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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地吮吻起来；她的身体难以自控地颤栗不止，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1]的那一声巨响。她在经历了那一声内心轰鸣之后渐渐清醒过来，挣脱他的双臂，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枚雕饰着龙的铜元，塞进兆海的手心：“你带着好，甭忘我。”说罢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肩膀，把火烧火烫的脸颊和他的脸偎贴在一起。他说：“我尝到了你的眼泪，是苦的涩的。”
白灵去了鹿兆海家，鹿子霖叔叔态度活泛，不住地向她打问城里许多革命的事。兆海的爷爷鹿泰恒纯粹是一种应付，言语和眉眼里对她的不屑和冷漠是明摆着的。她能原谅他也就不搁在心上。
她从这个与自己已经构成某种特殊联系的门楼下走出来，绕过自家门楼到白鹿镇小学校找鹿兆鹏去了。这是作为革命者的她和他的第一次会见。她又一次抑止不住激动的情绪向他叙述了大闹滋水县的经过，而且抱怨作为革命的领导人的鹿兆鹏怎么能不参与？鹿兆鹏呵呵笑着默认了她的抱怨，没有向她说明自己实际上是那场斗争的策划组织者之一。她和他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的人民革命热潮。她说：“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一想到胜利的那一天，我就……”鹿兆鹏也以肯定的语气说：“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北伐军的前进，胜利指日可待。”
这次接触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
白灵天黑定时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歇息，看来是专意等待她。白嘉轩知道她的行踪仍然问：“你到谁家去了？”白灵说：“我先到子霖叔家后来又到学校找兆鹏哥去了。我明天要走，今晚不去再没时间了。”母亲惊讶地问：“明天就走？你一年没回来，刚回来连一整天也呆不下？”白灵笑着向母亲赔情：“没办法呀！妈。革命形势紧迫，同志们约定明晚开会。等胜利了我回来跟你住整整一个月。”白嘉轩忍着冲到喉咙口的火气冷静地发问：“你现时还念书不念书？”白灵说：“念呀，怎么不念？”白嘉轩问：“你念了书日后做啥呀？”白灵说：“我喜欢教书。革命胜利了我就做个先生，教书。”白嘉轩说：“你现在甭念书咧，回家来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白灵不加思索一口回绝，“爸，我没有想到你现在会说这种话。”白嘉轩说：“那好，你现在睡觉去。”
第二天早晨，白灵起来时发觉小厦屋的门板从外头反锁上了。她还未来得及呼喊，父亲从上房里屋背着双手走下台阶，走过庭院在厦屋门前站住，对着门缝说：“王村你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正月初三。”白灵嘴巴对着门缝吼：“王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白嘉轩已走到二门口，转过身说：“就是尸首也要王家抬走。”
白灵很快复原了活泼的天性，在小厦屋里大声演讲大声唱歌，婆呀爸呀妈呀大哥大嫂三娃子牛犊还有干大你们听我讲吧！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国民革命形势大好！北伐军节节胜利，天下无敌，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保不住驾啦！国民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妈吔快给我送俩馍来我饿了。
白赵氏踮着小脚站在庭院里斥问：“灵灵你疯了？”白吴氏仙草拿着俩馍馍走到厦屋门前，白嘉轩不失时机地赶到了，从仙草手里夺下馍说：“让她喊让她唱。她还有劲儿。”白灵从门缝里看见了院庭里发生的一切。她的腹腔里猫抓似的难受，接着口腔里开始发粘，终于喊不出也唱不出了，躺在炕上看冬日惨淡的阳光从房檐上悄然消失，冷气和黑暗一起笼罩了厦屋。
黑暗里窗户纸轻轻响了一下，什么东西滚落到肩头上，她一抓到手就毫不迟疑地吞嚼起来，两个半是麦子面半是玉米面的馍馍不经吃就完了，似乎还可以再吃下两个。她觉得胳膊和双腿顿时充满了活力，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继续她的讲演。白嘉轩咣当一声拉开上房西屋的门闩，站在庭院里吼：“你再喊再唱，我就一镢头砸死你！”白灵对着门缝吼出于胡子的话：“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直到深夜，白灵时喊时唱的声音才停止下来。天明以后，白嘉轩洗了脸喝了茶抽罢烟，吃了两个烤得焦黄酥脆的馍馍，雄赳赳地走进饲养场的轧花机房，脱了棉袄就跳上去，踩动踏板，那机器的大轮小轮就转动起来。哳哳哳的响声和谐通畅地响起来。他一口气踩得小半捆皮棉，周身发热，正要脱去笨重的棉裤，仙草急急匆匆颠着小脚走进来：“灵灵跑了！”白嘉轩披着棉袄走出轧花房，走过街道再跨进自家门楼，厦屋的门锁已经启开，厦屋的山墙上挖开一个窟窿，白土粉刷的墙壁上用镢头尖刺刻下一行字：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白嘉轩问仙草：“这镢头怎么在这里？”仙草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啥时候忘在柜下边了，那是个无用的废物嘛！”白嘉轩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甭再问了。”直到公元一九五○年共和国成立后，两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院子，把一块“革命烈士”的黄底红字的铜牌钉到他家的门框上，他才哆嗦着花白胡须的嘴巴喃喃地说：“真个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
白嘉轩丝毫也不怀疑孝文惊慌失措从外边传到轧花机房里来的消息的真实性。每天从川原上下背着棉花包前来轧花的人，也带来了四面八方各个村庄的动静，白嘉轩充分预感到了愈逼愈近的混乱，同时也愈来愈坚定地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处乱不乱。他不抢不偷，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田福贤也好，鹿兆鹏和鹿黑娃也好，难道连他这样正经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他踩踏着轧花机，汗水淋漓，热气蒸腾，愈加自信愈加心底踏实。
烈地吮吻起来；她的身体难以自控地颤栗不止，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1]的那一声巨响。她在经历了那一声内心轰鸣之后渐渐清醒过来，挣脱他的双臂，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枚雕饰着龙的铜元，塞进兆海的手心：“你带着好，甭忘我。”说罢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肩膀，把火烧火烫的脸颊和他的脸偎贴在一起。他说：“我尝到了你的眼泪，是苦的涩的。”
白灵去了鹿兆海家，鹿子霖叔叔态度活泛，不住地向她打问城里许多革命的事。兆海的爷爷鹿泰恒纯粹是一种应付，言语和眉眼里对她的不屑和冷漠是明摆着的。她能原谅他也就不搁在心上。
她从这个与自己已经构成某种特殊联系的门楼下走出来，绕过自家门楼到白鹿镇小学校找鹿兆鹏去了。这是作为革命者的她和他的第一次会见。她又一次抑止不住激动的情绪向他叙述了大闹滋水县的经过，而且抱怨作为革命的领导人的鹿兆鹏怎么能不参与？鹿兆鹏呵呵笑着默认了她的抱怨，没有向她说明自己实际上是那场斗争的策划组织者之一。她和他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的人民革命热潮。她说：“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一想到胜利的那一天，我就……”鹿兆鹏也以肯定的语气说：“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北伐军的前进，胜利指日可待。”
这次接触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节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塔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
白灵天黑定时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歇息，看来是专意等待她。白嘉轩知道她的行踪仍然问：“你到谁家去了？”白灵说：“我先到子霖叔家后来又到学校找兆鹏哥去了。我明天要走，今晚不去再没时间了。”母亲惊讶地问：“明天就走？你一年没回来，刚回来连一整天也呆不下？”白灵笑着向母亲赔情：“没办法呀！妈。革命形势紧迫，同志们约定明晚开会。等胜利了我回来跟你住整整一个月。”白嘉轩忍着冲到喉咙口的火气冷静地发问：“你现时还念书不念书？”白灵说：“念呀，怎么不念？”白嘉轩问：“你念了书日后做啥呀？”白灵说：“我喜欢教书。革命胜利了我就做个先生，教书。”白嘉轩说：“你现在甭念书咧，回家来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白灵不加思索一口回绝，“爸，我没有想到你现在会说这种话。”白嘉轩说：“那好，你现在睡觉去。”
第二天早晨，白灵起来时发觉小厦屋的门板从外头反锁上了。她还未来得及呼喊，父亲从上房里屋背着双手走下台阶，走过庭院在厦屋门前站住，对着门缝说：“王村你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正月初三。”白灵嘴巴对着门缝吼：“王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白嘉轩已走到二门口，转过身说：“就是尸首也要王家抬走。”
白灵很快复原了活泼的天性，在小厦屋里大声演讲大声唱歌，婆呀爸呀妈呀大哥大嫂三娃子牛犊还有干大你们听我讲吧！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国民革命形势大好！北伐军节节胜利，天下无敌，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保不住驾啦！国民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妈吔快给我送俩馍来我饿了。
白赵氏踮着小脚站在庭院里斥问：“灵灵你疯了？”白吴氏仙草拿着俩馍馍走到厦屋门前，白嘉轩不失时机地赶到了，从仙草手里夺下馍说：“让她喊让她唱。她还有劲儿。”白灵从门缝里看见了院庭里发生的一切。她的腹腔里猫抓似的难受，接着口腔里开始发粘，终于喊不出也唱不出了，躺在炕上看冬日惨淡的阳光从房檐上悄然消失，冷气和黑暗一起笼罩了厦屋。
黑暗里窗户纸轻轻响了一下，什么东西滚落到肩头上，她一抓到手就毫不迟疑地吞嚼起来，两个半是麦子面半是玉米面的馍馍不经吃就完了，似乎还可以再吃下两个。她觉得胳膊和双腿顿时充满了活力，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继续她的讲演。白嘉轩咣当一声拉开上房西屋的门闩，站在庭院里吼：“你再喊再唱，我就一镢头砸死你！”白灵对着门缝吼出于胡子的话：“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直到深夜，白灵时喊时唱的声音才停止下来。天明以后，白嘉轩洗了脸喝了茶抽罢烟，吃了两个烤得焦黄酥脆的馍馍，雄赳赳地走进饲养场的轧花机房，脱了棉袄就跳上去，踩动踏板，那机器的大轮小轮就转动起来。哳哳哳的响声和谐通畅地响起来。他一口气踩得小半捆皮棉，周身发热，正要脱去笨重的棉裤，仙草急急匆匆颠着小脚走进来：“灵灵跑了！”白嘉轩披着棉袄走出轧花房，走过街道再跨进自家门楼，厦屋的门锁已经启开，厦屋的山墙上挖开一个窟窿，白土粉刷的墙壁上用镢头尖刺刻下一行字：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白嘉轩问仙草：“这镢头怎么在这里？”仙草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啥时候忘在柜下边了，那是个无用的废物嘛！”白嘉轩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甭再问了。”直到公元一九五○年共和国成立后，两位共产党的干部走进院子，把一块“革命烈士”的黄底红字的铜牌钉到他家的门框上，他才哆嗦着花白胡须的嘴巴喃喃地说：“真个死了？！是我把娃咒死了哇！”
白嘉轩丝毫也不怀疑孝文惊慌失措从外边传到轧花机房里来的消息的真实性。每天从川原上下背着棉花包前来轧花的人，也带来了四面八方各个村庄的动静，白嘉轩充分预感到了愈逼愈近的混乱，同时也愈来愈坚定地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处乱不乱。他不抢不偷，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田福贤也好，鹿兆鹏和鹿黑娃也好，难道连他这样正经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他踩踏着轧花机，汗水淋漓，热气蒸腾，愈加自信愈加心底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