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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一日,我参加了九通翻译的第一次笔试。九通公司座落在东城区的永康大厦里,占了十一层和十二层的全部。大厦的背面有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车马稀少,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场所。显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我一起参加笔试的有五十人之多。听说报名人数上百,这是人事部根据履历第一轮筛选的结果。其实他们只要两个英文翻译,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笔试挺难,考完出来,很多人抱怨做不完。我勉强做完,不敢保证质量。出来时,有个北师大的女生问我:
“那个‘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你是怎么译的?”
"The rimy bark,slippery with rain, is forty spans around. And kingfish-blue hues, high up into the sky, two thousand feet above."
她看着我,抿嘴笑:“为什么用kingfish-blue?不就是blackness吗?”
“黛色不完全是黑色吧。黛色其实是青黑色,也就是blue black。”
“那你为什么不用blue black,而用kingfish-blue?”
我没回答,淡笑。
“明白了,”她叹了一口气,“炫技,是不是?嗯,我倒和你译得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完全遵守原诗的词位。”
“古诗好就好在对仗,所以我尽量不改动词位。我比较喜欢直译。”
我们一起走过长廊,她忽然低声说:“你觉不觉得这次的题出得很怪的?前面要我们译标书,后面要我们译那么难的古文。又不是考博,犯不着吧?”
我举手:“严重同意。出题的人肯定是虐待狂,我从没见过这么郁闷的试题。”
说完这话,我看见她悄悄地向我递了一个眼色,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西装笔挺,打着黄色领带的年轻人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我。
我嚼着口香糖,对他说:“这位同学,你也是来考试的吗?”
他冷冷地说:“不是。”
然后,他不理我,径直地走进电梯,消失了。
目送他离开,那女生很夸张地“哇”了一声,作花痴状:“刚才那位先生,好酷哦!”
我笑笑。和沥川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已令我对所有的俊男免疫。我爱他如此痴狂,经常半夜打开台灯,悄悄地看他熟睡的脸。
第二天,公司来电,通知我和另外九个人参加一对一的口试。
我的口语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九通对我的笔试很满意。两天之后,我和最后三位竞争者去见了他们的总经理:萧观。
我对翻译界的情况并不太熟,但萧观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父母都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是冯介良教授的师姐。夫妻俩的名字常双双出现在英文教材上。萧观早年在国家通讯社的驻外分社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翻译。之后他从商建立了这个公司,听说商运亨通,没几年就发了。当然,除了翻译,在他叔父——一位香港巨商的支持下,他还涉足房地产等其它投资。目前九通在全国各地有十七家分公司,业绩非常突出,他是去年本市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萧观,心中暗暗气馁。原来他就是那天站在我身后打量我的人。他看上去二十八九岁,清峻、沉稳、神态闲雅,一脸书生气,不大像是企业家。正如冯老师所说,是个做文化生意的。
“你就是谢小秋,”他坐在大班椅上,缓缓地说,“冯教授打过两次电话推荐你。”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在一次闲聊中告诉过冯老师我想进九通,他就不声不响地替我张罗开了。
我看着他,知道笔试的考卷肯定出自他手,便在心底盘算自己还有几分希望。连忙辩解:“我无意走后门。”
“冯教授说了你很多好话,但也提醒我,你的专业过硬,但有些个人的小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他不说。不过他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萧、冯两家是世交,父辈们携手历经了文革。冯静儿从小就赶着萧观叫哥哥。
“我没什么毛病,”我说,“我的毛病您绝对可以容忍。”
他从办公椅上站起来,打量我:“有没有人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应当穿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一套便装。其实也是我最近买的最贵的一套衣服。颜色鲜艳了点,和下面的毛料长裙一配,很像当年写《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三毛。我觉得这身打扮挺是我喜欢的波西米亚风格。其实前几次我都穿着一本正经的西装,就这一次,因为要和最后几位名校的高材生竞争,我的资历、水平和他们相比都不是特别突出,故而出此险策,想以奇制胜。
“人事部的王主任说,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笔译,一切都在电脑上完成,基本上不用和客户当面打交道。再说,”我咬咬嘴唇,“我只有一套西装,次次都穿它。你们天天看,难道不厌吗?”
大概觉得我的解释特实在,他放下了这个话题。
“还有,为什么你的耳朵需要那么多耳环?我看着都麻烦,难道你戴着不麻烦?”
你是选才还是选美?那话冲到喉咙,被我咽了下去。我的回答简短扼要:“我这几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找人算了命,说是五行缺金。”
他沉默片刻。我以为他终于可以饶了我了,不料他又说:“谁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可以嚼口香糖?”
“我紧张。”
“你,紧张?”他不冷不热地说,“你第一个交卷,对吧?”
这话又戳到我的痛处。那天试卷上明明写着考试时间一百二十分钟,我到时交卷,尽管心里知道有不少答案不完善。不料,剩下的人都叫没做完,都按卷不交,结果,真正交卷的时间往后拖了十几分钟。
“我只是按时交卷。”我在心里恨自己,真是有病,为什么每一句都要顶他一下?
“好吧,”他看了看表,说:“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毛病?”
“没了。”
“你知道,”他顿了顿,说,“剩下的最后四个人,学历和水平相差无几。对我们来说选谁都可以。我们当然会选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
“我特好相处,”我说,“我向您发誓。除了衣着古怪之外,我人见人爱。”
“嗯。”他点点头,踱回椅子坐下来,用笔在我的文件夹上画了一下:“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们最近刚接了几笔合同,英文部特别缺人。你有英文名字吗?”
“没有。”
“在这里工作的所有英文翻译,必须要有英文名字,尤其是拼音里有‘X’和‘Q’的。”
我是XXQ。
“小秋这两个字,对老外来说,发音不是很难吧?”我不喜欢弄什么英文名字,话音里含着一点乞求。
“不行。”他斩钉截铁。
“那就请您给起一个?”
“安妮,怎么样?”
“行。”
我的办公室在十一楼1107号,英文部。和我共一间房的是与我同时进公司的另一名女生,唐玉莲。虽说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临窗,且隔音效果良好,但房子有一整面墙是透明玻璃的。所以,无论你干什么,外面的人都看得见。
唐玉莲的个子不高,五官长得很精致。我觉得,很有点伊能静的味道。
我打趣她:“嗨,你是不是伊能静的妹妹?”
她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恨死伊能静了,每个人都说我像她。K歌的时候都逼我唱她的歌。”
“你长得不比伊能静差,”我打开电脑,“真的。”
“上午的培训真累啊。咱们的萧总真能说!我早就想上厕所了,看他一脸严肃吓得不敢去,真真折磨死我了。”她一个劲儿地抱怨。
“我也是。我有点想戴耳机听歌,想了想,不敢。对了,那个英文部的主任,真是个美女!”
“她是萧观的现任女友。你要表现好哟,不然人家会吹枕头风的。”
“现任女友?”我问,“你刚来,怎么知道?”
“我有同学在法文部,经常八卦。萧观同学年少多金、风流倜傥,前后有N届女友,多是投怀送抱。就是现在这位陶心如陶... -->>
七月一日,我参加了九通翻译的第一次笔试。九通公司座落在东城区的永康大厦里,占了十一层和十二层的全部。大厦的背面有个巨大的高尔夫球场,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车马稀少,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工作场所。显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我一起参加笔试的有五十人之多。听说报名人数上百,这是人事部根据履历第一轮筛选的结果。其实他们只要两个英文翻译,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笔试挺难,考完出来,很多人抱怨做不完。我勉强做完,不敢保证质量。出来时,有个北师大的女生问我:
“那个‘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你是怎么译的?”
"The rimy bark,slippery with rain, is forty spans around. And kingfish-blue hues, high up into the sky, two thousand feet above."
她看着我,抿嘴笑:“为什么用kingfish-blue?不就是blackness吗?”
“黛色不完全是黑色吧。黛色其实是青黑色,也就是blue black。”
“那你为什么不用blue black,而用kingfish-blue?”
我没回答,淡笑。
“明白了,”她叹了一口气,“炫技,是不是?嗯,我倒和你译得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完全遵守原诗的词位。”
“古诗好就好在对仗,所以我尽量不改动词位。我比较喜欢直译。”
我们一起走过长廊,她忽然低声说:“你觉不觉得这次的题出得很怪的?前面要我们译标书,后面要我们译那么难的古文。又不是考博,犯不着吧?”
我举手:“严重同意。出题的人肯定是虐待狂,我从没见过这么郁闷的试题。”
说完这话,我看见她悄悄地向我递了一个眼色,低低地咳嗽了一声。我一回头,看见一个西装笔挺,打着黄色领带的年轻人站在我身后,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正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打量我。
我嚼着口香糖,对他说:“这位同学,你也是来考试的吗?”
他冷冷地说:“不是。”
然后,他不理我,径直地走进电梯,消失了。
目送他离开,那女生很夸张地“哇”了一声,作花痴状:“刚才那位先生,好酷哦!”
我笑笑。和沥川相处的时日虽然不多,已令我对所有的俊男免疫。我爱他如此痴狂,经常半夜打开台灯,悄悄地看他熟睡的脸。
第二天,公司来电,通知我和另外九个人参加一对一的口试。
我的口语成绩不是最好的,但九通对我的笔试很满意。两天之后,我和最后三位竞争者去见了他们的总经理:萧观。
我对翻译界的情况并不太熟,但萧观这个名字还是听说过。他出生于学术世家,父母都是北大英文系的教授。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母亲是冯介良教授的师姐。夫妻俩的名字常双双出现在英文教材上。萧观早年在国家通讯社的驻外分社干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翻译。之后他从商建立了这个公司,听说商运亨通,没几年就发了。当然,除了翻译,在他叔父——一位香港巨商的支持下,他还涉足房地产等其它投资。目前九通在全国各地有十七家分公司,业绩非常突出,他是去年本市十大优秀“青年企业家”之一。
我第一次见到萧观,心中暗暗气馁。原来他就是那天站在我身后打量我的人。他看上去二十八九岁,清峻、沉稳、神态闲雅,一脸书生气,不大像是企业家。正如冯老师所说,是个做文化生意的。
“你就是谢小秋,”他坐在大班椅上,缓缓地说,“冯教授打过两次电话推荐你。”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是在一次闲聊中告诉过冯老师我想进九通,他就不声不响地替我张罗开了。
我看着他,知道笔试的考卷肯定出自他手,便在心底盘算自己还有几分希望。连忙辩解:“我无意走后门。”
“冯教授说了你很多好话,但也提醒我,你的专业过硬,但有些个人的小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他不说。不过他说,我一看见你就知道了。”
我知道萧、冯两家是世交,父辈们携手历经了文革。冯静儿从小就赶着萧观叫哥哥。
“我没什么毛病,”我说,“我的毛病您绝对可以容忍。”
他从办公椅上站起来,打量我:“有没有人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应当穿什么衣服?”
我穿的是一套便装。其实也是我最近买的最贵的一套衣服。颜色鲜艳了点,和下面的毛料长裙一配,很像当年写《梦里花落知多少》的三毛。我觉得这身打扮挺是我喜欢的波西米亚风格。其实前几次我都穿着一本正经的西装,就这一次,因为要和最后几位名校的高材生竞争,我的资历、水平和他们相比都不是特别突出,故而出此险策,想以奇制胜。
“人事部的王主任说,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是笔译,一切都在电脑上完成,基本上不用和客户当面打交道。再说,”我咬咬嘴唇,“我只有一套西装,次次都穿它。你们天天看,难道不厌吗?”
大概觉得我的解释特实在,他放下了这个话题。
“还有,为什么你的耳朵需要那么多耳环?我看着都麻烦,难道你戴着不麻烦?”
你是选才还是选美?那话冲到喉咙,被我咽了下去。我的回答简短扼要:“我这几年时运不济,命途多舛,找人算了命,说是五行缺金。”
他沉默片刻。我以为他终于可以饶了我了,不料他又说:“谁告诉你,面试的时候,可以嚼口香糖?”
“我紧张。”
“你,紧张?”他不冷不热地说,“你第一个交卷,对吧?”
这话又戳到我的痛处。那天试卷上明明写着考试时间一百二十分钟,我到时交卷,尽管心里知道有不少答案不完善。不料,剩下的人都叫没做完,都按卷不交,结果,真正交卷的时间往后拖了十几分钟。
“我只是按时交卷。”我在心里恨自己,真是有病,为什么每一句都要顶他一下?
“好吧,”他看了看表,说:“除了这些,你还有什么毛病?”
“没了。”
“你知道,”他顿了顿,说,“剩下的最后四个人,学历和水平相差无几。对我们来说选谁都可以。我们当然会选一个比较好相处的人。”
“我特好相处,”我说,“我向您发誓。除了衣着古怪之外,我人见人爱。”
“嗯。”他点点头,踱回椅子坐下来,用笔在我的文件夹上画了一下:“你明天就来上班吧,我们最近刚接了几笔合同,英文部特别缺人。你有英文名字吗?”
“没有。”
“在这里工作的所有英文翻译,必须要有英文名字,尤其是拼音里有‘X’和‘Q’的。”
我是XXQ。
“小秋这两个字,对老外来说,发音不是很难吧?”我不喜欢弄什么英文名字,话音里含着一点乞求。
“不行。”他斩钉截铁。
“那就请您给起一个?”
“安妮,怎么样?”
“行。”
我的办公室在十一楼1107号,英文部。和我共一间房的是与我同时进公司的另一名女生,唐玉莲。虽说这间房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临窗,且隔音效果良好,但房子有一整面墙是透明玻璃的。所以,无论你干什么,外面的人都看得见。
唐玉莲的个子不高,五官长得很精致。我觉得,很有点伊能静的味道。
我打趣她:“嗨,你是不是伊能静的妹妹?”
她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脸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恨死伊能静了,每个人都说我像她。K歌的时候都逼我唱她的歌。”
“你长得不比伊能静差,”我打开电脑,“真的。”
“上午的培训真累啊。咱们的萧总真能说!我早就想上厕所了,看他一脸严肃吓得不敢去,真真折磨死我了。”她一个劲儿地抱怨。
“我也是。我有点想戴耳机听歌,想了想,不敢。对了,那个英文部的主任,真是个美女!”
“她是萧观的现任女友。你要表现好哟,不然人家会吹枕头风的。”
“现任女友?”我问,“你刚来,怎么知道?”
“我有同学在法文部,经常八卦。萧观同学年少多金、风流倜傥,前后有N届女友,多是投怀送抱。就是现在这位陶心如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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