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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在获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颁授的人权奖后，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他说在读了安妮的日记后，“从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和安妮对纳粹的反抗相提并论，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不断被和安妮·弗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必定会失败。
同样于1994年，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回应怎样面对当时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回答说：“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精神至今仍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借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了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而奥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 Müller）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害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如此的深远。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而他也提到了出版商解释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说法。“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hal）认为，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发生着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TIME 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别刊，安妮·弗兰克获选。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上，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上，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的文学水平。不论从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负面评价和诉讼日记
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批评与质疑也开始不断出现。有着作申述了这些批评，最早的着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1958年，当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出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认为安妮·弗兰克这个人实际上不存在，并向维森塔尔挑衅，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资证明。后来维森塔尔于1963年找到了当时的警察卡尔·西尔贝鲍尔，在会谈中，西尔贝鲍尔对当时的罪行直言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弗兰克。他还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装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他目击证人，包括奥托·弗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存在与否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的新质疑。这些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上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指为骗子。1959年，奥托·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教师洛塔·斯蒂劳（Lothar Stielau）提起诉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奥托又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上刊登来信支持斯蒂劳的海因里希·布德贝格（Heinrich Buddeb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其言论，而奥托·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托·弗兰克控告弗兰克福的海因茨·罗特（Heinz 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海因茨·罗特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罗特其后提出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1976年，奥托·弗兰克也对恩斯特·罗默（Ernst Romer）提起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Bestseller，A 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叫艾德加·盖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罗默罚款1，500马克，而盖斯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托·弗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规定范围而结束。
在奥托·弗兰克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
1994年，在获得安妮·弗兰克基金会颁授的人权奖后，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发表讲话。他说在读了安妮的日记后，“从中获得许多鼓励”。他把自己对种族隔离的反抗和安妮对纳粹的反抗相提并论，并以“因为这些信条都是完全错误的，也因为古往今来，它们不断被和安妮·弗兰克相似的人挑战，所以它们必定会失败。
同样于1994年，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在回应怎样面对当时东欧国家在苏联解体后的政治与社会变化时回答说：“安妮·弗兰克留给后人的精神至今仍在，并且对我们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借此表示自己的理念。
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曾经表示安妮·弗兰克之所以被广泛认为代表了在二战中数以百万计受害的民众，是因为“接受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比起接受那成千上万与她一样的受害者来的容易。也许这样比较好吧，人们总不能活在成千上万悲惨故事的阴影下。”而奥地利作家梅莉莎·穆勒（ Müller）在她的撰写的安妮·弗兰克传记的后记中，也提到相似的想法，并且试图消除公众对“安妮·弗兰克代表着六百万纳粹集中营受害者”的误解。她写道：“安妮的生命与死亡都是她的命运，而那六百万受害者也有着自己的命运。所以她不能代表那六百万被纳粹夺去的性命，他们也有着自己与别人不同的命运……但她的命运，依然使我们明白大屠杀对犹太人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如此的深远。
安妮的父亲奥托·弗兰克余生都致力于维护安妮留下的一切。他曾表示“这样给我的感觉很奇怪。通常在正常的家庭关系里，都是子女承受着父母知名所带来荣誉和负担，而我却恰好相反。”而他也提到了出版商解释日记何以如此畅销的说法。“他们说，日记触及的日常生活细节是如此的广泛，致使几乎每个读者都能在日记中找到触动自己的共鸣。”著名的“纳粹猎人”西蒙·维森塔尔（Sihal）认为，安妮的日记大大提高了公众对那些在纽伦堡审判中已被确认的屠杀罪行的注意和认识，因为“人们都认识这个女孩。人们都知道大屠杀对她的影响，这也是在我的家庭、你的家庭也发生着的事，所以人们都能明白这个罪行的影响。
1999年6月，美国时代杂志出版了一期题为《TIME 100：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TIs of the 20th century）的特别刊，安妮·弗兰克获选。编者罗杰·罗森布拉特（Roger Rosenblatt）对她的贡献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安妮的日记燃起了所有人对她的热情，她使人们认识到大屠杀、反犹太主义，也使人们认识到她的童真、善良仁慈，更成为现代世界的精神象征－不论是在受着各式各样影响的个人精神道德上，还是在坚定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上，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上。”他同时表示，当人们敬重安妮的勇气与实事求是的态度时，她对自身的分析能力与写作能力亦使人钦佩，“她的声誉所以能长存不朽，主要是因为她具有高度的文学水平。不论从什么年龄来看，她都是一个水平极高的作家，能在当时残酷的现实环境下写出了如此优秀的作品。
负面评价和诉讼日记
自1950年代起受到公众关注后，批评与质疑也开始不断出现。有着作申述了这些批评，最早的着作来自瑞典及挪威。在这些负面评价中，有人质疑日记的作者不是安妮·弗兰克，而是剧作家梅耶·莱文。
1958年，当安妮日记改编的舞台剧在维也纳上演时，出席的西蒙·维森塔尔受到一群抗议者的滋扰。那些抗议者认为安妮·弗兰克这个人实际上不存在，并向维森塔尔挑衅，要求他找出当年逮捕安妮的军官以资证明。后来维森塔尔于1963年找到了当时的警察卡尔·西尔贝鲍尔，在会谈中，西尔贝鲍尔对当时的罪行直言不讳，并在一张被他逮捕的人的相片中认出了安妮·弗兰克。他还供认了整个逮捕过程，也记得在过程中曾翻倒了一个装满纸张的公文包。这些证词后来全被其他目击证人，包括奥托·弗兰克予以证实。这次事件也平息了对安妮·弗兰克存在与否的质疑。
除此以外，有批评者提出了对作者的新质疑。这些批评者认为，安妮的日记实际上是亲犹太组织的宣传品，而奥托·弗兰克亦被指为骗子。1959年，奥托·弗兰克于德国吕贝克对一名曾为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教师洛塔·斯蒂劳（Lothar Stielau）提起诉讼，控告该名教师在校报上诋毁日记为赝品。后来奥托又同时控告了在吕贝克一份报纸上刊登来信支持斯蒂劳的海因里希·布德贝格（Heinrich Buddeberg）。开庭审讯后，法庭分析了日记的手稿，在1960年确认日记笔迹与已知的安妮·弗兰克笔迹相同，并确定日记为真品。法庭判决后，Stielau撤回其言论，而奥托·弗兰克也没有继续追究。
1976年，奥托·弗兰克控告弗兰克福的海因茨·罗特（Heinz Roth），指他印发诋毁日记为赝品的小册子，法庭其后判决海因茨·罗特罚款500，000马克及监禁6个月。罗特其后提出上诉，但他于1978年去世，而翌年上诉也被驳回。
1976年，奥托·弗兰克也对恩斯特·罗默（Ernst Romer）提起诉讼，指他印发一本名为《畅销书〈安妮日记〉的谎言》（ The Diary of Anne Frank，Bestseller，A Lie）的小册子。此案在法庭审讯时，一个名叫艾德加·盖斯（Edgar Geiss）的人在庭上派发此本小册子，结果他也被起诉。法庭其后判决罗默罚款1，500马克，而盖斯则被判监禁6个月。在上诉后刑期虽然获得减少，但此次案件却因为奥托·弗兰克后来对刑期的再度上诉，超逾了当地有关诽谤的法律规定范围而结束。
在奥托·弗兰克1980年死后，安妮的日记，包括书信与分散的页纸，按他的遗愿被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