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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罪，斩其首以谢天下！”
“斩其首以谢天下？”刘成的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如果是刚刚穿越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被吓到，这几年塘报看下来他也逐渐明白了大明高层政治的运行规则了。进士老爷们考中了之后，最牛逼的一群人去翰林院当庶吉士，为将来入阁累积经验；差一点的就去当御史、给事中，乘着年轻人的锐气还没有被消磨，没有被官场同化，给掌握大权的辅臣、尚书、各省疆臣、抚臣们挑刺，顺便给自己累积声望。不难想象他们的奏疏自然是捕风捉影、骇人听闻了，恨不得逮住一个机会，把当朝首辅弄得颜面扫地，辞官回家，自己也能树立清流的名声，乘机青云直上。因此这种御史台的折子的分量，打个二三折只怕都是多的，天子除非是已经有心要处置被弹劾人，否则多半也就是拿来做敲打重臣的手段。像杨嗣昌这种刚刚才当上首辅，圣眷未衰的，这种弹劾的效力也就和草纸差不多。刘成甚至怀疑这位要把杨嗣昌斩首谢天下的御史老爷其实暗地里是在帮忙——要把自己刚刚委以重任的首辅斩首，这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脸？换了谁谁也不肯干呀？
“毕自严毕尚书呢？他是什么态度？”刘成问道，刘成的这个问法就很有学问了。杨嗣昌的加税练兵策的重心和争议其实是在前面的“加税”，而非后面的“练兵“，毕竟就在去年东虏就领着蒙古鞑子在宣大破边，把山西省扫了一遍京师震动，满朝上下只要是个能喘气的就没有一个不认为这大明的兵要练，要好好练。可只要练兵就不能不提饷钱，皇帝不差饿兵嘛！这饷钱要多少？怎么来？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毕自严是当朝户部尚书，是大明的钱袋子，钱粮的事情就不可能绕过他去。这个老儿善于理财、懂得理财，而且处事从来不偏不倚，就事论事，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因此对于朝臣结党极为敏感的崇祯在加税这件事情上肯定会考虑他的态度的。
“没态度！”徐显明一摊手，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
“没态度？”刘成一愣，他还以为这位毕尚书会上书驳斥杨嗣昌的加税练兵策呢，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很麻烦了，毕竟这个人早在天启年间就在天津主持辽西和登莱镇的钱粮工作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毕自严同志长期主持财经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是我大明不可多得的财经专业人才，是我大明的宝贵财富。这种人如果反对加税，写出的东西肯定是满满的干货，要事实有事实，要数据有数据，对事不对人，其分量自然不是御史老爷们的那些捕风捉影的文章能比的。
“不错，杨大人上加税练兵策之前曾经去了一次毕尚书府上，听说两人那天晚上在书房里一直呆到二更时分，结果杨大人一上书，毕大人就病了，闭门谢客，谁也不见！”
“病了？”这个答案倒是出乎刘成的意料之外，可仔细一想又是意料之中，毕竟以毕自严的见识自然不可能看不出来定都沈阳，以辽东平原为基地，已经控制了半个漠南的后金政权对大明的致命威胁。
与过去的那些汉人王朝不同的是，明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北京为首都，以华北平原北部为腹心之地的汉人政权。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上看，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燕山山脉南麓的北京城即是来自北方草原或者辽东森林泥沼地带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的桥头堡，也是中原王朝向北开拓草原和辽东的发起地。换句话说，从军事学的角度上讲，定都北京无论对于中原王朝还是关外的游牧渔猎民族来说都只有在处于攻势地位的时候才是有利的，假如处于守势，定都北京反而是有害的。
因为将北京与蒙古草原、辽东平原分隔开来的只有一条燕山山脉和辽西走廊，缺乏防御的纵深，假如处于防御态势只要打一场败仗就会兵临城下，有亡国之险。所以自古以来定都北京的政权向南一定会全力争夺黄河上的诸个渡口，向北一定会全力控制辽东和山南诸州，否则灭亡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只从军事的角度考虑，大明对后金的战争其实只有两种选择：1、全力消灭后金，重新控制燕山北麓的诸多蒙古部落和辽东地区，将防线重新向北推到安全的位置；2、迁都，将首都所在的腹心区域南迁到敌军的打击范围之外，以确保中枢的安全。除此之外的所有道路在军事上看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虽然历史上明曾经有人提出尽撤关外诸镇，只守山海关和与后金议和的策略，但结果都遭到众人反对而告终了。很多后人认为这就是明王朝失败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道德因素。但无论是尽撤山海关外诸镇还是与后金议和都无法改变后金控制辽东的事实，在明王朝继续定都北京的前提下，这两个策略都无法给首都带来足够的纵深，给国家带来安全，一个无法给国家带来安全的策略又怎么可能获得支持呢？
事实上山海关也从来没有阻挡住后金军队的入侵，因为进入华北平原的入口并不只是辽西走廊一条，处于攻势一方的后金军队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薄弱点进攻。只要大明的腹心区域在华北平原北部，当后金军队进攻时，明军统帅就不可能采取坚壁清野和弹性防御的策略（首都周围是国家的精华所在，如果进行坚壁清野和弹性防御损失太大，在政治上也不可接受），只能将大部分兵力平均布置在第一线，甚至在处于弱势兵力的情况下采取攻势防御，在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减缓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而这同时也限制了明军统帅可以选择的策略，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未完待续。)
国大罪，斩其首以谢天下！”
“斩其首以谢天下？”刘成的脸上露出嘲讽的笑容，如果是刚刚穿越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被吓到，这几年塘报看下来他也逐渐明白了大明高层政治的运行规则了。进士老爷们考中了之后，最牛逼的一群人去翰林院当庶吉士，为将来入阁累积经验；差一点的就去当御史、给事中，乘着年轻人的锐气还没有被消磨，没有被官场同化，给掌握大权的辅臣、尚书、各省疆臣、抚臣们挑刺，顺便给自己累积声望。不难想象他们的奏疏自然是捕风捉影、骇人听闻了，恨不得逮住一个机会，把当朝首辅弄得颜面扫地，辞官回家，自己也能树立清流的名声，乘机青云直上。因此这种御史台的折子的分量，打个二三折只怕都是多的，天子除非是已经有心要处置被弹劾人，否则多半也就是拿来做敲打重臣的手段。像杨嗣昌这种刚刚才当上首辅，圣眷未衰的，这种弹劾的效力也就和草纸差不多。刘成甚至怀疑这位要把杨嗣昌斩首谢天下的御史老爷其实暗地里是在帮忙——要把自己刚刚委以重任的首辅斩首，这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脸？换了谁谁也不肯干呀？
“毕自严毕尚书呢？他是什么态度？”刘成问道，刘成的这个问法就很有学问了。杨嗣昌的加税练兵策的重心和争议其实是在前面的“加税”，而非后面的“练兵“，毕竟就在去年东虏就领着蒙古鞑子在宣大破边，把山西省扫了一遍京师震动，满朝上下只要是个能喘气的就没有一个不认为这大明的兵要练，要好好练。可只要练兵就不能不提饷钱，皇帝不差饿兵嘛！这饷钱要多少？怎么来？就是问题的所在了。毕自严是当朝户部尚书，是大明的钱袋子，钱粮的事情就不可能绕过他去。这个老儿善于理财、懂得理财，而且处事从来不偏不倚，就事论事，不因人废事、因人废言，因此对于朝臣结党极为敏感的崇祯在加税这件事情上肯定会考虑他的态度的。
“没态度！”徐显明一摊手，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
“没态度？”刘成一愣，他还以为这位毕尚书会上书驳斥杨嗣昌的加税练兵策呢，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很麻烦了，毕竟这个人早在天启年间就在天津主持辽西和登莱镇的钱粮工作了，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毕自严同志长期主持财经工作，有着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有着深刻的认识，是我大明不可多得的财经专业人才，是我大明的宝贵财富。这种人如果反对加税，写出的东西肯定是满满的干货，要事实有事实，要数据有数据，对事不对人，其分量自然不是御史老爷们的那些捕风捉影的文章能比的。
“不错，杨大人上加税练兵策之前曾经去了一次毕尚书府上，听说两人那天晚上在书房里一直呆到二更时分，结果杨大人一上书，毕大人就病了，闭门谢客，谁也不见！”
“病了？”这个答案倒是出乎刘成的意料之外，可仔细一想又是意料之中，毕竟以毕自严的见识自然不可能看不出来定都沈阳，以辽东平原为基地，已经控制了半个漠南的后金政权对大明的致命威胁。
与过去的那些汉人王朝不同的是，明朝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以北京为首都，以华北平原北部为腹心之地的汉人政权。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上看，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燕山山脉南麓的北京城即是来自北方草原或者辽东森林泥沼地带的游牧渔猎民族进入中原的桥头堡，也是中原王朝向北开拓草原和辽东的发起地。换句话说，从军事学的角度上讲，定都北京无论对于中原王朝还是关外的游牧渔猎民族来说都只有在处于攻势地位的时候才是有利的，假如处于守势，定都北京反而是有害的。
因为将北京与蒙古草原、辽东平原分隔开来的只有一条燕山山脉和辽西走廊，缺乏防御的纵深，假如处于防御态势只要打一场败仗就会兵临城下，有亡国之险。所以自古以来定都北京的政权向南一定会全力争夺黄河上的诸个渡口，向北一定会全力控制辽东和山南诸州，否则灭亡不过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只从军事的角度考虑，大明对后金的战争其实只有两种选择：1、全力消灭后金，重新控制燕山北麓的诸多蒙古部落和辽东地区，将防线重新向北推到安全的位置；2、迁都，将首都所在的腹心区域南迁到敌军的打击范围之外，以确保中枢的安全。除此之外的所有道路在军事上看都是不可行的，因此虽然历史上明曾经有人提出尽撤关外诸镇，只守山海关和与后金议和的策略，但结果都遭到众人反对而告终了。很多后人认为这就是明王朝失败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某个人，或者某个集团的道德因素。但无论是尽撤山海关外诸镇还是与后金议和都无法改变后金控制辽东的事实，在明王朝继续定都北京的前提下，这两个策略都无法给首都带来足够的纵深，给国家带来安全，一个无法给国家带来安全的策略又怎么可能获得支持呢？
事实上山海关也从来没有阻挡住后金军队的入侵，因为进入华北平原的入口并不只是辽西走廊一条，处于攻势一方的后金军队完全可以选择任何一个薄弱点进攻。只要大明的腹心区域在华北平原北部，当后金军队进攻时，明军统帅就不可能采取坚壁清野和弹性防御的策略（首都周围是国家的精华所在，如果进行坚壁清野和弹性防御损失太大，在政治上也不可接受），只能将大部分兵力平均布置在第一线，甚至在处于弱势兵力的情况下采取攻势防御，在不利的条件下接受会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减缓各方面的政治压力，而这同时也限制了明军统帅可以选择的策略，其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