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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党的历史,有两位名叫王会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们说的这位王会悟,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就把自己改名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们还是叫他汪仁悟。”
“在我的家乡宁家村的村外,有一条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锦川河,河的对面有个王家村,河没有桥,要渡过近五百米宽的锦川河,全靠一条能载几十号人的小渡船,两村同河不同县,宁家村属于万川县,王家村属于万锦县。”
“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贵田家里,他二年前因为逃婚而出走的大儿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气的回来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三年前在县城读过两年初中,算是宁家村比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亲给锦川河对面的王家村王贵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长工,王贵田家在村里办有一个小学,我通过父亲的介绍,一边在那个小学教,一边给王家干点记帐之类的杂活,那时候王贵田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家中事务均由汪仁悟母亲主持,记得他家当时还有水田五百多亩,但毕竟是女流当家,家道已慢慢的败落了。”
“汪仁悟生于一九零零年,毕业于省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零年曾经在万川县县中当过一年的语文教师,恰好就教于我所在的班级,因此他算得是我的老师了,加两家仅一江之隔,我父亲又是他家的老长工,我们亦师亦,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就在那个时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汪仁悟回家后,很快就找到了我,原来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后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了两年,半年前秘密回国,参加了党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被任命为西江省省委委员,兼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别工作委员会记。此次回家,就是奉命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发展对象,他成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介绍人,就是他的助手,当时特工委的付记刘仲民。”
“一年以后,汪仁悟去了东海市的中央机关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粤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我们有整整三年没有任何联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干什么,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蒋xx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xx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最危急的关头……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们非常意外的又在家乡重逢了。”
“当时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工委,由于记刘仲民被捕叛变,已经被破坏殆尽,刘仲民不但带人烧了汪仁悟的家,还抓了汪仁悟的母亲,知道他是个孝子,得到消息后一定会从省城赶回来营救,果然,当时担任党的省委临时记的汪仁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赶回了家乡。”
“那天在万川县城的街头,我们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党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携带着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一批枪枝弹药和银元,前往南湖省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我们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极其保密的,我勉强同意和汪仁悟坐下来谈谈,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所以当他提出借人借枪借钱救他母亲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何况当时那一带的党组织几乎被xx党所全部摧毁,我没办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动诡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骂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后来他逢人就说,每当母亲忌日还公开大骂,让我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误会。”
“历史总是这样,误会和巧合,有时候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某个节点或某个人身,汪仁悟救母无望,回到省城,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省委因为叛徒出卖,被xx党一夜之间破坏了,当时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员,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糸,还背了叛徒的嫌疑,可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还耿耿于怀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帮助他,才致使他耽误了回省城的时间,造成省委来不及转移才被敌人一网打尽,这笔帐便成了他对我的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和党失去几年联糸的汪仁悟终于出现了,但那时正... -->>
“在我们党的历史,有两位名叫王会悟的革命老人,另一位是女性,所以我们说的这位王会悟,为了表示对女性的尊重,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就把自己改名为汪仁悟,汪是他生母的姓,因此,我们还是叫他汪仁悟。”
“在我的家乡宁家村的村外,有一条西江省有名的大河叫锦川河,河的对面有个王家村,河没有桥,要渡过近五百米宽的锦川河,全靠一条能载几十号人的小渡船,两村同河不同县,宁家村属于万川县,王家村属于万锦县。”
“记得那是一九二三年的十月,初秋的一天,王家村的地主王贵田家里,他二年前因为逃婚而出走的大儿子汪仁悟,突然一身洋气的回来了,那时我刚满十八岁,三年前在县城读过两年初中,算是宁家村比较有文化的人了,我的父亲给锦川河对面的王家村王贵田家做了二十多年的长工,王贵田家在村里办有一个小学,我通过父亲的介绍,一边在那个小学教,一边给王家干点记帐之类的杂活,那时候王贵田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家中事务均由汪仁悟母亲主持,记得他家当时还有水田五百多亩,但毕竟是女流当家,家道已慢慢的败落了。”
“汪仁悟生于一九零零年,毕业于省第一师范学校,一九二零年曾经在万川县县中当过一年的语文教师,恰好就教于我所在的班级,因此他算得是我的老师了,加两家仅一江之隔,我父亲又是他家的老长工,我们亦师亦,很快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就在那个时候,他成了我革命道路的启蒙者。”
“汪仁悟回家后,很快就找到了我,原来他二年前逃婚出走后不久,就加入了党组织,并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了两年,半年前秘密回国,参加了党的全国第三次代表大会后,被任命为西江省省委委员,兼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别工作委员会记。此次回家,就是奉命发展党的组织,和开展农民土地革命运动,我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发展对象,他成了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另一个介绍人,就是他的助手,当时特工委的付记刘仲民。”
“一年以后,汪仁悟去了东海市的中央机关工作,我奉命去了南粤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工作,期间我们有整整三年没有任何联糸,不知道对方在哪里在干什么,尤其是一九二七年,蒋xx叛变革命,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xx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全国到处是白色恐怖,革命正处于最低潮最危急的关头……可是,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一天,我们非常意外的又在家乡重逢了。”
“当时党的西江省北区特工委,由于记刘仲民被捕叛变,已经被破坏殆尽,刘仲民不但带人烧了汪仁悟的家,还抓了汪仁悟的母亲,知道他是个孝子,得到消息后一定会从省城赶回来营救,果然,当时担任党的省委临时记的汪仁悟,得知母亲被抓的消息后,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就孤身一人匆匆的赶回了家乡。”
“那天在万川县城的街头,我们非常偶然的重逢了,我是奉党中央的命令,和四位同志一起,携带着党中央的机密文件,一批枪枝弹药和银元,前往南湖省参加即将举行的秋收起义,我们的使命和行程都是极其保密的,我勉强同意和汪仁悟坐下来谈谈,已经违反了党的纪律,所以当他提出借人借枪借钱救他母亲的时候,我毫不犹豫的拒绝了,何况当时那一带的党组织几乎被xx党所全部摧毁,我没办法信任孤身一人,行动诡密的汪仁悟,因此,我被他骂为忘恩负义见死不救,后来他逢人就说,每当母亲忌日还公开大骂,让我背了几十年的骂名……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第一次误会。”
“历史总是这样,误会和巧合,有时候会接二连三的发生在某个节点或某个人身,汪仁悟救母无望,回到省城,万万没有想到,当时的省委因为叛徒出卖,被xx党一夜之间破坏了,当时的西江地下省委有九名委员,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汪仁悟,于是,他不但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糸,还背了叛徒的嫌疑,可这位老兄不反思自己,至今还耿耿于怀的认为,是因为我不帮助他,才致使他耽误了回省城的时间,造成省委来不及转移才被敌人一网打尽,这笔帐便成了他对我的第二个误会。”
“第三个误会发生在一九三二年的苏区,和党失去几年联糸的汪仁悟终于出现了,但那时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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