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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
海军，会合朱亮祖兵团，到海上去寻找方国珍的主力。
1367年阴历十二月，方国珍黔驴技穷，在海上动弹不得，无奈之下，给朱元璋写了封投降书。朱元璋对方国珍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他，他这个人反复无常，我本来应该穷追猛打把他赶进地狱的，但我是个大度之人，不计较他的过去。我接受他的投降。”
刘伯温叹了口气，方国珍是他前半生最讨厌的人，想不到斗转星移，他最讨厌的人，即将要和他成为同僚。世事无常，他这个半仙也卜算不到这样戏剧性的事情。
这位刘伯温最讨厌的人于七年后病死在应天城，朱元璋还假惺惺地让宋濂给他写了墓志铭。
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刘伯温能做主，他会说：“对他，要大展兵威！”
可惜，他做不了这样的主，1368年到来后，他能做主的事越来越少，他和朱元璋的同谋关系已接近尾声。
《御史中丞诰》
1368年阴历三月，朱元璋赏赐给刘伯温一道手诏，名为《御史中丞诰》，摘录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圣旨：太史公之职，天下欣闻；中执法之官，台端清望。惟亲信之既久，斯倚注之方隆。前太史令兼太子率更令刘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其气刚正，其才宏博。议论之顷，驰骋乎千古；扰攘之际，控驭乎一方。慷慨见予，首陈远略：经邦纲目、用兵后先。卿能言之，朕能审而用之，式克至于今日。凡所建明，悉有成效……方当兵起，乘时纷坛。原其投戈向化，帖然宁谧，使朕无南顾之忧者，乃卿之嘉谟也。若夫观象视祲，特其余事。天官之署，借重老成。以至谳狱审刑罚之中，议礼新国朝之制，运筹决胜，功实茂焉。乃者肇开乌府，丞辅需贤，断自朕衷，居以崇秩，清要得人，于期为盛。於戏！纪纲振肃，立标准于百司；耳目清明，为范模于诸道……
这道手诏，是朱元璋对刘伯温七年来的工作成绩作的一个打分。朱元璋说：“刘先生您的才学、人品那是没得说，您的军事谋略、经邦良策，我是非常肯定的。这么多年来，您提出的先南后北、先陈后张的战略使我混到今天，这是多么伟大的功绩啊。虽然您那么多神乎其神的观天象、摆卦象帮了我很多，但我认为，您的这些都是业余娱乐，也就是说，我没有把你当成个半仙，您是我心目中的谋略大师。”
只有天知道，这是不是朱元璋的真心话。政治家向来把说真话当成是不祥的妄动。我们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朱元璋还有句话：您所有的计策，我都是审视而后用的。他的言外之意是，你出谋划策伟大，但我能审视而用你的计策，那证明，我比你伟大。
这道手诏中还谈到刘伯温自担任御史中丞以来的工作成绩，朱元璋说：“自从您担任这一监察部门的官员以来，纪纲振肃，耳目清明。您就是我的一把利剑，斩那些倨傲的官员。”
朱元璋这段叙述的确是真的，刘伯温黑白分明、刚直不阿的性格，使他在担任监察官时，严肃法纪，成了法律严肃的象征。
刘伯温在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政府中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御史，他对任何触犯法律，甚至只是违反了礼仪制度的行为都深恶痛绝，并且采取行动。每次的朝堂上，刘伯温都是发言最多的人，被他发言击中而名誉扫地的人往往是成群结队。
刘伯温在太子朱标的东宫中主管惩罚。太子宫从上到下，无论是服务人员还是教师，稍有过错，就会受到刘伯温的严厉惩治。那些被惩治的人突然发现，这个朱元璋建立的新中国和从前万恶的旧社会相比，他们更怀念后者。
很多人都有一种错觉，刘伯温此时终于可以发挥他性格中的积极因素大展拳脚，而且朱元璋也给了他一个坚固的平台。朱元璋对刘伯温在御史职权范围内的所有要求，几乎有求必应。看上去，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合作还是亲密无间的，可如果我们透过现象去看本质，就会得到与此截然相反的结论。
朱元璋严苛阴毒，他喜欢把这种性格中的毒素施法于政治上，也就是说，他的严苛阴毒是目的。刘伯温的严苛是他本性的流露，是他骨子里对不公现象的一种化学反应，是手段。他希望通过这种与生俱来的手段达到公平的目的。
刘伯温做御史，得罪了好多人，朱元璋欢喜异常，因为他需要有个人整顿秩序，维持纪律。这么多年来，他为了能有今天，曾纵容过他的手下，让他们极限地发挥人性中的恶。徐达、常遇春等诸多武将都有过屠杀平民百姓的记录，他们在多次凯旋中逐渐沾染了傲慢、无视规则的放荡心态。就是他那些以李善长为首的文臣群体，也在多年为他营造功业的过程中养成了飞扬跋扈的脾性。这是朱元璋必须要铲除的，而武器就是刘伯温。
刘伯温丝毫没有感觉到他是朱元璋手中的一把利剑，因为他是个单纯的人，是个直来直去的人。他只是认为自己在做分内之事，为了营造一个美丽和谐的新中国，他认为得罪人天经地义，作为御史，如果不得罪人，那才是莫名其妙。
危险就在他这种性格的运行下，开始嗅着他的踪迹，准备给他一击。刘伯温没有感觉到，似乎在朱元璋的新中国建立后，他的神性就退化了许多。
朱元璋不仅为他写了篇《御史中丞诰》这样空虚的评价书，还为他做了可用肉眼见到的感谢。
朱元璋平定张士诚后，浙西全成为他的领土。1368年阴历二月，他派人到曾经是张士诚的地盘上核实田亩，制定赋税。朱元璋做这件事之前是怒气冲冲的。因为在对张士诚开战以来，他的兵团所到之处都没有受到“王师”的待遇。张士诚领土内的居民对朱元璋兵团来解放他们反应冷淡，甚至有些地方还咒骂他的军队，认为他们不是解放者，而是侵略者。
比如在刚被“解放”的苏州，居民还称张士诚为张王，对于解放了他们的救世主“朱元璋”这三个字，他们连提都不提一句，假如有人说，西吴王朱元璋如何如何，那就等于是在骂街。对张士诚政府抱有无限好感的人，认为说“朱元璋”这三个字，会引起口臭，甚至会烂舌头。
朱元璋对张士诚领土内的人民没把他当回事这件事，早有耳闻。所以这次派人去核实张士诚曾占据的浙西田亩、制定赋税政策时，怒气冲冲地把该地区的赋税定得奇高，几乎高出了其他地方两倍。青田本属处州，也是浙西地界，自然也就在朱元璋这种喜怒用事的范围内。
刘伯温提出异议，他说：“青田这地方山多田少，百姓大多在山上垒石作田，耕种起来特别难，如果还收那么重的税，恐怕不妥。”朱元璋看了看地图，发现青田只是个弹丸之地，就在青田那里画了个圈，说：“刘先生有功于我的新中国，青田是刘先生的家乡，所以这地方的赋税要低，低到其他地方的一半。我希望这样做，能让青田的百姓世世代代不忘刘先生的恩情。”
刘伯温深为动容，但他对朱元璋的喜怒用事却印象深刻。
1368年的朱元璋已不再是那个吴王，而是建立了新中国的大明皇帝。以当时的眼光来看，这个新中国是货真价实的新中国，近一百年来，中国始终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中国的民族主体汉族被蒙古人骑在脖子上为非作歹。朱元璋以一个汉人的身份，把中国重新拿到汉人的手里，这份功绩，如果抛掉历史时势的因素，那是可与日月争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