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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读小说网 www.5du5.co,北宋辽金风云人物大观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年少不学,他自己说:“少不喜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欧阳修也说他“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但因他不擅时文,举进士不第。庆历五年(1045年),37 岁,因举制策入京。正值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诸人多被贬逐。他很失望,在后来写的《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说:“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由于目击时艰,再加上制举不中,苏洵对于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颇灰心,于是且不求仕,“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辞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后为知益州张方平所赏识。

    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携子苏轼、苏辙,带着张方平的推荐书信,入京谒见韩琦、欧阳修。这时又值欧阳修等庆历新政时期的人物用事,欧阳修立即向朝廷推荐苏洵,在《荐布衣苏洵状》中说:“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于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人文行久为乡闾所称,而守道安贫,不营仕进。”此后不久,苏洵即因妻丧而回乡,复萌守道安贫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苏洵赴阙应试,他上书皇帝,表示谢绝。与此同时,他写了《答雷简夫书》、《与梅圣俞书》、《上欧阳内翰第四书》等,发泄自己不肯应试的情绪。在《答雷简夫书》中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迫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与梅圣俞书》中说:“且以永叔之言与三书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这就是说,自己的识见水平,具见于《权书》、《衡论》、《几策》三书之中,没有必要再加策试;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试,等于不被信任。对此,苏洵是颇为愤慨的。尽管苏洵如此愤慨,而作为一介书生,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头,他虽然拒绝了应试,却又写了《上皇帝书》。说是“条为十通,以塞明诏”,实际上也是以此作为“应试”之文。在这篇上书中,苏洵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有些观点,等于重申庆历新政的主张。而且总结了庆历时期的经验教训。可是,此书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视。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才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的卑职。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以霸州文安县主簿而终,时年58岁。著作有《嘉祐集》。

    苏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过县主簿,级不过八品。居官期间,只参与修纂了《太常因革礼》100卷。他的业绩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论兵见长的,纵论古今,指切时弊,极有深度。其中《权书·六国》,早为世人传诵。如文中有云: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也?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这是从“古人以往成败之迹”讲起,也即是他所谓“施之于今,无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讲古人的成败之迹,今人未必深晓,于是最后又点明道:夫六国与秦皆诸侯,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这就更明确地说到当代了。这样的笔墨正是邵博《闻见后录》所谓“讥时之弊”的文章。

    苏洵是以论兵自负的,其论兵之文也确有成就,但苏洵文章的成就却不仅在于论兵。论兵之文也只是论政之文的一个部分。苏洵论政,亦如论兵,不为空谈,常有独到之见。关于朝廷用人问题,苏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 关于“任相”,言之最详。在《衡论·远虑》中,他说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则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洎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举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治之于下,而天子恂恂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太祖用赵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然与之权轻,故终以见逐。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 宋时宰相之权,同历代相比,可以说是够重的了。但苏洵还以为不够,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作到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文章最后举赵普、寇准为例,以为寇准虽然得用,而失之“权轻”。结论是任用宰相,不仅要“尊其爵,厚其禄”,而且要“重其权”。要求重宰相之权,等于分天子之权。这是唐宋两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种新的政治要求。尽管主观上是要“尽心以安社稷”,而客观上则是庶族文人争政治权力。欧阳修曾经主张“不为宰相,必为谏官”,说宰相、谏官能在天子面前争是非云云,实质上也是凭借言权来左右天子的权力。苏洵为了发挥这样的思想,还写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别指出“任相之道,与任将不同”,必须“接之以礼”。对于“人主傲然于上,不礼宰相以自尊大者”,至为不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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