学，武宣时代的儒法共存（儒表法里），最终演变成以儒为主的三位一体或三教合流。中国两千年的大一统制度的建立，秦始皇虽有开埠之功，但真正完成帝国内涵与形式建设的是汉代（秦只建立了形式上的帝国），因此，汉代有创世之功。除此之外，汉代对华夏文明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经典的搜集与研究，使得差点中断于秦始皇。
“焚书坑儒”的华夏文明多样性得以保存（世界上很多文明的湮灭往往都是由于部落与国家之间的战火），所谓的汉经学，就是汉儒整理与保存文献的研究活动与学术成就。从华夏文明的发展整个过程看，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有创建之功，汉儒有承上取下之功，宋儒有发展之功（包括明儒）。
而处在汉宋之间的大唐，空有强大的国力，却对华夏文化的建设没有产生划时代的影响。钱穆先生在《晚学盲言》的“政治与社会”曾经这样评论“唐代在中国学术史上，实仅可称一文学时代，前不如南北朝，后更不如宋。
唐代可称述者，除富强外，人物则可谓渺乎在后矣。言学术思想，则在中国历史上又每以汉宋对比。宋代实为中国历史上之文艺复兴时代，而唐代实乃其衰落时代。”唐诗的辉煌成就掩盖了唐代学术的凋敝。
事实上，唐代华夏文化始终受到两种外来文化的困扰：日常生活的胡化倾向（唐后期河北地区出现的地方割据，陈寅恪认为是由该地区的“胡化”所致）和哲学领域的佛教倾向。这两种倾向不是外来文化入侵的结果，而是唐代帝王开放政策的一部分，甚至是为了压制传统文化而采取的主动措施。同前面国防政策的失策一样，在传统文化方面，唐代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反而花费大量的财力发展外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