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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孩子们称呼父母为“爸爸”和“妈咪”，而不是当时普遍的“爹娘”一说，据说到了后来，宋耀如干脆和孩子们一样，称呼倪桂珍为“妈咪”。宋耀如是否真的如此称呼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他的确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在一味强调“父权”的旧时代里，他在与孩子关系的处理方式上显然大度、宽容许多。
而真正令世人刮目相看并且争相传颂的，是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和解放。
解放美好的天性，追逐美好的人生
有关宋氏家族的传记或者文献普遍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宋耀如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以及由此而来的解放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开了先河的。
在他看来，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好玩耍、充满好奇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是不拘一格的，即使由此而犯下些小毛病也是天性使然，无须过分压抑和批判。
宋家的小楼边上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年幼的孩子们在大姐霭龄的带领下，经常到这里玩耍。孩子们调皮得很，有时会翻过院墙跑到院外去抓水里的小鱼、扒掉庄稼的叶子，甚至在田地里乱跑乱跳把庄稼踩踏得不成样子。附近的农民陆续知道了这回事，但因为宋耀如平日里对他们极为友好，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告状。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也许，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孩子想逃离，回到温暖的家里做回受宠爱的公主。但宋霭龄却用超越年龄的毅力和坚强，克服了一个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意识，宋耀如平日里的培养功不可没。很快，宋霭龄适应了那个陌生的不舒适的环境。
同学们欺负她年纪小，经常拿她开玩笑，有时甚至极具攻击性，小霭龄凭着自己的处理方式，从最初的做鬼脸以示不满到心平气和地还击，这其中的成长显而易见。
几年的时间，霭龄开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风格，加上她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因此，她逐渐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尤其是凭借着她天籁般的歌声，她自信而沉着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更让大家对这个小个子女孩刮目相看。
就在她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为学校里瞩目的新星时，庆龄也来到了学校。
霭龄自然而然地挑起了当姐姐的担子，开始负责任地照顾她的妹妹，并帮助她迅速适应这个环境。和霭龄的风风火火不同，宋庆龄文静、端庄，而且有十足的自制力。虽然她也面临着度过适应期的挑战，但她却是默默地去接受这一切。后来家里名副其实的小公主宋美龄也来到了这里。
这是她们姐妹三人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后来，年长的宋霭龄赴美国学习，正式开启了她的留学生涯。
不可否认，20世纪初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潮汇聚的时期，外来的先进文化荡涤着封建残余思想，人们在文化知识的风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宋耀如早年的留美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将孩子们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的决心。
在父亲的安排下，宋霭龄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在跨越太平洋的轮渡上眺望着故乡。作为第一个正式踏上美国国土留学的女学生，前途会是如何，她并不知道，同样地，宋耀如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父女相隔千山万水，各自远在大洋彼岸，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需要共同去面对。
就在宋霭龄漂洋过海来到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度的时候，她的肤色及出生给她带来了走出国门后第一桩难题。
一路奔波，载着众多期待的“高丽号”邮轮终于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港口。和其他人一样，小霭龄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船，但海关的检查人员却用粗暴的行为阻止她入境。他们借故说她的护照有问题，因此拒绝她下船，而且还企图将她铐起来遣送回国，这一点让年仅十五岁的霭龄吃了一惊。
在父亲的描述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求学的天堂，但此时的境遇却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官员的粗暴、漠视、轻蔑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如此不堪。宋霭龄哭了，带着愤愤不平、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带着对身处此境的委屈，她将压抑了许久的眼泪彻彻底底地宣泄了出来。
后来几经周旋，宋霭龄最终没有被遣送回国，得以留在美国学习。经历了四个多星期的煎熬，小姑娘一时间长大了不少，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求学那么简单。这样的经历宋庆龄也遭遇过。
宋庆龄比宋霭龄晚三年来到美国，她在萨米特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预习以后，这一年准备报考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在报考的前一天，宋庆龄找到了快要毕业的宋霭龄，两姐妹许久未见，一见面便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宋霭龄为妹妹加油鼓劲，希望她早日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自己成为同学。第二天，宋庆龄早早来到了考场准备面试，却听到了一些令她揪心痛楚的话语。
同为考生，金发碧眼的外国考生见到宋庆龄这个中国人，立刻表现出了一种不屑和排斥，而且围在背后对她评头论足，说她没有缠小脚，说她来自一个像垃圾一样的国度……这些极不尊重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宋庆龄对此感到十分愤恨，而这种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她面试的发挥。
宋庆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姐姐，姐姐虽然只比她年长几岁，却表现出了一个过来人的从容和淡定。她告诉庆龄：正是因为我们身处的国家封闭落后，因此成了他们轻蔑我们的一个把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令宋庆龄十分崇拜。的确，宋霭龄不仅如此想，而且确实也如此做了。学校里因为没有中国留学生，因此宋霭龄是孤独的，很多本地学生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戏弄她，就连报纸上都对她的到来描写得阴阳怪气。然而，这些小把戏非但没有挫伤她留学的积极性，反倒成了鼓励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宋霭龄充分发挥了自己聪颖的天资，很快便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这让很多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以后，宋霭龄少女初长成，虽然剪了短发、换上西式服装，但是宋耀如对她的谆谆教导还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父亲所说的“根在中国”的理念让她时刻不忘努力学习、时刻不忘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
后来，宋霭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美国，霭龄十分荣幸地随团进入了白宫。一系列的外交仪式以后，宋霭龄在姨夫的引荐下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十分客气地询问这个中国的小姑娘，问她来到美国，是否感受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一问，把霭龄多年积压在心的怨气激了出来。
宋霭龄很客气地对罗斯福说：自己初来到美国的时候，便遭遇了海关官员粗暴的阻拦，甚至企图将她遣送回国，这样的做法和总统先生所说的自由之邦毫不相称。如果一个美国的小姑娘到中国的话，她肯定不会遭受如此对待，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听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的质疑，罗斯福有些意外，甚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他把两手一摊，十分尴尬地回答道：“哦，我非常遗憾！”
这一问一答一时间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焦点，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都刊登出了“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的新闻，一时间宋霭龄成了焦点人物。
宋耀如虽然不在场，但从报纸的报道和温秉忠的描述中知道了事情的详细过程，对此，他给予小霭龄极为热烈的赞扬和肯定。
说到留学的影响，印记最深的应数当时最为年幼的宋美龄。与父亲一样，十二岁的宋美龄与庆龄一起来到美国，并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留美之旅。这个十年是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人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装扮还是思想，宋美龄接受了通盘的美国教育，这给她的青春烙上了深刻的美国痕迹，为她日后向蒋介石提出“联美”建议奠定了基础。
宋美龄成绩优异，而且涉猎广泛，无论是哲学、音乐，还是天文学、历史学，她都能在知识的海洋里甘之如饴，而她最喜欢的还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后来，宋霭龄以亚瑟王比拟蒋介石、力促他们的姻缘的出处便在于此。宋美龄的出色是有目共睹的，校方在她即将毕业时向她颁发了杜兰特等奖，这是学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宋氏三姐妹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储备，并且学会了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此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人生的转变，从一个活泼贪玩的小姑娘长大为社交活动中的新贵，尤其是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她们显露出了非凡的政治气质和社会才干。
这或许是留学中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收获。比起当时，现在的留学要容易很多，但是，留学的质量上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可否认，有些留学仍旧保持着高端的水准，但其中不乏有些家长仅仅看中留学的“形”而忽略了留学的“神”，如此留学实在意义不大。
这就是关于宋氏家族家风的点点滴滴，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之所以能超越当时的社会而存在，必然有它与众不同的家风和家教，我们在此分享这些经典的故事，深知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以此为蓝本成为名门，只求从中学习一两点经验或改善原有的某些不足，如此便足矣！
，还焕发着不一样的光彩。孩子们称呼父母为“爸爸”和“妈咪”，而不是当时普遍的“爹娘”一说，据说到了后来，宋耀如干脆和孩子们一样，称呼倪桂珍为“妈咪”。宋耀如是否真的如此称呼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有一点不可否认，他的确和孩子们打成了一片，在一味强调“父权”的旧时代里，他在与孩子关系的处理方式上显然大度、宽容许多。
而真正令世人刮目相看并且争相传颂的，是宋耀如夫妇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和解放。
解放美好的天性，追逐美好的人生
有关宋氏家族的传记或者文献普遍都认同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宋耀如对孩子们天性的尊重以及由此而来的解放在家庭教育方面是开了先河的。
在他看来，孩子的天性就是爱好玩耍、充满好奇的，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探索方式是不拘一格的，即使由此而犯下些小毛病也是天性使然，无须过分压抑和批判。
宋家的小楼边上有不少农民的田地，年幼的孩子们在大姐霭龄的带领下，经常到这里玩耍。孩子们调皮得很，有时会翻过院墙跑到院外去抓水里的小鱼、扒掉庄稼的叶子，甚至在田地里乱跑乱跳把庄稼踩踏得不成样子。附近的农民陆续知道了这回事，但因为宋耀如平日里对他们极为友好，因此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去告状。
不过这些活泼好动的孩子并没能体会他们的苦心，反倒更加肆无忌惮地玩闹起来。有一次，孩子们在地里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南瓜，好奇的他们轮流用小刀在上面刻划，后来霭龄萌生了一个怪主意，在瓜上挖出一块后填上一泡臭烘烘的粪便，再把挖出来的那块扣上去，一眼看去并无异样，直到这个南瓜被带回农民的家里才发现他们在上面捣了鬼。
农民们不再坐视不理了，于是一起来到宋家向倪桂珍告状。要求严格的母亲对这件事情自然无法漠视，于是她向前来告状的农民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会给孩子们一个教训。此时，孩子们已经被吓得躲藏起来，不知如何是好。
宋耀如闻讯赶回，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并没有大发雷霆，相反，他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耀如告诉农民们，这些由孩子们带来的损失他愿意加倍赔偿，但有一点希望他们能应允，那就是不要因为这些责怪惊吓到他的孩子们，毕竟他们正处在天真无邪的年纪。
送走了那些前来告状的人，宋耀如把孩子们从藏身的地方找了出来，然后用温暖而充满爱意的口吻告诉他们，事情已经解决了，并叮嘱他们不用因为这些事情而害怕担忧。
农民们虽然对宋耀如如此坦诚地处理问题十分满意，但对他的做法却不甚认同。许多对此不理解的人认为，他的做法未免有些骄纵，这样反倒惯坏了孩子。
其实不然。相反，宋耀如是对自己的教育、对自己的孩子们拥有足够的信心才敢如此决定。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予孩子们最大的尊重和理解，这样做的结果是换来了孩子们对他的爱戴和拥护，无须过分地强调和索取，父亲的权威在信任平等中自然形成。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一次，宋家的玻璃被政见不同的暴徒用砖头砸破，当时霭龄只有两三岁，她不仅没被吓倒，反而顺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扔出窗外以示反抗。宋耀如并没有立刻把孩子转移到别处，而且对女儿的做法连连称赞，并告诉她不用害怕，甚至做起了示范。父亲的乐观印在了霭龄的印象中，不用刻意地去强调，也不用堆积那些溢美之词来描述，一个不经意间的动作已让孩子明白了所有的意义。
在宋耀如的影响下，孩子们更喜欢在大自然里寻找乐趣。他经常带着他们去山间徒步，与他们一同在烈日下攀登山崖，以此来培养他们求生的意识；或者与他们一同忍饥挨饿、抵抗食物的诱惑，以此来锻炼他们的毅力。据说为了培训孩子们的坚忍，他还曾经带着小霭龄在雨中站立，情景颇为触动人心，连年仅四岁的庆龄都向母亲央求加入他们。
除此之外，宋耀如还想出了很多有趣的、积极向上的方式培养孩子们的创造力，这些方式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新颖的。
在霭龄刚识字不久时，宋家就办起一张家庭报，报纸的意义明显区分于其他报纸，与其说是一份读物，不如说是父亲送给孩子们的一份别出心裁的礼物。编入家庭画报的那些文章大都是孩子们自己写作的，父亲最初是专职打字员，后来孩子们大了才交由他们去做，直到宋子文、宋子良中学毕业了以后才停刊。宋家还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演讲会，兄弟姐妹们轮流发言，中英文皆可，主题不做限制，孩子们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十分积极向上。
宋耀如还特意将一面墙用来展示孩子们的书法、绘画等作品，鼓励孩子们放飞各种想法自由地创作，如有好友来访，宋耀如经常会兴致勃勃地向他们介绍孩子的作品。
现在的我们总是强调培养孩子的种种能力，甚至于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教育培训，希望他们能在这些课程里培养出一些令大人喜闻乐见的能力。但是，这些教条的培养却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孩子的兴趣爱好。反倒是宋耀如所采用的这些宽松得近乎放任、实则张弛有度的教育方式，让他的孩子们受益匪浅，并以此为基础成就了各自不同凡响的人生。
宋耀如除了在孩子们的性格培养方面尊重他们的天性，在学习方面也是尊重孩子们的意愿，在他们愿意学习的基础上，做好一个父亲的职责，送他们进入当时最先进的学校去学习。
虽然宋家父母给孩子们优越于常人的启蒙教育，但是要想让孩子们接受全面系统的教育，进入学校学习是一条必经之路。宋霭龄喜欢唱歌，因此对教会里的唱诗班十分倾心，尤其是那些穿着漂亮、长得落落大方、犹如天使般的大姐姐们更是令小霭龄羡慕不已，每次与父母周末去礼拜都会被那些动人的、洗涤灵魂的歌声吸引。因此，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开始向父亲提出要去参加唱诗班。
对于孩子的这个想法，宋耀如有些意外，因为大多数五岁的孩子对父母是十分依恋的，即使离开一会儿都会哭鼻子，而宋霭龄不仅没有黏腻地依偎在父母身边，反倒想离开他们独自上学去。对于孩子这份自发的学习热情，宋耀如是十分肯定的，不然他也不会在听完女儿的请求后，随即联系马克谛耶学校的校长，商量女儿入学的事情。
对此，倪桂珍是不赞成的，毕竟女儿还小，连吃饭穿衣有时都成问题，即使真的要让女儿寄宿学习，那至少也要等她大一些，而不是急着在这个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的年龄段就如此安排。但是，小霭龄的坚定超出了大人们的想象。面对来自父母以及校方的质疑，她神情坚定，用充满稚气的口吻、流利的英文告知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她有着一份超越一切的坚定。这样的回答，连校长海伦·查理森小姐本人都惊呆了。
于是，宋耀如开始着手安排五岁的女儿进入寄宿学校，并且告诉她，如果她对这个决定有所顾虑或者想要反悔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毕竟，他不想自己的女儿因为一时兴起而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宋霭龄再次用毋庸置疑的回答打消了父亲的顾虑。
后来，宋庆龄和宋美龄在看到大姐的求学经历后，也开始要求同她一样进入学堂学习，宋耀如同样尊重了她们的意愿，安排她们共同进入学校学习。
相比之下，现在的父母在为孩子们安排各类功课、学习的时候，似乎缺乏了原本应有的那一份尊重和耐心。也许是应试教育的影响、也许是跟风的心里作祟，现在不少家长在帮孩子们选择课程的时候，第一时间映入脑海的选择不是孩子们是否喜欢，而是这个选择是否有利于孩子升学，甚至考虑是否有利于家长的颜面。
比如，有些孩子喜欢音乐或者画画、有些孩子喜欢玩橡皮泥，这本来就是孩子天然的喜好，生来如此。而在孩子的成长阶段，其实这样的东西都属于艺术的范畴，从科学的角度看，都能开发他们的想象力和艺术天分。然而，很多父母对孩子的引导是他们应该选择音乐或画画，因为从升学考试或是艺术名目的角度来讲，这些才能算得上是“正经”的，而玩橡皮泥不仅不利于升学，还会影响学习，所以会被不少家长认为是不务正业。
实际上，孩子的天性早已对这些事物做出了判断，并烙下了自己喜好的印记。而此时的家长们却被太多世俗的想法、功利的目的影响了判断。更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以“孩子还小”为由，丢弃了与孩子沟通的耐心、省略了对孩子兴趣的询问、忽视了对孩子表达的尊重。在这个问题上，宋耀如做得十分出色。他不仅与孩子们打成一片，对于年幼的孩子们的心声给予了如同大人一般的平等和尊重。即使世俗的眼光认为他的孩子尚不具备相应的能力，但在他看来，孩子们有如此强烈的学习意愿，身为父亲，他有必要给予鼓励和支持，而不是借口各种保护的名义，扼杀掉他们积极向上的兴趣和动力。
如果宋耀如当时认同倪桂珍的想法，保守地认为宋霭龄还小，并将她圈于家中，安全地守护着，然后将此种做法顺势蔓延到其他孩子身上，那么宋氏家族的孩子们后来能否如此活跃地出现在中国政治的中心，便不得而知了。
因此，身为父母有时要放下自己的心结，不要固执地认为孩子们还小而左右限制，这样的做法有时不仅不利于保护他们，反倒会挫伤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其实，很多时候，孩子并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只要他们的想法是善良的、有益的，无须将其划入“正经”或“不正经”的分类里，而是放下手里的东西，双手拍一拍，给他们送上热烈的掌声，告诉他们勇敢地去追逐和尝试，只有这样，孩子们的天性才能被真正释放出来，有时惊喜也便蕴藏其中。
留学的真正收获是什么
对于孩子们，宋耀如夫妇向来都是一视同仁。在中国，重男轻女的思想由来以久，很多名门望族更是对男孩尤其重视。但在宋耀如和倪桂珍眼中，女儿也有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而且他们坚信，只要培养得好，女孩子也能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用的人。宋耀如曾经这样说过：“只要一百个孩子有一个成为超人式的伟大人才，中国就有四百万超人，还怕不能得救？现在中国大多数家长还不能全心全意培养子女，我要敢于为天下先。”所以，从宋霭龄开始，他就开始为她安排最好的教育。
五岁的宋霭龄离开了温暖的家、离开了爱着她的父母，独自一人来到马克谛耶学校。尚小的年纪是她面临的最大的障碍。虽然最初她受到了校长海伦·查理森的照料，顺利地度过最初的那两年时光，然而，当她七岁开始参加集体活动的时候，还是面临着许多需要克服的难题。
尽管小霭龄十分“洒脱”地离家，但到了真正独自生活的时候，许多始料未及的困难开始出现。比如吃不上饭、周围小同学们的轻蔑、不合适的桌椅，还有自我生活的力所不及，这一切都真实地摆在她面前，亟待她去解决。
每每这时，对父母的思念便不由得涌上心头，尤其是夜里，孤独伴着寂寞侵袭着这个小姑娘，就连老鼠的窸窣作响都能让她噤若寒蝉，唯有那首高年级下课时唱响的《上帝与我同在》才能给予她安慰和平抚，后来慢慢演变成了她每晚入睡的陪伴。
也许，这样的状态会让很多孩子想逃离，回到温暖的家里做回受宠爱的公主。但宋霭龄却用超越年龄的毅力和坚强，克服了一个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小小年纪能有这样的意识，宋耀如平日里的培养功不可没。很快，宋霭龄适应了那个陌生的不舒适的环境。
同学们欺负她年纪小，经常拿她开玩笑，有时甚至极具攻击性，小霭龄凭着自己的处理方式，从最初的做鬼脸以示不满到心平气和地还击，这其中的成长显而易见。
几年的时间，霭龄开始慢慢地有了自己的思维习惯和行为风格，加上她学习刻苦、成绩突出，因此，她逐渐在学校里成了“名人”，尤其是凭借着她天籁般的歌声，她自信而沉着地出现在同学们面前，更让大家对这个小个子女孩刮目相看。
就在她适应了新的环境，成为学校里瞩目的新星时，庆龄也来到了学校。
霭龄自然而然地挑起了当姐姐的担子，开始负责任地照顾她的妹妹，并帮助她迅速适应这个环境。和霭龄的风风火火不同，宋庆龄文静、端庄，而且有十足的自制力。虽然她也面临着度过适应期的挑战，但她却是默默地去接受这一切。后来家里名副其实的小公主宋美龄也来到了这里。
这是她们姐妹三人第一次在同一所学校里就读，后来，年长的宋霭龄赴美国学习，正式开启了她的留学生涯。
不可否认，20世纪初的民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思潮汇聚的时期，外来的先进文化荡涤着封建残余思想，人们在文化知识的风暴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眼界。宋耀如早年的留美经历更加坚定了他将孩子们送出国门接受西方教育的决心。
在父亲的安排下，宋霭龄满怀着憧憬和梦想，在跨越太平洋的轮渡上眺望着故乡。作为第一个正式踏上美国国土留学的女学生，前途会是如何，她并不知道，同样地，宋耀如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是明确的，虽然父女相隔千山万水，各自远在大洋彼岸，但在未来的日子里，他们需要共同去面对。
就在宋霭龄漂洋过海来到这个自称“自由”的国度的时候，她的肤色及出生给她带来了走出国门后第一桩难题。
一路奔波，载着众多期待的“高丽号”邮轮终于停靠在美国旧金山的港口。和其他人一样，小霭龄收拾好自己的行李准备下船，但海关的检查人员却用粗暴的行为阻止她入境。他们借故说她的护照有问题，因此拒绝她下船，而且还企图将她铐起来遣送回国，这一点让年仅十五岁的霭龄吃了一惊。
在父亲的描述里，美国是一个自由的、求学的天堂，但此时的境遇却完全颠覆了她的想象。官员的粗暴、漠视、轻蔑让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竟然如此不堪。宋霭龄哭了，带着愤愤不平、带着对父母的思念、带着对身处此境的委屈，她将压抑了许久的眼泪彻彻底底地宣泄了出来。
后来几经周旋，宋霭龄最终没有被遣送回国，得以留在美国学习。经历了四个多星期的煎熬，小姑娘一时间长大了不少，她开始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责任已不仅仅是求学那么简单。这样的经历宋庆龄也遭遇过。
宋庆龄比宋霭龄晚三年来到美国，她在萨米特学校学习了一年的预习以后，这一年准备报考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在报考的前一天，宋庆龄找到了快要毕业的宋霭龄，两姐妹许久未见，一见面便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宋霭龄为妹妹加油鼓劲，希望她早日进入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与自己成为同学。第二天，宋庆龄早早来到了考场准备面试，却听到了一些令她揪心痛楚的话语。
同为考生，金发碧眼的外国考生见到宋庆龄这个中国人，立刻表现出了一种不屑和排斥，而且围在背后对她评头论足，说她没有缠小脚，说她来自一个像垃圾一样的国度……这些极不尊重的话语深深地刺痛了她幼小的心灵，宋庆龄对此感到十分愤恨，而这种情绪直接影响到了她面试的发挥。
宋庆龄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姐姐，姐姐虽然只比她年长几岁，却表现出了一个过来人的从容和淡定。她告诉庆龄：正是因为我们身处的国家封闭落后，因此成了他们轻蔑我们的一个把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努力让那些嘲笑我们的人发现自己的错误。
这样的态度令宋庆龄十分崇拜。的确，宋霭龄不仅如此想，而且确实也如此做了。学校里因为没有中国留学生，因此宋霭龄是孤独的，很多本地学生常常做出一些恶作剧戏弄她，就连报纸上都对她的到来描写得阴阳怪气。然而，这些小把戏非但没有挫伤她留学的积极性，反倒成了鼓励她努力学习的动力。宋霭龄充分发挥了自己聪颖的天资，很快便考出了优异的成绩，这让很多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在美国待了一年多以后，宋霭龄少女初长成，虽然剪了短发、换上西式服装，但是宋耀如对她的谆谆教导还清晰地留在脑海中。父亲所说的“根在中国”的理念让她时刻不忘努力学习、时刻不忘身为一个中国人的职责所在。
后来，宋霭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美国，霭龄十分荣幸地随团进入了白宫。一系列的外交仪式以后，宋霭龄在姨夫的引荐下见到了罗斯福。罗斯福十分客气地询问这个中国的小姑娘，问她来到美国，是否感受到美国的自由和民主。这一问，把霭龄多年积压在心的怨气激了出来。
宋霭龄很客气地对罗斯福说：自己初来到美国的时候，便遭遇了海关官员粗暴的阻拦，甚至企图将她遣送回国，这样的做法和总统先生所说的自由之邦毫不相称。如果一个美国的小姑娘到中国的话，她肯定不会遭受如此对待，因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待客之道。
听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的质疑，罗斯福有些意外，甚至不知该如何回答，于是他把两手一摊，十分尴尬地回答道：“哦，我非常遗憾！”
这一问一答一时间成了记者们争相报道的焦点，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都刊登出了“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的新闻，一时间宋霭龄成了焦点人物。
宋耀如虽然不在场，但从报纸的报道和温秉忠的描述中知道了事情的详细过程，对此，他给予小霭龄极为热烈的赞扬和肯定。
说到留学的影响，印记最深的应数当时最为年幼的宋美龄。与父亲一样，十二岁的宋美龄与庆龄一起来到美国，并开启了长达十年的留美之旅。这个十年是一个女孩子长大成人的黄金时期，无论是装扮还是思想，宋美龄接受了通盘的美国教育，这给她的青春烙上了深刻的美国痕迹，为她日后向蒋介石提出“联美”建议奠定了基础。
宋美龄成绩优异，而且涉猎广泛，无论是哲学、音乐，还是天文学、历史学，她都能在知识的海洋里甘之如饴，而她最喜欢的还是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后来，宋霭龄以亚瑟王比拟蒋介石、力促他们的姻缘的出处便在于此。宋美龄的出色是有目共睹的，校方在她即将毕业时向她颁发了杜兰特等奖，这是学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宋氏三姐妹在这里完成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知识储备，并且学会了独立、自主。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在此完成了极为重要的人生的转变，从一个活泼贪玩的小姑娘长大为社交活动中的新贵，尤其是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让她们显露出了非凡的政治气质和社会才干。
这或许是留学中比知识更加重要的收获。比起当时，现在的留学要容易很多，但是，留学的质量上却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不可否认，有些留学仍旧保持着高端的水准，但其中不乏有些家长仅仅看中留学的“形”而忽略了留学的“神”，如此留学实在意义不大。
这就是关于宋氏家族家风的点点滴滴，一个赫赫有名的家族之所以能超越当时的社会而存在，必然有它与众不同的家风和家教，我们在此分享这些经典的故事，深知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以此为蓝本成为名门，只求从中学习一两点经验或改善原有的某些不足，如此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