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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小学和中学出现在面前。操场坝与从前一模一样，原先的寺庙推倒盖了楼房，几乎找不到一丁点儿旧日容貌。上早自习的学生背着书包往学校走，亮着灯的教室倒也安静，有学生已在捧着书本读。
到小道上，我们叫住一辆三轮车，坐上去，路坑坑洼洼，车子颠得厉害，溅得脏水高高的。走了十分钟，才是柏油马路。
不一会儿到了石桥，这儿高楼耸立，商标琳琅满目，店还未全开，到处是车。三轮车拐进一条泥汤汤的窄道。人赶集似的越来越多，路两边全是蔬菜水果摊位，板车小型货车都在挤同一个道。
三轮车突然停住，“坏了！”司机叫道，一步跳下车弯身查看。小米把钱给他，说不等他，我们走路。
7
大姐与小米住在石桥边的大佛段有五六年，母亲生前常来这儿。老辈人说，人去世后，魂魄附在相同脸形的肉身上，会到生前所到之处收脚迹。走在这条路上，我在陌生的人群中张望，看有没有走路双腿拖着重物、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头发枯萎零乱、神情严肃、背有些驼的母亲。可是没有母亲，哪怕是略微有点像母亲的人。据说母亲在家待闷了，就上大佛段来看大姐，母女俩边吃饭边聊家常。母亲生活得如何，小米也该知道一二。现在就小米一人，问起来会方便些。
“外婆过得如何？在我不在重庆时。”
小米像没听见。我又重复一句。
“外婆很享福。你不是都晓得吗？”小米说着拉我进了一家小面店。里面桌子坐满，店门也站了人，生意很火。小米和往大铁锅里放面的男人说话，要他多放一点青菜，听口气他们很熟。男人开始打调料，我说不要辣椒。
有的人离开，我们坐了下来。小米说，“我见外婆很少，听妈妈说，外婆有一阵子想去养老院。”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陪外婆去，带外婆去看。街上一位邻居被子女送进养老院。那儿的食物，全是稀汤汤，老年人一周吃一次肉和一次鸡蛋，没牛奶喝。明显缺营养，个个面黄寡瘦。几个人同睡一间房，三十多人共用一个厕所和洗澡间，唯一的娱乐是一台小彩电，还限定了时间和频道。管教人员对老人很凶。那位邻居悄悄对外婆说，‘千万不要来，这儿像坐牢，只等阎王爷，除此之外，没啥盼头。’所以，外婆又回到家里。”
我没什么话可说。没一会儿店员把小面端过来，叮嘱不放辣椒，还是放了。我闷头吃面，街上的嘈杂声各种气味涌来，想到母亲不在世上了，眼泪就吧嗒往面里掉，用纸巾抹干眼睛，剩下的面再也不想吃了。
小米非要她付钱，说她请客。
我们出了面店，朝前走了十来分钟，进入一个商品房小区，五六幢紧凑在一起的小板楼，空地种了花草，好几个老太太带着孙子坐在石凳子上晒太阳。小米抱歉地说，“我这儿没有电梯，好在楼不高。”
我们走楼梯，上了四层楼，她掏出钥匙打开左边第二个门。房子倒是很宽绰，有一个二十八平米左右的厅，两个卧房，学日本人铺了床垫，另加厨房和卫生间。进门右手边放了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
看到我打量房子，小米说：“我和儿子住这儿，妈妈他们两口子搬出去了。”
原来如此，我就觉得她先前提到她母亲的话里有话。
“他们把沙发床衣柜都搬走了。”
难怪我觉得房子大，因为空荡荡。相比之下，母亲江边的房子比小米的房子显得小多了。“那大姐她住哪儿？”我不由得问。
“他们住黄桷丫，房子比这儿小一点。”
小米倒了两杯水，一杯递给我。等我坐下，她才坐了下来，口气平淡，“那可是我南下积攒的辛苦钱，我妈她真不像当妈的。六姨，你说说，哪有不疼儿女的妈？哪有不疼自己外孙的外婆？”几句话后，她情绪大变，很激动。
8
大姐为了爱情，从煤矿回重庆后一直没工作。她再婚后，和丈夫、年老的公公住在重庆南岸大佛段棉纺厂职工宿舍一间面积加起来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另有一个加盖起来的厨房，可以在里面吃饭。丈夫的弟弟，常与老婆闹得水火不容，回家来住几天。大姐为之抱怨不已，丈夫说，将就点，要怪就怪命如黄连苦，生错人家，嫁错郎。两人都是惹不起的火柴脾性，一擦就燃，三天两头吵架。
时逢我从英国回来看母亲，家人到齐开饭时，大姐一口饭未吃，就叫穷，说她做梦都想买一条三十块钱的灯笼裙子，没有钱，被店员臭骂一顿。家里吃得更差。
当着一家人，大姐声泪俱下：“爱情顶狗屁用，穷得屁股打鼓，哪看得见幸福半根屌毫毛？我连做梦都在吃火锅，没钱付，只好逃掉，弄得人到处追赶我！”
母亲止住她，说吃完饭再说。
那是1992年，我到伦敦才一年多，正好回重庆，准确地说，是为了给母亲过生日。父亲眼盲，行走不便，母亲不要去餐馆庆祝，说生日，一家人团聚就蛮好。母亲切了腊肉香肠，炖了排骨海带汤，二姐买了麻辣鸡块和其他凉菜。幺舅一家人也来了，大人挤着坐了一桌子，小孩挤着坐一小桌子。席间，母亲到厨房炒干煸四季豆，我跟着出去帮忙。
母亲说：“你大姐是想要钱。你有，就借给她吧。”
看我不言语，母亲改口道：“妈妈晓得你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辛苦写来的稿费，你也不容易，算了，不要将就你大姐，反正她是不争气的家什。”
三哥跑进来，警告我，“讲困难，人人都困难，她还没有喝西北风。不要乱了规矩，搞得自己难堪。”言下之意很明白，给了一人，其他人也要。三哥说：“今天是妈的生日，她哭啥子，一点不懂事！”
吃完饭，大姐把我一个人拉到走廊外边。凭栏远眺，开春后江水渐宽，不像冬天那么枯干狭窄，从嘉陵江驶来一艘快艇，冲入长江，剪开一道绵长的白浪。
“我有个耍得好的朋友在朝天门皮鞋批发市场工作，我好想在那儿开一个小店。”大姐拉着我的手说，眼睛里充满希望。
我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了一个数。我转过身回到母亲的卧室，从自己的包里拿了皮夹，抽了一叠美金，数了数。若无其事地经过客厅里的家人，到门外走廊上。我把钱放在大姐手中：“可以到银行换人民币三万多。”
“算大姐借你的。”大姐仔细地数了数，挂不住的喜悦露在脸上，“幺妹真好，我就是只死耗子也会当成头公牛干，赚了会还幺妹。我不会对家里人讲这钱是你的，免得他们找你要钱。”
我说：“我只求你对家里人好，不要惹事。”
她举起手来，向我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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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小学和中学出现在面前。操场坝与从前一模一样，原先的寺庙推倒盖了楼房，几乎找不到一丁点儿旧日容貌。上早自习的学生背着书包往学校走，亮着灯的教室倒也安静，有学生已在捧着书本读。
到小道上，我们叫住一辆三轮车，坐上去，路坑坑洼洼，车子颠得厉害，溅得脏水高高的。走了十分钟，才是柏油马路。
不一会儿到了石桥，这儿高楼耸立，商标琳琅满目，店还未全开，到处是车。三轮车拐进一条泥汤汤的窄道。人赶集似的越来越多，路两边全是蔬菜水果摊位，板车小型货车都在挤同一个道。
三轮车突然停住，“坏了！”司机叫道，一步跳下车弯身查看。小米把钱给他，说不等他，我们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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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与小米住在石桥边的大佛段有五六年，母亲生前常来这儿。老辈人说，人去世后，魂魄附在相同脸形的肉身上，会到生前所到之处收脚迹。走在这条路上，我在陌生的人群中张望，看有没有走路双腿拖着重物、肩膀一边高一边低、头发枯萎零乱、神情严肃、背有些驼的母亲。可是没有母亲，哪怕是略微有点像母亲的人。据说母亲在家待闷了，就上大佛段来看大姐，母女俩边吃饭边聊家常。母亲生活得如何，小米也该知道一二。现在就小米一人，问起来会方便些。
“外婆过得如何？在我不在重庆时。”
小米像没听见。我又重复一句。
“外婆很享福。你不是都晓得吗？”小米说着拉我进了一家小面店。里面桌子坐满，店门也站了人，生意很火。小米和往大铁锅里放面的男人说话，要他多放一点青菜，听口气他们很熟。男人开始打调料，我说不要辣椒。
有的人离开，我们坐了下来。小米说，“我见外婆很少，听妈妈说，外婆有一阵子想去养老院。”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陪外婆去，带外婆去看。街上一位邻居被子女送进养老院。那儿的食物，全是稀汤汤，老年人一周吃一次肉和一次鸡蛋，没牛奶喝。明显缺营养，个个面黄寡瘦。几个人同睡一间房，三十多人共用一个厕所和洗澡间，唯一的娱乐是一台小彩电，还限定了时间和频道。管教人员对老人很凶。那位邻居悄悄对外婆说，‘千万不要来，这儿像坐牢，只等阎王爷，除此之外，没啥盼头。’所以，外婆又回到家里。”
我没什么话可说。没一会儿店员把小面端过来，叮嘱不放辣椒，还是放了。我闷头吃面，街上的嘈杂声各种气味涌来，想到母亲不在世上了，眼泪就吧嗒往面里掉，用纸巾抹干眼睛，剩下的面再也不想吃了。
小米非要她付钱，说她请客。
我们出了面店，朝前走了十来分钟，进入一个商品房小区，五六幢紧凑在一起的小板楼，空地种了花草，好几个老太太带着孙子坐在石凳子上晒太阳。小米抱歉地说，“我这儿没有电梯，好在楼不高。”
我们走楼梯，上了四层楼，她掏出钥匙打开左边第二个门。房子倒是很宽绰，有一个二十八平米左右的厅，两个卧房，学日本人铺了床垫，另加厨房和卫生间。进门右手边放了一张餐桌和四把椅子。
看到我打量房子，小米说：“我和儿子住这儿，妈妈他们两口子搬出去了。”
原来如此，我就觉得她先前提到她母亲的话里有话。
“他们把沙发床衣柜都搬走了。”
难怪我觉得房子大，因为空荡荡。相比之下，母亲江边的房子比小米的房子显得小多了。“那大姐她住哪儿？”我不由得问。
“他们住黄桷丫，房子比这儿小一点。”
小米倒了两杯水，一杯递给我。等我坐下，她才坐了下来，口气平淡，“那可是我南下积攒的辛苦钱，我妈她真不像当妈的。六姨，你说说，哪有不疼儿女的妈？哪有不疼自己外孙的外婆？”几句话后，她情绪大变，很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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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为了爱情，从煤矿回重庆后一直没工作。她再婚后，和丈夫、年老的公公住在重庆南岸大佛段棉纺厂职工宿舍一间面积加起来不到二十平米的小房子里，另有一个加盖起来的厨房，可以在里面吃饭。丈夫的弟弟，常与老婆闹得水火不容，回家来住几天。大姐为之抱怨不已，丈夫说，将就点，要怪就怪命如黄连苦，生错人家，嫁错郎。两人都是惹不起的火柴脾性，一擦就燃，三天两头吵架。
时逢我从英国回来看母亲，家人到齐开饭时，大姐一口饭未吃，就叫穷，说她做梦都想买一条三十块钱的灯笼裙子，没有钱，被店员臭骂一顿。家里吃得更差。
当着一家人，大姐声泪俱下：“爱情顶狗屁用，穷得屁股打鼓，哪看得见幸福半根屌毫毛？我连做梦都在吃火锅，没钱付，只好逃掉，弄得人到处追赶我！”
母亲止住她，说吃完饭再说。
那是1992年，我到伦敦才一年多，正好回重庆，准确地说，是为了给母亲过生日。父亲眼盲，行走不便，母亲不要去餐馆庆祝，说生日，一家人团聚就蛮好。母亲切了腊肉香肠，炖了排骨海带汤，二姐买了麻辣鸡块和其他凉菜。幺舅一家人也来了，大人挤着坐了一桌子，小孩挤着坐一小桌子。席间，母亲到厨房炒干煸四季豆，我跟着出去帮忙。
母亲说：“你大姐是想要钱。你有，就借给她吧。”
看我不言语，母亲改口道：“妈妈晓得你的钱是一个字一个字辛苦写来的稿费，你也不容易，算了，不要将就你大姐，反正她是不争气的家什。”
三哥跑进来，警告我，“讲困难，人人都困难，她还没有喝西北风。不要乱了规矩，搞得自己难堪。”言下之意很明白，给了一人，其他人也要。三哥说：“今天是妈的生日，她哭啥子，一点不懂事！”
吃完饭，大姐把我一个人拉到走廊外边。凭栏远眺，开春后江水渐宽，不像冬天那么枯干狭窄，从嘉陵江驶来一艘快艇，冲入长江，剪开一道绵长的白浪。
“我有个耍得好的朋友在朝天门皮鞋批发市场工作，我好想在那儿开一个小店。”大姐拉着我的手说，眼睛里充满希望。
我问她需要多少钱？她说了一个数。我转过身回到母亲的卧室，从自己的包里拿了皮夹，抽了一叠美金，数了数。若无其事地经过客厅里的家人，到门外走廊上。我把钱放在大姐手中：“可以到银行换人民币三万多。”
“算大姐借你的。”大姐仔细地数了数，挂不住的喜悦露在脸上，“幺妹真好，我就是只死耗子也会当成头公牛干，赚了会还幺妹。我不会对家里人讲这钱是你的，免得他们找你要钱。”
我说：“我只求你对家里人好，不要惹事。”
她举起手来，向我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