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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运？多？舛
国家历史也是充满转折点的，我们还是简单说说吧。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放大了看也就是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微缩了看也就是个人命运。用柏拉图的意象理论来说，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也会在大人物身上发生。
有一本名著叫《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五场大战》谈到了这些转折点。尽管选取这十五场有些武断，因为谁也不能确定这十五场是不是影响世界最大的战役。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证实重大事件对世界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作用。
米亚斯人和波斯人手拿大弯刀和月形矛，被雅典人打得溃不成军，一路逃到沼泽地，那情形是多么惨烈呀！当亚洲军队突然猛攻欧洲，西方的文明立刻摇摇欲坠，那情形是多么痛心哪！
大约两千三百年后，英国军队在滑铁卢遭遇了法国军队。惠灵顿公爵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切，盼望他能打赢这场仗。当佛朗哥和普鲁士人的战斗打响，这是多么壮丽的历史画卷啊！高压暴力统治曾几何时遇到过这样迅速、疯狂的报复啊！在杜勒伊议会上，拿破仑三世皇后和格哈蒙公爵说服了佛朗哥，勒布欺骗了他，使他重返议会，宣称要为国家的安全而战！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沙贝勒伯爵很坦白地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积极备战，上上下下同仇敌忾。从历史角度上看，拿破仑三世这场仗打得是对的，可是从道德角度上看，他是错的。最终道德战胜了历史，结果证明他是错的。
我们这里讨论的战役，其历史和道德正误尚有待评说，但它们确实改变了国家命运。希腊人征讨西西里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正如阿诺德博士指出的那样，此举阻碍了希腊人向西方世界扩张的步伐，将本应属于希腊的霸主地位拱手送给了拉丁国家。希腊人应该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成就自己的霸主地位。希腊人逃过了锡拉库扎（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卡塔尼亚东南偏南，爱奥尼亚海沿岸。公元前八世纪由科林斯殖民者创建，五世纪其国力达到巅峰，但于212年落入罗马人之手）劫难，但由于犯了希腊人粗心大意的通病，在关键的羊河战役中陷落。霍尔海姆先生谈到某战役时说：“如果战争的胜负和历史截然相反，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将发生变化。”
达林勋爵（注：即早年的亨利·布尔沃爵士）在他最近出版的《帕尔默斯顿勋爵传》中认为帕尔默斯顿勋爵能洞察现代政治的转折时刻。赫斯金森先生被惠灵顿公爵逐出了议会。后来菲茨杰拉德先生当选，议会又有空席位留给了克莱尔，奥康奈尔先生也入选议会，天主教派因为获得胜利一片沸腾，第一次改革颁布施行，玉米法案被废除，第二次改革开始实行。这些后来的连锁反应，悄无声息地在英格兰推动了一场彻底革命。但我的概括总结也许还是有点儿过于草率。
哈姆波特称发现美洲也是“一连串不起眼的小事件的精彩结果”，它无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华盛顿·欧文公正地说：“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可如果哥伦布拒绝了马丁·阿朗索·平宗的建议继续向西行，可能会行驶到墨西哥湾流里去，也许被湾流带到佛罗里达，带到海特拉海角和弗吉尼亚（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是后来美国的州名，海特拉海角是美国的地名）。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哥伦布真的发现了北美洲，后来到那儿定居建立殖民地的也许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而不是信奉清教的英国人了。“我好像有一种灵感，”平宗对海军上将说，“我的心指引我必须向不同的航向行驶。”1513年到1515年，平宗和哥伦布的后裔打了旷日持久、举世闻名的官司，他坚持是他发现了美洲。在法庭上，一个老水手也说到平宗所谓的灵感来自于一群飞翔的鹦鹉。平宗在晚上观察到它们向西南方向飞去，他猜它们一定要到有陆地的树上栖息。这是鸟儿晚上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断定附近肯定有陆地。
《星期六评论报》上有句机智的话说明任何人对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现在这种想法很流行。没人能很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回顾历史，细细品味重大的历史事件，很难说清楚如果有一丁点儿的不同会造成多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很多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如果席米斯托克利（注：527—460，雅典将军及政治家，曾在萨拉米一役指挥舰队作战克敌，后被放逐）打萨拉米战役打输了；如果哈斯鲁巴尔赢得了米陶拉斯战役的胜利（注：西庇阿于公元前210年底登陆西班牙，在经过一连串作战之后，在206年的秋天收复了西班牙。这时，汉尼拔的弟弟哈斯鲁巴尔也穿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汉尼拔南北呼应，罗马当局大为震惊，这时罗马人又恰巧截获了哈斯鲁巴尔与汉尼拔联络打算穿过亚平宁山会师的信差，罗马执政官尼禄用了一个紧急的应变方法，他率着精锐的六千步兵与一千骑兵，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前线，漂亮地在米陶拉斯会战中歼灭了哈斯鲁巴尔）；如果查尔斯·马特（注：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曾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639年法兰克国王死后，朝政仍掌握在宫相手中。714年马特开始夺权，他打败国王和法兰克王国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宫相，征服了纽斯特里亚人。719年他成为全国宫相。724年远征萨克森人以及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地区。732年萨克森人开始威胁高卢，进逼普瓦捷。马特迎战于城郊，击溃入侵之敌。733年马特迫使勃艮第称臣，734年又征服弗里西亚人。735年马特的军威曾远及卢瓦尔、波尔多一带）被撒拉逊（注：穆斯林人，特指十字军东侵时期的穆斯林）打败，他就不会赢得后来欧洲战场的胜利，整个世界历史也就改变了，也就不会涌现出后来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就胎死腹中了。这些历史关键事件经常发生，可不管它们经常发生还是不经常发生，一点儿小小的变化就能改变历史。很多人相信决定性的战役改变了世界历史，但很少费心思去想也许是某些细节问题改变了历史。人们认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的失败改变了欧洲历史，事实也许是这样，但并不是在某个战役遭受的致命打击改变了欧洲历史，即便战争的结果截然相反，历史也未必会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相反，打了一场胜仗也许只是最终失败的前奏。撒拉逊和匈牙利人在西进的过程中受阻被认为是欧洲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任何肯定的说法都彻底否定了一切可能性。如果他们赢了，他们是否能永远稳坐江山；如果能稳坐江山，他们最后是否会被战败国的人民同化掉呢？涨潮的时候，克努特（注：1016—1035年任英格兰国王、1018—1035年任丹麦国王及1028—1035年任挪威国王，其统治最初残暴，但后来因其睿智和宽容而出名，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拒绝他的朝臣让他下达的无理命令。如果朝臣们动动脑子，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劝说他下达指令，也许能行，历史就改变了。很多历史英雄都有克努特的怪癖，只在潮水涨到最高点时才下达指令。很多历史作家说要不是这位伟大的克努特，国家形势就会像失控的潮水，整个国家都会被潮水包围。也许这种比喻不很恰当。因为历史潮水的改变是因为英雄人物在适当时候阻碍了它的潮流。如果机会合适，英雄人物或许会创造光辉时代。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如果，即便这件事不发生，也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整个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这样牵强地解释任何现象。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预言者约拿造成了美洲的奴隶制。如果他不说教，尼尼微（注：亚述帝国的一座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城相接。曾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当时影响极大且极其兴盛，尤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西拿基立和阿叔巴尼帕统治时期）的人民就不会后悔。如果尼尼微的人民不后悔，它就不会被人攻破。有谁能说清结果会怎样呢？整个帝国的发展史改变了，美国也许到现在仍是森林一片，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开发。”
菲利莫尔先生在他的《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史》中说写现代史太难了，而我们又没有希罗多德（注：希腊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主要涉及波斯战争，是最早的叙述体史书），没有修昔底德，没有李维（注：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一百四十二卷组成，现存仅三十五卷），也没有塔西佗（注：古罗官员和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记述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公元14年）到多米西安之死（96年）这期间的史实）。他说如果这些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如果他们很熟悉印度，如果他们很熟悉美国，如果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更多。
在威泰克的《为苏格兰女王玛丽辩护》中，这位奇怪的作者参透了我这本书的精神实质。伊丽莎白女王临死时，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特意让她的儿子待在伦敦，还有两匹快马随时恭候，以便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死讯尽快通知给被关押的玛丽女王。有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否则现在的情况将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玛丽就从囚徒变成女王了，所有人都会为她在狱中的明智之举而鼓掌赞叹的。她可以在图特玻璃、在谢菲尔德、在凯特沃斯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反抗她那位独裁的表姐（注：这里指伊丽莎白女王）。人能轻易地改变历史，历史也能套上成功的光环，尽享繁荣富裕。
“如果玛丽女王能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米尔先生说，“英国的改革也许就失败了”。相信人类思想应该平稳发展的人们不愿意新思想传播得这么快，国家历史仅仅因为一个女人的或早或晚地死去而改变。如果玛丽女王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的话，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现在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摩门教（注：一种宗教流派，信奉一夫多妻主义）还是康德思想。
军事作家对汉尼拔（注：迦太基将军，他在公元前218年至216年率大约三万五千人穿越阿尔卑斯山，并且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公元前202年扎马战役中被击败）驻足不前到底有多少被迫的成分怀有疑问。这个疑问也许只有从庞培城（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建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或五世纪早期，直到公元前80年，它一直是古罗马的殖民地，因有许多著名的别墅、庙宇、剧院和浴池而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度假胜地。公元79年，庞培在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中被摧毁。1748年，它难以置信地得以完好保存的废墟被重新发现，而后被大量地挖掘）挖出更多的文字宝藏之后才能揭晓。在当时的那种场合和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汉尼拔在加纳之战后如果迅速向罗马挺进；如果纳瓦拉（注：欧洲西南部的王国，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上）的亨利在伊芙利战后能立刻进攻巴黎；如果斯图亚特王朝的查尔斯王能在攻占德比（注：英国中部的都市）后立刻向伦敦进攻，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许就会改变。
如果没有宗教指引，历史和科学都将无比沉闷，毫无知性可言。从广义上来看，历史研究有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和沉闷，它就像预言家的苦涩记录一样，悲伤、痛苦、难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快乐的，因为历史记载多是悲剧和罪行。历史书上满是同样单调无聊的事件：包围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缔结了一条又一条的条约。历史是尼尼微纪念碑故事的延续，无数的囚犯一队一队被放逐；历史是新版的福达（注：福达在棕榈树下被罢黜）故事。新版金属硬币上刻画了拱门的样子，流露出悲伤、痛苦、哀伤。如果发生那么一点点的改变，历史就会完全不同。历史不断地累积，历史车轮向前翻滚，我们才能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时间越长久，目的越明确。上帝引导人类走过复杂的命运。华莱士先生在达尔文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之前就详细阐述了相关理论。华莱士原来信仰是上帝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指引人类按照确定的方向，朝着确定的目标发展，正如人类指引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一样”。一切对自然界适用的东西对历史同样适用。由帕斯卡尔提出、坦普尔主教阐述的教育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世界是不断进步的整体，每一辈人都在前辈创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命像落入泥土的雨点，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世上未完成的意愿也将实现，人性破碎的大旗曾经无精打采地低垂，现在又在快乐的彼岸竖起。
世界大战也和历史上其他事件具有相似性。历史哲学家中的精英们发现历史是重复的。有一些军事历史事件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像1793年至1794年和1814年入侵，1794入侵梅斯（注：法国东北部城市）和凡尔登（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双方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结果是法国更加一蹶不振。然而，刚打仗的时候，入侵者普鲁士人气焰高涨，锐不可当，可后来日渐萎靡，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当初的锐气了。历史事件又惊人地复制了。1793年10月13日德国人攻打了维森博格防线，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法国将军不得不退守哈格那，失去了大片土地。德国人因此获得了军队和资源优势，法国人面临更糟糕的境地。而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德军磨磨蹭蹭、犹犹豫豫、懒散怠惰，犯了很多愚昧的错误。有一次，盟军甚至离巴黎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了。法国军队极为沮丧，巴黎一片黯然，巴黎共和党掌权派正准备逃跑。但德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巴黎，到手的结束战斗的伟大战机弄丢了。如果盟军进一步挺进的话，英国也许就不必还法国六亿的公债了。即便是拯救大众委员会虽然冷酷地干了无数刺杀事件，此时也变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希望。甚至是卑鄙的巴海贺也用激动人心的言语动员大家保卫祖国：“自由是每个公民向往的目标，有些人为它付出勤奋，有些人为它付出财富，有些人为它付出忠告，有些人为它付出武器，而所有人都要为它付出生命。共和国已经是被围困的城池，它的所有疆土都成了军营。”1793年德军在维森博格的作战方略和1870年在维森博格和沃斯的作战方略没什么区别。德军在1793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传统的历史学家说：“盟军过于怠惰，法军只在大溃退中损失了一千人。如果盟军不是这种作战状态的话，法军可能会丢掉一个军的兵力。盟军的这次胜利打开了共和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使盟军获得最终胜利。”当1794年法国反击入侵的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内心反复涤荡着那句格言：“快打！狠打！”现代人不会再纠缠过去的史实了。
当盟军旅途劳顿、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国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一百二十万人应征入伍，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整肃。一批杰出将才很快在法国军队涌现。有个年轻的负责军事工程的军官，击退了入侵的英军，夺回了土伦（注：法国东南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位于马赛东南以东），他后来成了一代帝国的缔造者。据说有十多个出身低微的士兵都身怀将才。他就是伟大的卡诺，他在危机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军队的领袖。“有了卡诺，”拿破仑说，“才打了胜仗。”1793年至1794年间还崛起了另一位帅才冯·摩尔托克，他也是被侵略的法国人。威廉·内皮尔曾说，冯·摩尔托克谴责士兵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贵族统治。“他认为由特权阶层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不可能打败由从底层人民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卡诺和乔米尼一样撰写了很多战争科学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和战争天才沃邦持反对意见。论文是关于围攻问题的。沃邦的观点是守方永远比攻方处于劣势。攻下要塞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用短时计算。卡诺却认为只要城池坚固，守方与攻方相比势均力敌甚至更胜一筹。他对军事最大的贡献是将土质工事改为石质工事。卡诺无与伦比的数学才华助他成为军事天才。与之相比，盟军顽固不化地沿用陈旧的“位置理论”。法国人遏制了敌人入侵的潮水，开始反攻。由于法军坚固的工事阻止了盟军的进攻，盟军选择了围攻，但这却使法军有时间完成它巨大的军事工事。法军的军事工事举世闻名，凭借超级军事工事，它曾差点儿实现全球最大帝国的梦想。查尔斯大公爵说法国的军事优势来自于周围的一连串要塞，这样它就可以以敌军同样的威力抵挡敌军的入侵，同时... -->>
国？运？多？舛
国家历史也是充满转折点的，我们还是简单说说吧。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个人命运放大了看也就是国家命运，国家命运微缩了看也就是个人命运。用柏拉图的意象理论来说，小人物身上发生的故事也会在大人物身上发生。
有一本名著叫《影响世界历史的十五场大战》谈到了这些转折点。尽管选取这十五场有些武断，因为谁也不能确定这十五场是不是影响世界最大的战役。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证实重大事件对世界的发展方向起着决定作用。
米亚斯人和波斯人手拿大弯刀和月形矛，被雅典人打得溃不成军，一路逃到沼泽地，那情形是多么惨烈呀！当亚洲军队突然猛攻欧洲，西方的文明立刻摇摇欲坠，那情形是多么痛心哪！
大约两千三百年后，英国军队在滑铁卢遭遇了法国军队。惠灵顿公爵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切，盼望他能打赢这场仗。当佛朗哥和普鲁士人的战斗打响，这是多么壮丽的历史画卷啊！高压暴力统治曾几何时遇到过这样迅速、疯狂的报复啊！在杜勒伊议会上，拿破仑三世皇后和格哈蒙公爵说服了佛朗哥，勒布欺骗了他，使他重返议会，宣称要为国家的安全而战！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沙贝勒伯爵很坦白地说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积极备战，上上下下同仇敌忾。从历史角度上看，拿破仑三世这场仗打得是对的，可是从道德角度上看，他是错的。最终道德战胜了历史，结果证明他是错的。
我们这里讨论的战役，其历史和道德正误尚有待评说，但它们确实改变了国家命运。希腊人征讨西西里岛实在不是明智之举，正如阿诺德博士指出的那样，此举阻碍了希腊人向西方世界扩张的步伐，将本应属于希腊的霸主地位拱手送给了拉丁国家。希腊人应该在东方而不是在西方成就自己的霸主地位。希腊人逃过了锡拉库扎（注：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部一城市，位于卡塔尼亚东南偏南，爱奥尼亚海沿岸。公元前八世纪由科林斯殖民者创建，五世纪其国力达到巅峰，但于212年落入罗马人之手）劫难，但由于犯了希腊人粗心大意的通病，在关键的羊河战役中陷落。霍尔海姆先生谈到某战役时说：“如果战争的胜负和历史截然相反，那么整个世界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将发生变化。”
达林勋爵（注：即早年的亨利·布尔沃爵士）在他最近出版的《帕尔默斯顿勋爵传》中认为帕尔默斯顿勋爵能洞察现代政治的转折时刻。赫斯金森先生被惠灵顿公爵逐出了议会。后来菲茨杰拉德先生当选，议会又有空席位留给了克莱尔，奥康奈尔先生也入选议会，天主教派因为获得胜利一片沸腾，第一次改革颁布施行，玉米法案被废除，第二次改革开始实行。这些后来的连锁反应，悄无声息地在英格兰推动了一场彻底革命。但我的概括总结也许还是有点儿过于草率。
哈姆波特称发现美洲也是“一连串不起眼的小事件的精彩结果”，它无疑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华盛顿·欧文公正地说：“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可如果哥伦布拒绝了马丁·阿朗索·平宗的建议继续向西行，可能会行驶到墨西哥湾流里去，也许被湾流带到佛罗里达，带到海特拉海角和弗吉尼亚（注：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是后来美国的州名，海特拉海角是美国的地名）。这件事太重要了，如果哥伦布真的发现了北美洲，后来到那儿定居建立殖民地的也许是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人，而不是信奉清教的英国人了。“我好像有一种灵感，”平宗对海军上将说，“我的心指引我必须向不同的航向行驶。”1513年到1515年，平宗和哥伦布的后裔打了旷日持久、举世闻名的官司，他坚持是他发现了美洲。在法庭上，一个老水手也说到平宗所谓的灵感来自于一群飞翔的鹦鹉。平宗在晚上观察到它们向西南方向飞去，他猜它们一定要到有陆地的树上栖息。这是鸟儿晚上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因此断定附近肯定有陆地。
《星期六评论报》上有句机智的话说明任何人对同一件事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该发生的事情没有发生，后来又会发生什么呢？”现在这种想法很流行。没人能很确定地回答这个问题。回顾历史，细细品味重大的历史事件，很难说清楚如果有一丁点儿的不同会造成多大的变化。我们知道很多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如果席米斯托克利（注：527—460，雅典将军及政治家，曾在萨拉米一役指挥舰队作战克敌，后被放逐）打萨拉米战役打输了；如果哈斯鲁巴尔赢得了米陶拉斯战役的胜利（注：西庇阿于公元前210年底登陆西班牙，在经过一连串作战之后，在206年的秋天收复了西班牙。这时，汉尼拔的弟弟哈斯鲁巴尔也穿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汉尼拔南北呼应，罗马当局大为震惊，这时罗马人又恰巧截获了哈斯鲁巴尔与汉尼拔联络打算穿过亚平宁山会师的信差，罗马执政官尼禄用了一个紧急的应变方法，他率着精锐的六千步兵与一千骑兵，以最快的速度抵达前线，漂亮地在米陶拉斯会战中歼灭了哈斯鲁巴尔）；如果查尔斯·马特（注：法兰克王国东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曾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639年法兰克国王死后，朝政仍掌握在宫相手中。714年马特开始夺权，他打败国王和法兰克王国西部的纽斯特里亚宫相，征服了纽斯特里亚人。719年他成为全国宫相。724年远征萨克森人以及莱茵河和多瑙河两岸地区。732年萨克森人开始威胁高卢，进逼普瓦捷。马特迎战于城郊，击溃入侵之敌。733年马特迫使勃艮第称臣，734年又征服弗里西亚人。735年马特的军威曾远及卢瓦尔、波尔多一带）被撒拉逊（注：穆斯林人，特指十字军东侵时期的穆斯林）打败，他就不会赢得后来欧洲战场的胜利，整个世界历史也就改变了，也就不会涌现出后来许许多多的哲学家，他们的哲学思想也就胎死腹中了。这些历史关键事件经常发生，可不管它们经常发生还是不经常发生，一点儿小小的变化就能改变历史。很多人相信决定性的战役改变了世界历史，但很少费心思去想也许是某些细节问题改变了历史。人们认为拿破仑在滑铁卢和莱比锡（注：德国中部偏东一城市，位于柏林的西南偏南）的失败改变了欧洲历史，事实也许是这样，但并不是在某个战役遭受的致命打击改变了欧洲历史，即便战争的结果截然相反，历史也未必会朝完全不同的方向发展。相反，打了一场胜仗也许只是最终失败的前奏。撒拉逊和匈牙利人在西进的过程中受阻被认为是欧洲一方的决定性胜利。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说任何肯定的说法都彻底否定了一切可能性。如果他们赢了，他们是否能永远稳坐江山；如果能稳坐江山，他们最后是否会被战败国的人民同化掉呢？涨潮的时候，克努特（注：1016—1035年任英格兰国王、1018—1035年任丹麦国王及1028—1035年任挪威国王，其统治最初残暴，但后来因其睿智和宽容而出名，是许多传奇故事的主人公）拒绝他的朝臣让他下达的无理命令。如果朝臣们动动脑子，在潮水涨到最高点的时候劝说他下达指令，也许能行，历史就改变了。很多历史英雄都有克努特的怪癖，只在潮水涨到最高点时才下达指令。很多历史作家说要不是这位伟大的克努特，国家形势就会像失控的潮水，整个国家都会被潮水包围。也许这种比喻不很恰当。因为历史潮水的改变是因为英雄人物在适当时候阻碍了它的潮流。如果机会合适，英雄人物或许会创造光辉时代。
“我们谈了这么多的如果，即便这件事不发生，也会发生别的什么事，整个以后的历史就会发生改变。我们可以这样牵强地解释任何现象。比如说，我们甚至可以说预言者约拿造成了美洲的奴隶制。如果他不说教，尼尼微（注：亚述帝国的一座古城，位于底格里斯河沿岸，与今天伊拉克境内的摩苏尔城相接。曾为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当时影响极大且极其兴盛，尤其是在公元前七世纪西拿基立和阿叔巴尼帕统治时期）的人民就不会后悔。如果尼尼微的人民不后悔，它就不会被人攻破。有谁能说清结果会怎样呢？整个帝国的发展史改变了，美国也许到现在仍是森林一片，到现在仍然没有被开发。”
菲利莫尔先生在他的《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英国史》中说写现代史太难了，而我们又没有希罗多德（注：希腊历史学家，他的作品主要涉及波斯战争，是最早的叙述体史书），没有修昔底德，没有李维（注：罗马历史学家。他所著的罗马历史共有一百四十二卷组成，现存仅三十五卷），也没有塔西佗（注：古罗官员和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最伟大的著作《历史》和《编年史》记述了从奥古斯都之死（公元14年）到多米西安之死（96年）这期间的史实）。他说如果这些希腊和罗马历史学家现在还活着，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如果他们很熟悉印度，如果他们很熟悉美国，如果他们知道得更多，他们也许会告诉我们更多。
在威泰克的《为苏格兰女王玛丽辩护》中，这位奇怪的作者参透了我这本书的精神实质。伊丽莎白女王临死时，施鲁斯伯里伯爵夫人特意让她的儿子待在伦敦，还有两匹快马随时恭候，以便将伊丽莎白女王的死讯尽快通知给被关押的玛丽女王。有位历史学家写道：“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否则现在的情况将有多么大的不同啊！玛丽就从囚徒变成女王了，所有人都会为她在狱中的明智之举而鼓掌赞叹的。她可以在图特玻璃、在谢菲尔德、在凯特沃斯掀起一场全国性的起义，反抗她那位独裁的表姐（注：这里指伊丽莎白女王）。人能轻易地改变历史，历史也能套上成功的光环，尽享繁荣富裕。
“如果玛丽女王能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米尔先生说，“英国的改革也许就失败了”。相信人类思想应该平稳发展的人们不愿意新思想传播得这么快，国家历史仅仅因为一个女人的或早或晚地死去而改变。如果玛丽女王活得长一点儿，或者伊丽莎白女王早点儿死的话，我们不能确定我们现在信仰的是罗马天主教、摩门教（注：一种宗教流派，信奉一夫多妻主义）还是康德思想。
军事作家对汉尼拔（注：迦太基将军，他在公元前218年至216年率大约三万五千人穿越阿尔卑斯山，并且在特拉西梅诺湖和坎尼彻底击溃罗马军队。后来在公元前202年扎马战役中被击败）驻足不前到底有多少被迫的成分怀有疑问。这个疑问也许只有从庞培城（注：意大利南部的一座古城，位于那不勒斯东南。建立于公元前六世纪或五世纪早期，直到公元前80年，它一直是古罗马的殖民地，因有许多著名的别墅、庙宇、剧院和浴池而成为一个繁荣的港口和度假胜地。公元79年，庞培在维苏威火山的一次喷发中被摧毁。1748年，它难以置信地得以完好保存的废墟被重新发现，而后被大量地挖掘）挖出更多的文字宝藏之后才能揭晓。在当时的那种场合和情况下，我们可以确定汉尼拔在加纳之战后如果迅速向罗马挺进；如果纳瓦拉（注：欧洲西南部的王国，在西班牙北部和法国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上）的亨利在伊芙利战后能立刻进攻巴黎；如果斯图亚特王朝的查尔斯王能在攻占德比（注：英国中部的都市）后立刻向伦敦进攻，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许就会改变。
如果没有宗教指引，历史和科学都将无比沉闷，毫无知性可言。从广义上来看，历史研究有种难以言表的悲伤和沉闷，它就像预言家的苦涩记录一样，悲伤、痛苦、难过。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快乐的，因为历史记载多是悲剧和罪行。历史书上满是同样单调无聊的事件：包围了一个又一个城池，打了一场又一场的仗，缔结了一条又一条的条约。历史是尼尼微纪念碑故事的延续，无数的囚犯一队一队被放逐；历史是新版的福达（注：福达在棕榈树下被罢黜）故事。新版金属硬币上刻画了拱门的样子，流露出悲伤、痛苦、哀伤。如果发生那么一点点的改变，历史就会完全不同。历史不断地累积，历史车轮向前翻滚，我们才能走向一个新的高度，时间越长久，目的越明确。上帝引导人类走过复杂的命运。华莱士先生在达尔文发表惊世骇俗的观点之前就详细阐述了相关理论。华莱士原来信仰是上帝安排好了一切，“有一种更高级的智慧指引人类按照确定的方向，朝着确定的目标发展，正如人类指引动物和植物的发展一样”。一切对自然界适用的东西对历史同样适用。由帕斯卡尔提出、坦普尔主教阐述的教育世界的观点是正确的。世界是不断进步的整体，每一辈人都在前辈创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生命像落入泥土的雨点，一点一滴都没有浪费。世上未完成的意愿也将实现，人性破碎的大旗曾经无精打采地低垂，现在又在快乐的彼岸竖起。
世界大战也和历史上其他事件具有相似性。历史哲学家中的精英们发现历史是重复的。有一些军事历史事件和普鲁士入侵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像1793年至1794年和1814年入侵，1794入侵梅斯（注：法国东北部城市）和凡尔登（注：法国东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梅斯以西的默兹河）。双方打了一场极为惨烈的战役，结果是法国更加一蹶不振。然而，刚打仗的时候，入侵者普鲁士人气焰高涨，锐不可当，可后来日渐萎靡，犹如一盘散沙，再也没有当初的锐气了。历史事件又惊人地复制了。1793年10月13日德国人攻打了维森博格防线，并占领了这个地方，法国将军不得不退守哈格那，失去了大片土地。德国人因此获得了军队和资源优势，法国人面临更糟糕的境地。而在战争的初级阶段，德军磨磨蹭蹭、犹犹豫豫、懒散怠惰，犯了很多愚昧的错误。有一次，盟军甚至离巴黎只有一百五十英里了。法国军队极为沮丧，巴黎一片黯然，巴黎共和党掌权派正准备逃跑。但德军却没有乘胜追击进攻巴黎，到手的结束战斗的伟大战机弄丢了。如果盟军进一步挺进的话，英国也许就不必还法国六亿的公债了。即便是拯救大众委员会虽然冷酷地干了无数刺杀事件，此时也变得同仇敌忾、斗志昂扬，没有放弃对国家的希望。甚至是卑鄙的巴海贺也用激动人心的言语动员大家保卫祖国：“自由是每个公民向往的目标，有些人为它付出勤奋，有些人为它付出财富，有些人为它付出忠告，有些人为它付出武器，而所有人都要为它付出生命。共和国已经是被围困的城池，它的所有疆土都成了军营。”1793年德军在维森博格的作战方略和1870年在维森博格和沃斯的作战方略没什么区别。德军在1793年取得了重大的军事胜利，但传统的历史学家说：“盟军过于怠惰，法军只在大溃退中损失了一千人。如果盟军不是这种作战状态的话，法军可能会丢掉一个军的兵力。盟军的这次胜利打开了共和国的大门，但并没有使盟军获得最终胜利。”当1794年法国反击入侵的时候，正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内心反复涤荡着那句格言：“快打！狠打！”现代人不会再纠缠过去的史实了。
当盟军旅途劳顿、萎靡不振的时候，法国的战斗热情空前高涨。一百二十万人应征入伍，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训练整肃。一批杰出将才很快在法国军队涌现。有个年轻的负责军事工程的军官，击退了入侵的英军，夺回了土伦（注：法国东南一城市，濒临地中海，位于马赛东南以东），他后来成了一代帝国的缔造者。据说有十多个出身低微的士兵都身怀将才。他就是伟大的卡诺，他在危机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一方军队的领袖。“有了卡诺，”拿破仑说，“才打了胜仗。”1793年至1794年间还崛起了另一位帅才冯·摩尔托克，他也是被侵略的法国人。威廉·内皮尔曾说，冯·摩尔托克谴责士兵们为之流血牺牲的贵族统治。“他认为由特权阶层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不可能打败由从底层人民选拔出来的军官指挥的军队。”卡诺和乔米尼一样撰写了很多战争科学的论文，其中最著名的一篇和战争天才沃邦持反对意见。论文是关于围攻问题的。沃邦的观点是守方永远比攻方处于劣势。攻下要塞的时间甚至可以精确到用短时计算。卡诺却认为只要城池坚固，守方与攻方相比势均力敌甚至更胜一筹。他对军事最大的贡献是将土质工事改为石质工事。卡诺无与伦比的数学才华助他成为军事天才。与之相比，盟军顽固不化地沿用陈旧的“位置理论”。法国人遏制了敌人入侵的潮水，开始反攻。由于法军坚固的工事阻止了盟军的进攻，盟军选择了围攻，但这却使法军有时间完成它巨大的军事工事。法军的军事工事举世闻名，凭借超级军事工事，它曾差点儿实现全球最大帝国的梦想。查尔斯大公爵说法国的军事优势来自于周围的一连串要塞，这样它就可以以敌军同样的威力抵挡敌军的入侵，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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