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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总是侵略学生，蓄意不让学生强大，所以，革命先驱才转而信仰马列、以苏俄为师，逐渐走上以革命求独立、求富强的道路，并在实际运作中创造了中国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模式。
“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不是任何宗教救了中国，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救了中国和发展了中国。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不但入了党章，而且载入宪法，既是“惟一”也是“法定”但是中华民族仍然焕发着灵性和想象力，并且创造了令世人刮目相看、艳羡称颂的辉煌成就。
“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才成队伍，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把一盘散沙的、“自在”的孤立个人，变成了有着钢铁意志的、“自为”的阶级和群体。13亿人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8000万党员与总书记保持一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成为了时代的号角，是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大步攀登中华复兴高峰的最重要法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这个论断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32－33页）的分析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等于必然亡党亡国，相反，朝鲜很穷而政权稳固，伊拉克很富而政乱民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束紧裤腰带跟党走，不但战胜了灾害，还搞出了核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诸多原因，最重要原因是党失去了先进性，只知改革开放，不知四项原则，所以江泽民悟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大跃进和文革没将军说的那么玄乎！一个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而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一个是动机上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实施上采取了破坏民主法制的方法。这一切，都是在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肤浅，在对“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对待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知之不多的语境里发生的。经由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以来历史，清算“左”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迈上坦途。我们党没有忘记“大跃进”教训，在经济建设上，既努力进取，又量力而行；既主观努力，又尊重科学。我们党没有忘记“文革”教训，既扬弃其警惕“和平演变”、防止“颜色革命”的善良动机，又把反腐倡廉、“打虎扑蝇”规范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依章治党、依法治国范围以内。现当代中华民族绝不是什么“最耻辱”的民族，而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族，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伟大复兴、最有理由自信、最有业绩荣耀的民族。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汉奸在自己心里，我们佩服将军严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只是，盲目崇拜西方普世价值，任意贬斥中华民族英雄，是否也算得上是汉奸奴性的当代表现之一呢？
抨击“个人崇拜”、“独裁专制”、“集权专断”是两篇“雄文”的共通宗旨。
“反对个人崇拜”也许就它提出时的原始初衷来说，是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这只是“也许”因为还有另外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创造并加以利用的只是一个口实，为的是打倒斯大林威望，建树他自己威望）。但是，就它的实际运行来看：摧毁统一理想，瓦解统一意志，破坏统一纪律；所以在毛泽东生前和邓小平接任第二届领导核心之后，都绝少提及。就它的实践结果来看，大凡风行“反对个人崇拜”的苏联与东欧，没有哪怕一个共产党的执政权得以存留。西方为了从内部攻破堡垒，实现“不战而胜”因而抓住不放、喋喋不休，可以理解；若是我们自己抱残守缺、助寇资敌，那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如果说，在苏东巨变之前，崇尚“反个人崇拜”为治党治国的要言妙道，还情有可原；在苏联东欧亡党亡国25年之后，思想认识株守旧论、没有长进，仍旧把这被实践证明是“亡党亡国之道”的陈词滥调奉为金科玉律，还有意思吗？还有思想吗？算不算在思想路线上不能做到“与时俱进”的典型范例呢？在检验这个伪命题的真理性上，人们所一直服膺的“唯一标准”都上哪里去啦？
看得出来，将军非常崇信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治国理政之道，痛恨新中国为了啥子理由拒不照抄照搬？所以在您的“雄文”里，一句不引马列毛邓江胡习的思想理论。我想，先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了，错把中国当美国了，错把向发达国家迈进的“developing”国家当作已然高度发达的“developed”国家了。中国将来一定会有现在美国所有的全部“民主”和“自由”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还受着发达国家的围追堵截，还受着他们的打击压制，还受着由他们导演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威胁。等到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那时共产党执政地位坚如磐石，综合国力首屈一指，人民意愿空前一致，那时我们的人民会享受到甚至比美国人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当然，民主只能逐步发展，自由只能逐步增加，否则，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无论照抄苏联，还是照抄美国，都会水土不服，引起“伊拉克效应”连基本的和平与安定权利都不能享有，那就与人民向往民主自由的善良愿望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了。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观照论断事物，不要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十分复杂，导致犯错误的原因有多方面综合因素，不是用独裁还是民主、专制还是自由等抽象概念就能诠释清楚的。引发领袖集体之间矛盾分歧的因素也有多方面，不是套用道德品德和伦理概念都能解说明白的。
举个人人能懂的例子：有两个厂长，一个是道德模范，浑身上下没一点儿缺点，但是他决策失误，把厂子搞垮了，到年底，国家没税收，企业没积累，职工欠工资没福利；另一个厂长，有时赌个小牌，有时带个女秘书，但他善于经营，到年底，国家得税收，企业得积累，职工得工资享福利。组织部门考察任用干部，是继续任用哪一个厂长更为实事求是，更为有利得民呢？有人说：既有才又有德，德才兼备，不是更好吗？可是足赤的金，完美的人，在现实世界里，又有多少呢？距今1800多年以前的曹操（155－220）尚且知道不拘一格用人才，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能领军打仗，能治政理民，不但“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要用，就连“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也要用（参见曹操求贤令）。毛刘周协同，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搞成了中国革命，巩固了人民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为新中国以后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基础，这已经是在中华春秋乃至在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无人能及的盖世功勋，人们不应该贪得无厌、求全责备，向他们苛求更多的东西。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道：“‘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毛选第4卷，第1441页）这个观点，在1980年代发生中越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之后产生的时代语词里，叫做“理解万岁”领袖群体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陪衬，本质上与平民百姓的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在家庭里互相关照，没啥两样。无须大做文章，不应该牵扯到什么“以臣事君”、“拍马屁”、“做奴才”上去。
将军作为红二代，为把自己列入反毛勇士，故意把毛泽东妖魔化为穷凶极恶的人，用恶意渲染、幸灾乐祸、玩世不恭、讥诮嘲骂的笔法来写他的缺点和窘态；人们从您的文章中，看不出毛做过哪怕一件有益于中国人民解放的好事。您把刘少奇辅佐领袖的人生，写成是阿谀奉承、自取灭亡，如同“木匠打枷——自作自受”（其实“毛泽东思想”的名词，最早并非出自他的发明）的人生。您把周恩来总理履行职务、无微不至，写成是言不由衷、刻意表演，甚至以渲染西安事变时的风流趣事作为“善作表演”的由头，以报料他晚年带病工作时的遗闻轶事作为心理阴暗的佐证。这些叙述和判断，违背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基本事实，颠覆了人民积久形成的基本印象，这是有良知、懂大局、分是非、明善恶的最底层人民和最广大读者所不能接受的。而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您把毛、刘、周这些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民族英雄，说得如此龌龊不堪，而您的岳父曾受毛、刘、周领导，并与之共取天下、共保天下、共建天下，若是九天有灵、九泉有知，泰山大人将何以自处呢？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中华复兴的既定目标奋勇进取。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四个全面”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40页）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讲话），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02－103页）。您对党史、国史的估计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却与习总书记完全悖反（参见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32－33页）。为了攀峰登顶，当代中国特别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统一体制，坚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高效强力机制。在这样敏感关键的语境里，您对所谓“反个人崇拜”和“反专制独裁”的过度渲染和恶意引伸，只会导致四民无骨、三军无帅、群龙无首。实现中国梦，是现阶段中国最大的政治。文人的文章，不为这个目标服务，为啥子目的服务？文章的社会效果，不做正能量，而起负作用，任凭您再有多大的“灵气和智慧”不为党和人民所用，也是时代和人民所不稀罕、不需要的。
在将军的思想深处，究竟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学说为指导思想呢？还是置宪法、党章于不顾，一门心思、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以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呢？？
人们不禁要问，将军有没有认真通读过毛选邓选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呢？如果读了，懂了没呢？如果懂了，信了没呢？如果信了，用了没呢？如果作为教头的人，不读、不懂、不信、不用，咋能叫您的学员真读、真懂、真信、真用呢？
争鸣将罢，笔者要援用“一个思考着的公民”写给一个灿烂女星公开信里的话：将军作为有背景、有才气、有地位、“有光环的人”“要有对应的政治素质”笔者无意伤害将军，只是要表达对将军发自内心的敬爱；因为您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不容易，除了需要时常想到感恩党和人民，尤其需要您自己对此倍加珍惜。与您主张的“人才就是一切”的观点不同，经历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历练，党和人民都明白，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东西，首先是主义和信仰，其次才是人才。您尤其要知道：当代中国共产党“最不缺少的，就是干部！”（南通市纪委党风室朱晖主任在南通盐业公司作党风纪检工作宣讲报告时用语。）
既然涉足历史研究领域，顺便说及几桩党史国史研究中的公案：人们说毛泽东送毛岸英到朝鲜战场，是要给太子“镀金”但有儿子的高端领导多的是，为啥别的人没这胆量，也给自己的儿子镀一下这样的金呢？人们说朝鲜政权父子继承是封建，为啥不同时说蒋介石父子相继、大小布什父子相承，也同样是封建呢？人们为彭总的庐山遭遇喊冤屈，很对，但是否也应当同时指出彭总指名道姓、当众操娘，不是下属对上级的合宜态度呢？人们歌颂陈独秀建党功大，很对，但是否连他拒绝延安党中央要求他检讨错误之后可以出来工作，也一并加以颂扬呢？人们为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身亡鸣不平，很对，但是否认为他作为秘书，在整理毛泽东讲话记录时，因为自己对毛将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认同，就有权加以删削呢？难道秘书在整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时，也允许随意增删其中内容吗？而且，毛对田的自杀不知情，以致得报后极为诧异，说：“没听说他有什么问题呀！”在论及以上公案时，人们的“两点论”上哪里去啦？“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历史教训记不得啦？
信仰的变质，信念的倒戈，理论的反叛，也是一种腐败，是思想上、政治上、精神上、意志上的腐败，而且因为它是表现在宣传舆论领域里，因此对于共产党人的事业来说，是一种腐蚀性、传染性、破坏性很强的腐败，极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当今时代，似是而非的伪理论、伪科学蔓延滋长，信口开河成为无德文人“崭露头角”的跳板“吸引眼球”的舞台。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性、纯洁性、战斗性，都到哪里去啦？像胡乔木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都到哪里去啦？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生总是侵略学生，蓄意不让学生强大，所以，革命先驱才转而信仰马列、以苏俄为师，逐渐走上以革命求独立、求富强的道路，并在实际运作中创造了中国自己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模式。
“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一个奉儒教为宗教的民族则肯定是要堕落的。”近代以来的历史表明，不是任何宗教救了中国，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救了中国和发展了中国。
“儒教全部学说的核心在于它的‘崇圣性’：所有的思想到圣人那儿已经到头，不能再有了。所有的权力到君主那儿已经到头，不能更换。社会只存在着一个思想，那就是君主的思想。只存在着一个声音，那就是君主的声音。在一个国家，某种思想一旦成为‘惟一’，而且‘法定’，这个民族就休想再有什么想象力和灵性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不但入了党章，而且载入宪法，既是“惟一”也是“法定”但是中华民族仍然焕发着灵性和想象力，并且创造了令世人刮目相看、艳羡称颂的辉煌成就。
“一亿人的脑袋围着一个人的脑袋转，就是最大的不稳定。”团结就是力量，组织起来才成队伍，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把一盘散沙的、“自在”的孤立个人，变成了有着钢铁意志的、“自为”的阶级和群体。13亿人民与党中央保持一致，8000万党员与总书记保持一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成为了时代的号角，是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大步攀登中华复兴高峰的最重要法宝。
“上个世纪我们北方那个大国的崩溃，就是思想摧残的结果。它解体的直接原因貌似经济的停滞，其实正是长期的思想控制造成了经济的停滞。那个邻国的执政党几十年来孜孜不倦地做着一项工作：使人民丧失思想的能力。丧失了思想也就丧失了创造力，甚至丧失了生命力。”这个论断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第32－33页）的分析大相径庭。经济停滞不等于必然亡党亡国，相反，朝鲜很穷而政权稳固，伊拉克很富而政乱民殃。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民束紧裤腰带跟党走，不但战胜了灾害，还搞出了核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诸多原因，最重要原因是党失去了先进性，只知改革开放，不知四项原则，所以江泽民悟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孟德斯鸠讲过一句深刻的话：‘统治中国的就是棍子。’有人认为此话有双重含义，一是说明统治阶级的残暴，二是说明人民的残暴。这一点，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最淋漓酣畅。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尼斯大全’而永垂史册。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不够。文化大革命才走，我们已开始遗忘。”大跃进和文革没将军说的那么玄乎！一个是主观上想把经济建设迅速搞上去，而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一个是动机上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实施上采取了破坏民主法制的方法。这一切，都是在对“共产党执政”、“社会主义建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肤浅，在对“什么是马列主义，怎样对待马列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知之不多的语境里发生的。经由十一届六中全会，我们党作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国以来历史，清算“左”的错误，确立毛泽东地位，坚持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迈上坦途。我们党没有忘记“大跃进”教训，在经济建设上，既努力进取，又量力而行；既主观努力，又尊重科学。我们党没有忘记“文革”教训，既扬弃其警惕“和平演变”、防止“颜色革命”的善良动机，又把反腐倡廉、“打虎扑蝇”规范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和“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依章治党、依法治国范围以内。现当代中华民族绝不是什么“最耻辱”的民族，而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民族，是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伟大复兴、最有理由自信、最有业绩荣耀的民族。
“中国的汉奸丰富多彩，叫人说不尽，道不完。汉奸在哪里？汉奸在我们心里。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汉奸高潮，一次是在甲申年，一次是在抗日战争中。汉奸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外国主人面前俯首低眉，百分之百的奴性。二是打内战，征伐自己的同胞时显示出无比的英勇。”汉奸在自己心里，我们佩服将军严于解剖自己的勇气。只是，盲目崇拜西方普世价值，任意贬斥中华民族英雄，是否也算得上是汉奸奴性的当代表现之一呢？
抨击“个人崇拜”、“独裁专制”、“集权专断”是两篇“雄文”的共通宗旨。
“反对个人崇拜”也许就它提出时的原始初衷来说，是为了加强集体领导（这只是“也许”因为还有另外可能，就是赫鲁晓夫创造并加以利用的只是一个口实，为的是打倒斯大林威望，建树他自己威望）。但是，就它的实际运行来看：摧毁统一理想，瓦解统一意志，破坏统一纪律；所以在毛泽东生前和邓小平接任第二届领导核心之后，都绝少提及。就它的实践结果来看，大凡风行“反对个人崇拜”的苏联与东欧，没有哪怕一个共产党的执政权得以存留。西方为了从内部攻破堡垒，实现“不战而胜”因而抓住不放、喋喋不休，可以理解；若是我们自己抱残守缺、助寇资敌，那就让人匪夷所思了。
如果说，在苏东巨变之前，崇尚“反个人崇拜”为治党治国的要言妙道，还情有可原；在苏联东欧亡党亡国25年之后，思想认识株守旧论、没有长进，仍旧把这被实践证明是“亡党亡国之道”的陈词滥调奉为金科玉律，还有意思吗？还有思想吗？算不算在思想路线上不能做到“与时俱进”的典型范例呢？在检验这个伪命题的真理性上，人们所一直服膺的“唯一标准”都上哪里去啦？
看得出来，将军非常崇信西方的“普世价值”和治国理政之道，痛恨新中国为了啥子理由拒不照抄照搬？所以在您的“雄文”里，一句不引马列毛邓江胡习的思想理论。我想，先生是错把杭州当汴州了，错把中国当美国了，错把向发达国家迈进的“developing”国家当作已然高度发达的“developed”国家了。中国将来一定会有现在美国所有的全部“民主”和“自由”但不是现在！因为现在我们还受着发达国家的围追堵截，还受着他们的打击压制，还受着由他们导演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威胁。等到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国家，那时共产党执政地位坚如磐石，综合国力首屈一指，人民意愿空前一致，那时我们的人民会享受到甚至比美国人民更多的民主和自由。当然，民主只能逐步发展，自由只能逐步增加，否则，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无论照抄苏联，还是照抄美国，都会水土不服，引起“伊拉克效应”连基本的和平与安定权利都不能享有，那就与人民向往民主自由的善良愿望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了。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观照论断事物，不要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包括“大跃进”与“文革”在内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过程十分复杂，导致犯错误的原因有多方面综合因素，不是用独裁还是民主、专制还是自由等抽象概念就能诠释清楚的。引发领袖集体之间矛盾分歧的因素也有多方面，不是套用道德品德和伦理概念都能解说明白的。
举个人人能懂的例子：有两个厂长，一个是道德模范，浑身上下没一点儿缺点，但是他决策失误，把厂子搞垮了，到年底，国家没税收，企业没积累，职工欠工资没福利；另一个厂长，有时赌个小牌，有时带个女秘书，但他善于经营，到年底，国家得税收，企业得积累，职工得工资享福利。组织部门考察任用干部，是继续任用哪一个厂长更为实事求是，更为有利得民呢？有人说：既有才又有德，德才兼备，不是更好吗？可是足赤的金，完美的人，在现实世界里，又有多少呢？距今1800多年以前的曹操（155－220）尚且知道不拘一格用人才，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能领军打仗，能治政理民，不但“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要用，就连“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也要用（参见曹操求贤令）。毛刘周协同，打败蒋介石，推翻国民党，搞成了中国革命，巩固了人民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为新中国以后一切发展进步奠定根本基础，这已经是在中华春秋乃至在人类历史上惊天动地、无人能及的盖世功勋，人们不应该贪得无厌、求全责备，向他们苛求更多的东西。
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里说道：“‘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各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毛选第4卷，第1441页）这个观点，在1980年代发生中越边界自卫反击作战之后产生的时代语词里，叫做“理解万岁”领袖群体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互相陪衬，本质上与平民百姓的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在家庭里互相关照，没啥两样。无须大做文章，不应该牵扯到什么“以臣事君”、“拍马屁”、“做奴才”上去。
将军作为红二代，为把自己列入反毛勇士，故意把毛泽东妖魔化为穷凶极恶的人，用恶意渲染、幸灾乐祸、玩世不恭、讥诮嘲骂的笔法来写他的缺点和窘态；人们从您的文章中，看不出毛做过哪怕一件有益于中国人民解放的好事。您把刘少奇辅佐领袖的人生，写成是阿谀奉承、自取灭亡，如同“木匠打枷——自作自受”（其实“毛泽东思想”的名词，最早并非出自他的发明）的人生。您把周恩来总理履行职务、无微不至，写成是言不由衷、刻意表演，甚至以渲染西安事变时的风流趣事作为“善作表演”的由头，以报料他晚年带病工作时的遗闻轶事作为心理阴暗的佐证。这些叙述和判断，违背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基本事实，颠覆了人民积久形成的基本印象，这是有良知、懂大局、分是非、明善恶的最底层人民和最广大读者所不能接受的。而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您把毛、刘、周这些中国近代以来伟大的民族英雄，说得如此龌龊不堪，而您的岳父曾受毛、刘、周领导，并与之共取天下、共保天下、共建天下，若是九天有灵、九泉有知，泰山大人将何以自处呢？
当前，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向着中华复兴的既定目标奋勇进取。为了实现“两个百年”“四个全面”必须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40页）和“文化自信”（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讲话），必须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02－103页）。您对党史、国史的估计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解释，却与习总书记完全悖反（参见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32－33页）。为了攀峰登顶，当代中国特别需要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集中统一体制，坚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的高效强力机制。在这样敏感关键的语境里，您对所谓“反个人崇拜”和“反专制独裁”的过度渲染和恶意引伸，只会导致四民无骨、三军无帅、群龙无首。实现中国梦，是现阶段中国最大的政治。文人的文章，不为这个目标服务，为啥子目的服务？文章的社会效果，不做正能量，而起负作用，任凭您再有多大的“灵气和智慧”不为党和人民所用，也是时代和人民所不稀罕、不需要的。
在将军的思想深处，究竟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学说为指导思想呢？还是置宪法、党章于不顾，一门心思、天马行空、我行我素，以西方世界的“普世价值”为指导思想呢？？
人们不禁要问，将军有没有认真通读过毛选邓选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呢？如果读了，懂了没呢？如果懂了，信了没呢？如果信了，用了没呢？如果作为教头的人，不读、不懂、不信、不用，咋能叫您的学员真读、真懂、真信、真用呢？
争鸣将罢，笔者要援用“一个思考着的公民”写给一个灿烂女星公开信里的话：将军作为有背景、有才气、有地位、“有光环的人”“要有对应的政治素质”笔者无意伤害将军，只是要表达对将军发自内心的敬爱；因为您有今天这样的地位不容易，除了需要时常想到感恩党和人民，尤其需要您自己对此倍加珍惜。与您主张的“人才就是一切”的观点不同，经历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历练，党和人民都明白，决定事业兴衰成败的东西，首先是主义和信仰，其次才是人才。您尤其要知道：当代中国共产党“最不缺少的，就是干部！”（南通市纪委党风室朱晖主任在南通盐业公司作党风纪检工作宣讲报告时用语。）
既然涉足历史研究领域，顺便说及几桩党史国史研究中的公案：人们说毛泽东送毛岸英到朝鲜战场，是要给太子“镀金”但有儿子的高端领导多的是，为啥别的人没这胆量，也给自己的儿子镀一下这样的金呢？人们说朝鲜政权父子继承是封建，为啥不同时说蒋介石父子相继、大小布什父子相承，也同样是封建呢？人们为彭总的庐山遭遇喊冤屈，很对，但是否也应当同时指出彭总指名道姓、当众操娘，不是下属对上级的合宜态度呢？人们歌颂陈独秀建党功大，很对，但是否连他拒绝延安党中央要求他检讨错误之后可以出来工作，也一并加以颂扬呢？人们为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身亡鸣不平，很对，但是否认为他作为秘书，在整理毛泽东讲话记录时，因为自己对毛将吴晗的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联系起来不认同，就有权加以删削呢？难道秘书在整理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时，也允许随意增删其中内容吗？而且，毛对田的自杀不知情，以致得报后极为诧异，说：“没听说他有什么问题呀！”在论及以上公案时，人们的“两点论”上哪里去啦？“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历史教训记不得啦？
信仰的变质，信念的倒戈，理论的反叛，也是一种腐败，是思想上、政治上、精神上、意志上的腐败，而且因为它是表现在宣传舆论领域里，因此对于共产党人的事业来说，是一种腐蚀性、传染性、破坏性很强的腐败，极容易被敌对势力所利用。当今时代，似是而非的伪理论、伪科学蔓延滋长，信口开河成为无德文人“崭露头角”的跳板“吸引眼球”的舞台。人们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性、纯洁性、战斗性，都到哪里去啦？像胡乔木那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都到哪里去啦？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