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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往往会意味着一场或大或小的社会变革，土地重划，阶级重分。
对于光复区的百姓，以及军人来说，这场变革却早已经开始了。
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传统的社会形态特征，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士农兵工商。而且，在官方言论中，这五大社会集团是不分排位的，也就是说，不是阶级的划分。
军人的地位，军人的待遇，不断的提升，由“当兵吃粮”的混事儿，早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
一种足以养家糊口，一种足以光宗耀祖，一种足以让人昂首挺胸的职业。
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形势，而采取的暂时的利用，而是立足长远的改善和转变。
家里有一个军人，便能享受特殊的优惠。不仅仅是得到了土地和饷银，连地方官府也要给予适当的照顾。
当这些观念和行为形成习惯，孟九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什么屁话？没有军人，如何保家卫国，如何抵御外侮，如何开疆拓土？
不让士兵们粮饷无忧，又如何实现的爆兵策略？最关键的还不是让人们乐于当兵，踊跃从军，并不以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感到卑贱。
当然，招兵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是否婚配的问题，是清一色的光棍汉，还是再细划规则，也是孟九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隔绝男女、严禁婚姻毕竟不合人情，也缺乏人道，更容易在军中滋生出很多变态行为。
当然，男女婚配、与异性的交往确属儿女私情。对军队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关键就在于如何掌握和操作。
如果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关法令既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又不够缜密和完善。同时又严判上下尊卑，且过于偏执，那婚姻与两x性关系就会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但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家倒是排在第一位。有了家，便有了更大的责任，便有了要死命保护的家人。可见，这成家也未必就完全是阻力，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年满二十二岁，或服役三年以上，或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五次者，可婚配；已有家室的军人，探视妻儿者，每年给假两次，每次假期为十天；未有家室的军人，探视父母者，每年给假两次，假期十六天；年满二十五岁，或服役六年以上者，可选择退役，视身体情况转入警备军体系……”
这已经是孟九成尽最大努力所制定出的比较人性化的规定，既顾及到了战争的需要，又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而把服役的起始日期统一定在了他初占莒州的时候。一来便于计算，二来也变相地延长了士兵服役的年限。
退役的年龄也是如此，警备军则属于预备役，紧急时候也可动员，并不是就真的远离了刀枪，这也算是孟九成的一个私心。
不管新制定的规则有没有漏洞，执行之后会遇到怎样的问题，但这终归给了军人们一个希望，不再是遥遥无期、干到死为止的终身苦力。
而且，规定中官兵平等，杜绝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产生的不满和怨恨。
其实，红巾军在这些新规实施之前，已经有了相对公平公正的各项规章制度，已经有别于其他义军。焕发出与封建军队不太一样的精神面貌，以及蓬勃向上的气势。
政务上也一样，现在看来还是十分顺遂的。
经过蒙军、义军、金军的战乱，原来的社会阶级几乎被完全摧毁。
地主、豪富的势力不再能够阻挡孟九成的变革手段。百姓求安、求治的心态，也为社会尽快安定提供了条件。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辨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兴亡。”
在闲暇时，孟九成在不断的思考，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对他的影响巨大。当然，目前还不明显，可从其此后的言行中，很多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
当然，在传授、教导，也在学习、吸收，孟九成可不敢小瞧古人，更不认为凭自己来自后世的一些见识便能将古人玩弄于股掌。
所以，他走的是改革之路，却并不急于求成，步子也迈得稳健，力争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适应。
在军事上的改革是最明显的，但这也是形势所迫，能够获取胜利，便不会有什么反对。
在政务上则要谨慎，一些原有的政策本来便很好，孟九成可以照搬照用或稍微修改便实施的，则不必用标新立异来表现自己。
“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惩办。传示各府州县”。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凡发兵征战，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菜食者路旁不断。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如上皆是历史上一些名臣名将曾采取过的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孟九成不管是谁施行过的，只要有效便下令实施。
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孟九成也尽量改头换面，使其契合时代，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
在历史上，很多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
毕竟，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出台政策，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
但与民有利，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便会被曲意修改，从而成为害民之政。
说到底，还是吏治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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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大规模的战争结束，往往会意味着一场或大或小的社会变革，土地重划，阶级重分。
对于光复区的百姓，以及军人来说，这场变革却早已经开始了。
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传统的社会形态特征，不知不觉已经变成了士农兵工商。而且，在官方言论中，这五大社会集团是不分排位的，也就是说，不是阶级的划分。
军人的地位，军人的待遇，不断的提升，由“当兵吃粮”的混事儿，早已经成为了一种职业。
一种足以养家糊口，一种足以光宗耀祖，一种足以让人昂首挺胸的职业。
这并不是因为目前的形势，而采取的暂时的利用，而是立足长远的改善和转变。
家里有一个军人，便能享受特殊的优惠。不仅仅是得到了土地和饷银，连地方官府也要给予适当的照顾。
当这些观念和行为形成习惯，孟九成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这是什么屁话？没有军人，如何保家卫国，如何抵御外侮，如何开疆拓土？
不让士兵们粮饷无忧，又如何实现的爆兵策略？最关键的还不是让人们乐于当兵，踊跃从军，并不以自己的军人身份而感到卑贱。
当然，招兵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是否婚配的问题，是清一色的光棍汉，还是再细划规则，也是孟九成需要解决的问题。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隔绝男女、严禁婚姻毕竟不合人情，也缺乏人道，更容易在军中滋生出很多变态行为。
当然，男女婚配、与异性的交往确属儿女私情。对军队来说，也是有利有弊，关键就在于如何掌握和操作。
如果象太平天国那样，相关法令既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又不够缜密和完善。同时又严判上下尊卑，且过于偏执，那婚姻与两x性关系就会成为一个棘手问题。
但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家倒是排在第一位。有了家，便有了更大的责任，便有了要死命保护的家人。可见，这成家也未必就完全是阻力，也有其有利的一面。
“年满二十二岁，或服役三年以上，或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三次、三等功五次者，可婚配；已有家室的军人，探视妻儿者，每年给假两次，每次假期为十天；未有家室的军人，探视父母者，每年给假两次，假期十六天；年满二十五岁，或服役六年以上者，可选择退役，视身体情况转入警备军体系……”
这已经是孟九成尽最大努力所制定出的比较人性化的规定，既顾及到了战争的需要，又考虑到了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
而把服役的起始日期统一定在了他初占莒州的时候。一来便于计算，二来也变相地延长了士兵服役的年限。
退役的年龄也是如此，警备军则属于预备役，紧急时候也可动员，并不是就真的远离了刀枪，这也算是孟九成的一个私心。
不管新制定的规则有没有漏洞，执行之后会遇到怎样的问题，但这终归给了军人们一个希望，不再是遥遥无期、干到死为止的终身苦力。
而且，规定中官兵平等，杜绝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所产生的不满和怨恨。
其实，红巾军在这些新规实施之前，已经有了相对公平公正的各项规章制度，已经有别于其他义军。焕发出与封建军队不太一样的精神面貌，以及蓬勃向上的气势。
政务上也一样，现在看来还是十分顺遂的。
经过蒙军、义军、金军的战乱，原来的社会阶级几乎被完全摧毁。
地主、豪富的势力不再能够阻挡孟九成的变革手段。百姓求安、求治的心态，也为社会尽快安定提供了条件。
古人有言：“以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辨得失；以史为镜，可以明兴亡。”
在闲暇时，孟九成在不断的思考，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对他的影响巨大。当然，目前还不明显，可从其此后的言行中，很多却可以感受到他的变化。
当然，在传授、教导，也在学习、吸收，孟九成可不敢小瞧古人，更不认为凭自己来自后世的一些见识便能将古人玩弄于股掌。
所以，他走的是改革之路，却并不急于求成，步子也迈得稳健，力争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逐渐适应。
在军事上的改革是最明显的，但这也是形势所迫，能够获取胜利，便不会有什么反对。
在政务上则要谨慎，一些原有的政策本来便很好，孟九成可以照搬照用或稍微修改便实施的，则不必用标新立异来表现自己。
“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访察，有廉者立加奖擢，贪者立拿惩办。传示各府州县”。
“立登闻鼓，凡政有不便于民，许人赴诉，立即除之；有可以便于民者。立即行之”。
“令地方上。不论绅士军民，有为地方起见。即一得之愚，亦许进言，立引见，不许拦阻。即妄诞之言亦不深究。奖节孝，复乡饮，浚海口，省耕省敛，凡有利于民者无不备举”。
“凡发兵征战，所过大路，鸡犬不惊。百姓卖酒肉菜食者路旁不断。如有擅夺百姓一物者，立刻取斩；如该主不首，连坐；该管官失察，责八十棍。立法若是之严。故民得安息反富庶焉”。
如上皆是历史上一些名臣名将曾采取过的措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孟九成不管是谁施行过的，只要有效便下令实施。
至于其他的一些新政策，孟九成也尽量改头换面，使其契合时代，契合民众的传统心理，尽量使民众少些惊异和猜疑。
在历史上，很多政策不是不好，而是在执行中出现问题。
毕竟，对于一个正常的政府来说，出台政策，以维护并保持社会稳定是关系到切身利害的，没有谁会故意引起社会的动乱。
但与民有利，或许便会与官僚和豪强的利益种突，好的政策便会被阴奉阳违，便会被曲意修改，从而成为害民之政。
说到底，还是吏治的问题。而这其中，又涉及到了人治和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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