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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新党的王安石派，却出乎意料的在这场混乱中保持了稳重，并且似乎完全站在于风浪之外。这和王安石对我的政策是分不开的，他似乎认为只要我把赶出朝廷就够了，赶尽杀绝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现实；而一向对王安石言听计从，似乎是王安石的哈巴狗的吕惠卿，却一反常态的偏离了王安石的路线，而王安石却似乎并不生气——这是这场乱局中我所看不懂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吕惠卿为什么这样的仇视我——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位吕惠卿不过因为我阻了他的路罢了。如果我只是被到地方去历练，那么三五年之后，我必入政事堂，而王安石可以无所谓，他吕惠卿却不能无所谓，他辛苦一场就是想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完成他对权位的追求，我这个人的存在，无疑是他最大的障碍，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他焉能不跳出来狠狠对付我。而在王安石那边，因为“把石越赶出汴京”这个大的目标一致，不过王安石是让我做大郡的太守之类，而吕惠卿却是想让我去海南岛钓鱼或者削官为民充军几千里，这个目标程度上的区别倒不至于让二人因此反目，这也是吕惠卿敢于在王安石持相对温和态度的情况下公开对付我的原因。
对我的弹劾所引发的廷辩在八天后全面升级，双方不约而同的把辩论上升到对彼此的人身攻击，到了第十天，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是在弹劾我了，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政见不合的，私人恩怨的，平素看不过眼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弹劾的内容……互相弹劾的奏章堆满了皇帝的书桌和政事堂的档案柜。皇帝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臣子们是如此的不和洽。
王安石及执政大臣们不断的要求皇帝尽快结案，以免事情越闹越大，有失朝廷的体统……最典型的主张是要求各打三十大板，御史们发到天涯海角去当小官，我贬为侍讲或者派到大郡当地方官——当然这样的主意，是绝对不可能让那些全力挺我的保守派心服的。
当皇帝把这个案子拖到第十五天的时候，民间关于我的各种谣言都开始满天飞……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太学生们和白水潭书院的学生们也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我被贬斥，他们就要集本去登闻鼓院撞钟敲鼓。而我更是越发的不敢出门，不也见客了……我知道我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至少皇帝可以知道那些事不是我串联的。
王雱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个乱局，他打心眼里就希望借此机会把新党的反对者一网打尽，和他有同样的心思的人不在少数，吕惠卿虽然和他本意不同，但想采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王雱不仅仅天天在王安石面前劝他采取更激烈的主张来说服皇帝，自己在和皇帝谈论时也不断的暗示皇帝，要消除“朋党”，在此一举，只要一次把我和帮我说话的家伙全部赶出朝廷，新法就一定可以得到贯彻实施，大宋富强就指日可待。他根本没想到皇帝对我的信任和对王安石的信任，是不相上下的……
而在我这方面，秦观和吴从龙等人受我的严谕，只是安安心心办事，便连蔡京也老老实实回地方去了，我依然不动声色，每天一封谢罪的表章送到皇帝那里，同时又委婉的提醒皇帝大局为重，我做不做官，无关紧要，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把朝廷搞得大乱……
但是皇帝这时候，却已经没办法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了。无论处理哪一方面，哪一方面都不会服气，而且倘要处理，因为双方都牵扯进来至少数以十计的官员，一处置，就至少有四五十名官员要被处分，而其中至少会有十名三品以上的官员，饶是神宗是个刚决之君，要下这个手，也不由他不三思。这个事件的双方都知道如果自己失败，接下来的政治命运就几乎注定了，更是竭尽全力相搏……
值得讽刺的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却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天天呆在家里，逍遥自在；王雱所代表的王安石派，除开王雱本人外，其余的都站在王安石的立场，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倒是别人在那里因这个事件而杀得你死我活。
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到来……这件事如果在王韶大捷之后才到来，我的政治命运就会变得坎坷多磨；但是如果能在这七月的政治乱象中到来，我就会立即占据到主动，既便是接来王韶的大捷，也不再能动摇到我的地方……
一件事发生的时机，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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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并不知道吕惠卿为什么这样的仇视我——到了很久以后，我才明白，这位吕惠卿不过因为我阻了他的路罢了。如果我只是被到地方去历练，那么三五年之后，我必入政事堂，而王安石可以无所谓，他吕惠卿却不能无所谓，他辛苦一场就是想站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完成他对权位的追求，我这个人的存在，无疑是他最大的障碍，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他焉能不跳出来狠狠对付我。而在王安石那边，因为“把石越赶出汴京”这个大的目标一致，不过王安石是让我做大郡的太守之类，而吕惠卿却是想让我去海南岛钓鱼或者削官为民充军几千里，这个目标程度上的区别倒不至于让二人因此反目，这也是吕惠卿敢于在王安石持相对温和态度的情况下公开对付我的原因。
对我的弹劾所引发的廷辩在八天后全面升级，双方不约而同的把辩论上升到对彼此的人身攻击，到了第十天，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是在弹劾我了，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政见不合的，私人恩怨的，平素看不过眼的，所有一切，都成为了弹劾的内容……互相弹劾的奏章堆满了皇帝的书桌和政事堂的档案柜。皇帝还是第一次发现，原来他的臣子们是如此的不和洽。
王安石及执政大臣们不断的要求皇帝尽快结案，以免事情越闹越大，有失朝廷的体统……最典型的主张是要求各打三十大板，御史们发到天涯海角去当小官，我贬为侍讲或者派到大郡当地方官——当然这样的主意，是绝对不可能让那些全力挺我的保守派心服的。
当皇帝把这个案子拖到第十五天的时候，民间关于我的各种谣言都开始满天飞……其中有一条就是说太学生们和白水潭书院的学生们也早就做好准备，如果我被贬斥，他们就要集本去登闻鼓院撞钟敲鼓。而我更是越发的不敢出门，不也见客了……我知道我唯有这样，才能证明我的清白，至少皇帝可以知道那些事不是我串联的。
王雱看着自己制造的这个乱局，他打心眼里就希望借此机会把新党的反对者一网打尽，和他有同样的心思的人不在少数，吕惠卿虽然和他本意不同，但想采用的方法却是相同的，王雱不仅仅天天在王安石面前劝他采取更激烈的主张来说服皇帝，自己在和皇帝谈论时也不断的暗示皇帝，要消除“朋党”，在此一举，只要一次把我和帮我说话的家伙全部赶出朝廷，新法就一定可以得到贯彻实施，大宋富强就指日可待。他根本没想到皇帝对我的信任和对王安石的信任，是不相上下的……
而在我这方面，秦观和吴从龙等人受我的严谕，只是安安心心办事，便连蔡京也老老实实回地方去了，我依然不动声色，每天一封谢罪的表章送到皇帝那里，同时又委婉的提醒皇帝大局为重，我做不做官，无关紧要，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把朝廷搞得大乱……
但是皇帝这时候，却已经没办法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了。无论处理哪一方面，哪一方面都不会服气，而且倘要处理，因为双方都牵扯进来至少数以十计的官员，一处置，就至少有四五十名官员要被处分，而其中至少会有十名三品以上的官员，饶是神宗是个刚决之君，要下这个手，也不由他不三思。这个事件的双方都知道如果自己失败，接下来的政治命运就几乎注定了，更是竭尽全力相搏……
值得讽刺的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却似乎根本不在乎。我天天呆在家里，逍遥自在；王雱所代表的王安石派，除开王雱本人外，其余的都站在王安石的立场，持一种相对温和的态度……倒是别人在那里因这个事件而杀得你死我活。
没有人知道，我其实是在等待，等待着一件事情的到来……这件事如果在王韶大捷之后才到来，我的政治命运就会变得坎坷多磨；但是如果能在这七月的政治乱象中到来，我就会立即占据到主动，既便是接来王韶的大捷，也不再能动摇到我的地方……
一件事发生的时机，绝对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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