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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35]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
印度半岛是一块动荡的土地。英国人实行殖民统治之前，它几乎没有被真正统一过，分裂和断裂倒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可谓铁打的印度，流水的王朝。事实上，它的面积过于广袤，人口过于密集，文化过于多元，力量又过于分散，实在无法形成中华或罗马那样的大帝国。[32]
没有统一的帝国，就不需要统一的思想，也不需要统一的宗教，当然更不需要教皇。于是，从未有过安宁的印度便只好变成“宗教博物馆”，还是没有馆长的。
这倒不难理解。奇怪的是，虽然印度盛产宗教，印度人也充满宗教情感，却只有佛教走向了世界，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都不迈出国门一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也只能说佛教是异类。
佛教很早就走出了国门，而且还是公派出国。在中国的韩非子竭力宣扬法家学说时，梵文名叫无忧（Asoka）的阿育王派出高僧到各地弘扬佛法，足迹所至东到缅甸，南到斯里兰卡，西边甚至到了叙利亚、埃及和希腊。[33]
不能确切地知道阿育王的想法。也许在他看来，好东西就该与人分享。让更多的人在佛光普照之下得到解脱，则无疑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也体现了菩萨心肠。
后来兴起的印度教却显然没有这个兴趣。他们跟犹太教一样，更愿意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甚至阶级性。这个新的综合体虽然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部分教义，本质上却仍属婆罗门。三位伟大的神——梵天（Brahmā，梵文，下同）、毗湿奴（Visnu）和湿婆（Siva）分别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保护者和破坏者共存于顶级，然后繁衍出众多的神。
这是符合印度国情的。等级森严符合种姓制度，多神崇拜符合多元文化，因此很快就占了上风。无法回到祖国的佛教只好继续远行，到异国他乡去寻找出路。
幸运的是，他们来到了中国。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不但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还是宗教的真空地带。何况佛教来得正是时候。没过多久，中国就像印度一样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和分裂，此为天时；传播路线主要经由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域，此为地利；北方胡人视其为同类，南方士族视其为知音，此为人和。
这就不但能落地生根，还能做转口贸易。
当然，这里面其实存在问题：中华和印度两大文明毕竟异质，就像希腊和希伯来。好在文明史上并不乏此类奇怪的组合，比如罗马教皇与法兰克人的联盟。可见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政治如此，文化亦然。
何况佛教与中华文明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实际上从宗教的角度看，文明无非四种：一神、多神、泛神、无神。多神教很难有世界性，最典型的就是印度教。一神教虽然有可能走向世界，但前提条件是：新皈依者表面上多神崇拜，实质上是泛神论者，原本并没有坚定的信仰，比如埃及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当然，如果他们之前已有一神倾向，也不妨顺水推舟地改宗更为纯粹的一神教，比如波斯人。
佛教和华人的态度却是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你可以说他们无神，因为佛陀和祖宗都是人，不是神。同样，也不妨称其为多神和泛神，因为这些崇拜对象具有神性，能够赐福于子孙后代和芸芸众生。正是这种不确定，使双方都有了各自表述的空间和余地，难怪能够共建文明。
文明的混血势必产生巨大的能量，大唐也因此具有了毋庸置疑的世界性。事实上，从中国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的佛教，是作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跟儒家学说等等一起漂洋过海的，这里面当然也有禅宗一份功劳。
但，禅宗也让我们错失良机。
机会是佛教带来的，玄奘法师取回的真经其实包含着中华文明稀缺的资源，这就是作为印度哲学“五明”之一的因明（Hetuvidyā）。明（Vidyā）就是知识、智慧、学问，比如声明就是音韵学和语言学。因（Hetu）则是推理依据，所以因明就是逻辑学和认识论。认识论又叫量论，研究对象则是现量和比量，也就是直觉知识和推理知识。[34]
可惜最后被欣然接受的却主要是声明。它被运用到文学创作中，由此产生了格律诗。因明却很少有人知道，因为禅宗的主张是顿悟成佛，那又何必要什么逻辑推理？[35]
于是连同因明背后的科学精神也被拒之门外。事实上遍检禅宗的公案和机锋，你会发现那更多的是抖机灵，而非爱智慧。要知道，智慧和爱智慧可是两回事。没有希腊人那样对智慧的爱，最后就只会剩下文字游戏和耍嘴皮子。
包容精神属于地中海，科学精神属于雅利安，因明在本质上是西方的。所以这一次的擦肩而过，就给我们民族留下了永久的遗憾。因为技术进步可以依靠劳动人民，科学研究和国民教育却只能依靠知识阶层。如果知识阶层集体地对逻辑推理不感兴趣，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就实在堪忧。甚至就连阿Q精神也多少要由禅宗负责。试想，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游街示众等等，不也颇有禅意吗？
看来，反思是必须的，却又只能留待将来。
现在可以做总结了。似乎可以这么说：自从隋炀帝打通南北大运河，穆罕默德在麦加得到天启，世界就进入了洗牌的时代。洗牌风起云涌地延续了好几个世纪，从阿拉伯人建立世界大帝国，日耳曼蛮族成为欧洲新主人，直到成吉思汗的蒙古旋风横扫欧亚大陆，奥斯曼土耳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主宰，拜占庭作为千年帝国落下帷幕。
这就是文明的走向。
在这浪潮激荡的岁月，中华文明一方面与世界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另方面则按照自身的趋势走向巅峰。灿烂辉煌的唐宋，是世界文明圈的时代。之后，是盛极而衰，是起伏跌宕、日薄西山和浴火重生。中华帝国由扩张而收缩的转折点，则正是看似与禅宗无关的怛罗斯战役和安史之乱。
于是就有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西方人眼中黑暗的中世纪，却反倒是伊斯兰和中华文明的黄金时期？为什么这两大文明，后来会有不同的道路？为什么禅宗的兴起，也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其中奥秘，究竟何在？
要回答这些问题，又必须先看武则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