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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各自的性格上也各有不同：大姐文静端庄，二姐是出了名的“淘气大王”，三妹忠厚怕羞，小四妹与叔祖母生活在一起，始终规规矩矩。
四姐妹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他绕开了那些花花草草的字眼，起了四个“带两条腿”的字当名字。有人说是因为知道女孩始终留不住，最后肯定会跟人“跑”了，所以才选了这几个字，这样的说法过于封建、有失偏颇。在孩子们心中并不是这么理解的，在她们看来，父亲之所以给她们各自安了“两条腿”，却是给了张家姐妹们最大限度地可以自由发展兴趣和爱好的绝好机会。张冀牖用心的启蒙和教育让孩子们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他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如同那个时代那些被禁锢的女子一般将自己的一切断送在封建礼教里，而是希望她们学好知识、用好知识，用自己那双健康有力的双腿迈向社会，这也许才是父亲最真实、最高远的寄托。
张冀牖对孩子们从来都是持开明宽容的态度，对于她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如此。孩提时代的张家四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尤其是在苏州寿宁弄的那段日子里，更是让孩子们快乐不已。
苏州的小园里，四个小姑娘正在水边学着古人的样子吟诗作对，不时还有人拿着砚台照着王義之的临池洗砚浣洗起来。书房后面种着几株芭蕉，春雨绵绵时听雨打芭蕉，更听书声琅琅。书房前两株亭亭玉立的玉兰犹如她们一样成长着，紫的那株开出的花充满魅惑，白色那株花朵晶莹剔透，一深一浅就像她们的性格一样亦动亦静，也如同她们的学识中西合璧般相互映衬。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姐妹们并不能做到心无旁骛地老实待在课桌前，虽然身在书房，却心系窗外那两株枣树和杏树。不为它即将落叶瑟瑟，也不为它被雨打风吹，只牵挂着那些树上熟透的枣子和杏子何时落地。终于等来期待己久的啪啦的落地声，任凭先生讲得如何精彩，也不管书中文字何等精妙，心早已跑出书房捡果子去了。
多么悠哉的时光啊！也许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出什么特别，但当时那份轻松快乐的心境，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的确觉得珍贵。所谓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这段记忆将伴着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轻视不得。
有人也许会说，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像张家一样富裕充足，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环境和与众不同的经历。对于这样的理解，虽然表面上看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但深入探讨却可以发现，这句话偏颇得很。
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与物质丰富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尽管物质丰富可以让实现的方式更加便捷一些，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父母有无这样的心思，愿不愿意做这方面的投入。带着你的孩子去太阳初上的海边，给他读读巴金的《海上日出》；在黄昏的梯田边带他触摸沉甸甸的稻穗，告诉他“水稻之父”是谁；带他去广场看一起与旭日同升的升旗仪式，唱国歌给他听，并且告诉他国歌的来历；在星光璀璨下陪他一起幻想宇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陪他进入梦乡……这些陪伴，都会成为他童年里珍惜的体验，成为他人生宝贵的回忆。
所以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用心的陪伴。除此之外，家庭的温馨和睦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培育同样至关重要。
张氏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张冀牖性子好，从来不大声打骂下人，仅有的一次教训手下聚赌也只是敲了敲脑门儿以示警醒。母亲陆英十分能干，对下面的人也从来不苛刻责备。夫妻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但父亲的书房有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父母亲可以隔窗相望。这样的布局既给了他们各自活动的空间，又可以随时沟通，尊重并联系着，确实好得很。
女儿们曾在父母的书房外见到他们隔窗谈话，眉目间流露出暖暖的爱意，母亲在书桌的铜镇尺上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或许便是他们双宿双飞的夙愿。只可惜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望着她苍白但依旧美丽的脸庞不忍离去。但是，伉俪情深却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学着父母的样子，女儿们各自的爱情也如同父母一样坚定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家四姐妹对父母的感情很深，直到后来父母都去世时，凝聚成一句真挚的话：“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不仅让人潸然泪下，足见两代人感情之深。
张冀牖本人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对许多新鲜事物也是兴致勃勃。比如新学、照相机等。对于孩子的培养也不拘泥于文学素养、昆曲艺术，对于西学也毫无顾忌地引进张家大院，并且让最疼爱的几个女儿们接触和学习这些新东西。
张冀牖专门在家给孩子们请了两个文字先生，一个教文言文，一个教白话文。再大一些，他便为孩子们请来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悉，她的身影曾在叶先生的《三叶集》中出现过。吴先生拓展了张家姐妹另一片知识的领域，她教她们音乐、舞蹈，还教算学，至此，孩子们接受到了比当时其他的学生们更为全面的教育。
女孩子天生妩媚，对算学不怎么感兴趣，但对舞蹈却很喜欢，还央求着家里给她们每个置办一套练功衣和软底鞋，穿上后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舞蹈技艺如何尚不知晓，但小姑娘们却不胜欢欣，随即摆出了造型忙照了张相片。照片冲洗出来了，姐妹们欣喜地取过照片细细看起来，突然，三妹妹觉得自己照得太不雅了，于是直呼“丑死了、丑死了”，然后一个快手，二姐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把照片上自己的那张脸抠下来了。多年后，当姐妹们回忆起来时，大家都乐不可支。
在寿宁弄里，张家的孩子们过着“上午读书，下午唱戏”的日子，孩子们虽然课业不少，时不时还要应付老师检查诗文，但是，从心底讲，她们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快乐地去学习远比任何苦心说教要有用得多。反观我们现在的教学，有时会让孩子们产生抵触和排斥的情绪，有些父母将这种心态归咎于孩子不求上进。然而，孩子们本就天性活泼、充满好奇，过分枯燥和单调的教授自然会挫伤他们的天性，随后也就抵触起来了。可见，有时孩子们厌学并不是厌倦接受新知识，而是新知识传授的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因此，如何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如何寓教于乐，还真是一件值得大人们思考的事情。
张氏家族对于孩子的天性并无任何限制和强制，就像女孩们对舞蹈感兴趣一样，男孩子们对父亲置办的二十几台照相机爱不释手，对当时十分罕见的留声机、家庭小型放映机更是好奇心十足。对此，父亲允许孩子们随便玩，从不因为担心孩子们会破坏而将新奇的东西束之高阁。孩子们从中获得了很多探索的体验，并且成长得更加快乐和充足。想来，这也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只是男孩女孩各有所爱，尊重并引导之，如是而已。
张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是不入章法的。她们所用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老师们筛选出来编辑，然后由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张冀牖对教育一事极有责任感。也许是父辈为官的经历让他有很多顿悟，又或许是当时世态炎凉让他无意仕途，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学，甚至倾其所有为之付出，因此有人称其为“忏悔的贵族”。
张冀牖最开始办的是幼儿园，并希望顺序建起小学、中学和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景，除了他不醉心于仕途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孩子们在他营造的诗书的海洋和知识的宝藏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但张冀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能接触到新思想，进而接受新的生活，学着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摆脱那些吃人的、腐朽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如同他的女儿们一样成为身心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虽然张冀牖的愿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乐益女中这间学校，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却极受好评。余心正先生曾在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然后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了什么？为的是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还是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其如此，方能我行我素、独立自主。但是，他又绝非嗜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的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非常多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
如此办学，张冀牖的四个女儿们自然是加入其中。与其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如说是父亲探索教育的好帮手。乐益女中的校园里有四十几个校舍，还有一个操场，接近我们现代的教学环境，相比当时流行的私塾，乐益女中的确是开了先河。
张家四姐妹虽然在寿宁弄过着愉快的读书生活，但毕竟接触的人和事物都十分有限。因此，当她们来到乐益女中，与更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们一块学习的时候，就如同鱼儿由江河入海一般，从一块“小乐土”进入了“大乐土”，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在这里，她们虽然照样学诗词古文，但也学习数学和英语，她们在这里头一回认识了外国文学还有不少其他的新知识。张冀牖所请的老师并非泛泛之辈，大都是些思想先进、学问造诣高的文人学者。孩子们，尤其是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孩子们，在张校长的经营下能进入乐益女中学习这些知识，让人不由得对张冀牖心生敬佩！
乐益女中不仅学问教得好，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四姐妹在这里既学了知识，又展示了非凡的才华，从这个角度讲，乐益女中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办学这一层面，而是孩子们展示自己最初才华的舞台，也是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才华在细枝末节里发酵
张家姐妹自在家就喜欢玩在一起，扮各种角色玩着。上了乐益女中，学校中各式各样的活动更是对她们的胃口。乐益女中是苏州最早兴剪短发的学校，每次校际运动会，乐益女中一群短发朝气的女学生们列队出场，都会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在体育上，张家的三小姐兆和可是出了名的运动健将，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不过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的50米短跑最后一名的成绩却让她多少有些遗憾。
三妹兆和很活跃，但也经常闹出些不失可爱的捧腹之事。平日里看上去十分活泼的她会突然间萌生诗情画意在月光下舞蹈，室友们闹笑不已时她竟能呼呼地睡过去……后来的兆和变得文静少言，相比之下，这样的她就显得十分有趣了。
学校里有不少社团组织，话剧的、戏剧的、作诗的，四姐妹都乐滋滋地加入其中。若干年后，张允和对当时在学校里的活动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学校经常会有一些文艺会演，作为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姐妹们每次都会登台唱起扣人心弦的《游园》。但每次都是这样的表演让她们渐渐有些乏味了，所以她们渐渐地对话剧产生了兴趣。继《游园》以后，张家姐妹们又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还有《风尘三侠》，其中大姐元和饰演红拂，三妹兆和饰演李靖，演出效果同样是掌声雷动。别看三妹兆和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她还有一样爱好，就是出演滑稽戏，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的脸画得乱七八糟的，甚至还自称是“万能博士”“天外来客”，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们去郊游远足，张家姐妹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还经常赋诗作文，虽寥寥数字，却才华尽显。
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
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兆和
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
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
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
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后四句经先生改过）
——允和
两首短诗，字字推敲定夺，或感慨或豪情壮志，情怀中思绪飞扬，眼前之景、心中之情跃然纸上，气派中情怀不减，气度丝毫不输男儿，如不细问，竟不知出自女子之手。女儿家家写出如此文采的确不虚得才女之名。
中学如此，大学更是如此。大姐张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当时的大夏有“四大天王”之说，张元和因为品貌出众、多才多艺，格外引人注目，并封为大夏的“皇后”。此时的张家四姐妹少女初长成，端庄秀丽，文质彬彬，许多男子大为倾慕，追求者众多，连沈从文、周有光、卞之琳这些文人墨客都位列其中。叶圣陶曾经这样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姐妹从来在学问和各种活动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学校里有的活动，男子能参加的，姐妹们也照做不误。比如张允和夺得讲演第一名一事便是如此。在张允和刚入光华大学之前，学校已经举办了多次演讲比赛。当时有个姓赵的男同学因为发音标准、讲演出众几乎每次都能拿下桂冠。张允和来到光华时便参加了许多活动，这样的活动自然不会错过。她鼓起勇气写了一篇名叫《如今》的演讲稿。时值与周有光恋爱着，于是张允和便向他取了经。
张允和自小就语出惊人，她的文章极好，曾经有先生怕她的好文被人“抢”了，于是便给锁了起来。她的文字充满朝气和向往，而且从不做闺中怨妇之类的感伤。她认为落花时节在很多小女孩看来，是秋风扫落叶、满目萧瑟的景致，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些景致的背后加上哀愁的情愫，但是，张允和反倒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高气爽的天气暂且不说，硕果累累、谷穗沉甸甸的收获更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更应该是青年们奋发读书的好时节。所谓“伤春悲秋”那是足不出户的怨妇们的专利，作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加上家庭风气的影响，张允和丝毫没有借景哀伤的想法。
上台讲演的《如今》带着浓重的哲学思维，大概内容讲的便是如何珍惜当下的时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之类。演讲一事讲究讲和演，两者须相得益彰才能授人以智、感人以情，赵同学的《铁》一如既往地好，因此，最后的结果便让人充满好奇。张允和怀惴着紧张而期待的心情听着校长宣布由他和哲学家李石岑先生最后定夺的结果。当第三名、第二名都花落别家时，她开始有些失望，毕竟要超越一个常胜将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宣布第一名时校长卖了个关子，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最终，“张允和”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这就是张家的姑娘们的胆识和魄力。论文，功底深厚、文采飞扬，既能写出气势恢宏的篇章，又能倾吐情感丰富的文字；论武，能在长跑比赛中拔得头筹，名声在外；唱起来，昆腔信手拈来、扮相唯美生动，男角女角都能演；讲起来，声情并茂、感人至深，连卫冕之王的男子都甘拜下风。这样的女子，用“才思敏捷”“才华横溢”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光华大学，张允和受教颇多，其中还有一件关于学习的方式方法让她终身受益。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从不给学生们出题目要求做文章，他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给出一句话或者一篇不长的短文，让学生们对它进行注解。看似十分简单的作业，但却要费尽脑力思考。比如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无非寥寥几字，但要参透它真正的意思、领悟其中的精髓，则需要学生们去查阅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模式充分地发散孩子们的思维去探索，让学生在探索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我们现代人经常喜欢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抵便是这个意思了。
作为现代人，有时会感觉这辈人的才华过于局限，虽然生活丰富了、物质充盈了许多，但好像大家或多或少都减弱了那颗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心，也没了时刻扩充自身知识的动力和心思。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价值导向固然影响不小，但个人对自身才华的追求和雕琢也减弱了不少。
此外，鼓励孩子们多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对孩子才情的培养和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极有利的。张家四姐妹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她们出众的才华以外，她们活跃在各大场合的身影则是她们声名远播的另一重要原因。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但才华却有所不同，如果无法适时地展示出来，便会失去它原有的光华，最终黯然失色。
张家四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疼爱，格外出众，张家的家风影响着张家的每一个孩子。
长子宗和的老实厚道在张家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学习上确是绝对的“学霸”，考学时上了东吴大学成绩已算得上优秀，但却心存不甘，于是第二年重整旗鼓，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
二弟寅和诗写得很好，聪慧过人，读完光华大学后赴日本留学。
三弟定和很有个性，人也细致，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
四弟宇和是张家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农学、植物学研究深入。
五弟寰和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乐益女中当校长。
最小的弟弟宁和受三哥定和的影响喜爱音乐，后来到法国跟一位有名的指挥家学习指挥，成为当时国际青年交响乐队中唯一的中国人。回国后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
如此一辈人，几乎都是才华出众之人。这样人才济济的一家子，张家的家风如何，显而易见。这个家族里的孩子们，创新性地在自己的家庭创造了一条情感的纽带，时至今日，依然如期与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人相见，这个纽带就是家庭刊物《水》。
1995年10月28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张允和是复刊的“始作俑者”，当时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开玩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小刊物的最老编辑”。《水》是张氏家庭中自己的一份刊物，那是四姐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于苏州九如巷里组成的“水社”社刊。《水》的文章均出自四姐妹之手，还有家里的兄弟们，后来连沈从文、周有光这些“外人”也鼎力协助。
这份刊物里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不限题材，散文、小说、诗歌、杂文等皆可刊登。“有文章、有诗词、有书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孩子们自己选材、撰稿、刊印，家长们不仅不插手其中，还把学校的印刷设置借予他们。当张家的孩子陆续从中学上到了大学，《水》始终没有停刊，即使有一年，因为战争，举家搬往到上海避难，仍旧照常出版。
之所以起名为《水》，沈从文曾这样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如今的《水》仍然在流淌着，从纸质到网络，从文人墨客到普通读者，从一个家族内的小文学刊到社会文化焦点，这一份被称为“流动的斯文”的刊物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七八十个年头。张允和复刊之际感慨道：“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这份情怀有继承、有创新，当年张家的先人张树声精心修复了沧浪亭，张冀牖带着孩子们“守着九如巷的老井”，而今这一辈却用这份《水》滋养着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如水一般斯文的人们。
张家四姐妹已相继离世，当年的风采和芳华已成为记忆，沈从文曾将这种消逝称为“残酷的自然规律”，但她们身上所具有的风韵、气度却让她们成为民国时期夺目的“姐妹花”，而从她们身上透露出来的家风家教，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争相传颂的美好财富。今天我们在此回忆这些美好，不仅仅是将这些已尘封的历史讲述出来，更是想将风采背后的家风家教展示出来，毕竟斯人已逝，但精神可长存，这是我们后来人幸运的收获。
，不仅如此，各自的性格上也各有不同：大姐文静端庄，二姐是出了名的“淘气大王”，三妹忠厚怕羞，小四妹与叔祖母生活在一起，始终规规矩矩。
四姐妹的名字都是父亲取的，他绕开了那些花花草草的字眼，起了四个“带两条腿”的字当名字。有人说是因为知道女孩始终留不住，最后肯定会跟人“跑”了，所以才选了这几个字，这样的说法过于封建、有失偏颇。在孩子们心中并不是这么理解的，在她们看来，父亲之所以给她们各自安了“两条腿”，却是给了张家姐妹们最大限度地可以自由发展兴趣和爱好的绝好机会。张冀牖用心的启蒙和教育让孩子们受到了全面的教育，他并不愿意让孩子们如同那个时代那些被禁锢的女子一般将自己的一切断送在封建礼教里，而是希望她们学好知识、用好知识，用自己那双健康有力的双腿迈向社会，这也许才是父亲最真实、最高远的寄托。
张冀牖对孩子们从来都是持开明宽容的态度，对于她们的学习和生活都是如此。孩提时代的张家四姐妹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尤其是在苏州寿宁弄的那段日子里，更是让孩子们快乐不已。
苏州的小园里，四个小姑娘正在水边学着古人的样子吟诗作对，不时还有人拿着砚台照着王義之的临池洗砚浣洗起来。书房后面种着几株芭蕉，春雨绵绵时听雨打芭蕉，更听书声琅琅。书房前两株亭亭玉立的玉兰犹如她们一样成长着，紫的那株开出的花充满魅惑，白色那株花朵晶莹剔透，一深一浅就像她们的性格一样亦动亦静，也如同她们的学识中西合璧般相互映衬。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姐妹们并不能做到心无旁骛地老实待在课桌前，虽然身在书房，却心系窗外那两株枣树和杏树。不为它即将落叶瑟瑟，也不为它被雨打风吹，只牵挂着那些树上熟透的枣子和杏子何时落地。终于等来期待己久的啪啦的落地声，任凭先生讲得如何精彩，也不管书中文字何等精妙，心早已跑出书房捡果子去了。
多么悠哉的时光啊！也许当时她们并没有觉出什么特别，但当时那份轻松快乐的心境，在若干年后回忆起来的确觉得珍贵。所谓父母，在孩子年幼时用自己的方式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是十分有用的，因为这段记忆将伴着他们走完人生的道路，轻视不得。
有人也许会说，并不是所有父母都能像张家一样富裕充足，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优质的环境和与众不同的经历。对于这样的理解，虽然表面上看受某些客观条件所限，但深入探讨却可以发现，这句话偏颇得很。
给予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与物质丰富与否并无直接的关系，尽管物质丰富可以让实现的方式更加便捷一些，但最根本的还是在于父母有无这样的心思，愿不愿意做这方面的投入。带着你的孩子去太阳初上的海边，给他读读巴金的《海上日出》；在黄昏的梯田边带他触摸沉甸甸的稻穗，告诉他“水稻之父”是谁；带他去广场看一起与旭日同升的升旗仪式，唱国歌给他听，并且告诉他国歌的来历；在星光璀璨下陪他一起幻想宇宙里发生了什么，然后陪他进入梦乡……这些陪伴，都会成为他童年里珍惜的体验，成为他人生宝贵的回忆。
所以物质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用心的陪伴。除此之外，家庭的温馨和睦对于孩子性格的形成和培育同样至关重要。
张氏夫妇二人感情很好，张冀牖性子好，从来不大声打骂下人，仅有的一次教训手下聚赌也只是敲了敲脑门儿以示警醒。母亲陆英十分能干，对下面的人也从来不苛刻责备。夫妻二人各有一个书房，但父亲的书房有一排大大的落地玻璃窗，父母亲可以隔窗相望。这样的布局既给了他们各自活动的空间，又可以随时沟通，尊重并联系着，确实好得很。
女儿们曾在父母的书房外见到他们隔窗谈话，眉目间流露出暖暖的爱意，母亲在书桌的铜镇尺上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或许便是他们双宿双飞的夙愿。只可惜母亲英年早逝，父亲望着她苍白但依旧美丽的脸庞不忍离去。但是，伉俪情深却印在了孩子们的脑海中，学着父母的样子，女儿们各自的爱情也如同父母一样坚定地走过了半个多世纪。
张家四姐妹对父母的感情很深，直到后来父母都去世时，凝聚成一句真挚的话：“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不仅让人潸然泪下，足见两代人感情之深。
张冀牖本人不仅酷爱读书，而且对许多新鲜事物也是兴致勃勃。比如新学、照相机等。对于孩子的培养也不拘泥于文学素养、昆曲艺术，对于西学也毫无顾忌地引进张家大院，并且让最疼爱的几个女儿们接触和学习这些新东西。
张冀牖专门在家给孩子们请了两个文字先生，一个教文言文，一个教白话文。再大一些，他便为孩子们请来一位叫吴天然的女先生，这位女先生和叶圣陶先生很熟悉，她的身影曾在叶先生的《三叶集》中出现过。吴先生拓展了张家姐妹另一片知识的领域，她教她们音乐、舞蹈，还教算学，至此，孩子们接受到了比当时其他的学生们更为全面的教育。
女孩子天生妩媚，对算学不怎么感兴趣，但对舞蹈却很喜欢，还央求着家里给她们每个置办一套练功衣和软底鞋，穿上后俨然一副舞者的模样。舞蹈技艺如何尚不知晓，但小姑娘们却不胜欢欣，随即摆出了造型忙照了张相片。照片冲洗出来了，姐妹们欣喜地取过照片细细看起来，突然，三妹妹觉得自己照得太不雅了，于是直呼“丑死了、丑死了”，然后一个快手，二姐还没来得及阻止，她已经把照片上自己的那张脸抠下来了。多年后，当姐妹们回忆起来时，大家都乐不可支。
在寿宁弄里，张家的孩子们过着“上午读书，下午唱戏”的日子，孩子们虽然课业不少，时不时还要应付老师检查诗文，但是，从心底讲，她们从来不觉得读书是件苦差事。快乐地去学习远比任何苦心说教要有用得多。反观我们现在的教学，有时会让孩子们产生抵触和排斥的情绪，有些父母将这种心态归咎于孩子不求上进。然而，孩子们本就天性活泼、充满好奇，过分枯燥和单调的教授自然会挫伤他们的天性，随后也就抵触起来了。可见，有时孩子们厌学并不是厌倦接受新知识，而是新知识传授的方式让他们难以接受。因此，如何提升学习的趣味性，如何寓教于乐，还真是一件值得大人们思考的事情。
张氏家族对于孩子的天性并无任何限制和强制，就像女孩们对舞蹈感兴趣一样，男孩子们对父亲置办的二十几台照相机爱不释手，对当时十分罕见的留声机、家庭小型放映机更是好奇心十足。对此，父亲允许孩子们随便玩，从不因为担心孩子们会破坏而将新奇的东西束之高阁。孩子们从中获得了很多探索的体验，并且成长得更加快乐和充足。想来，这也并非什么高深莫测的理论，只是男孩女孩各有所爱，尊重并引导之，如是而已。
张家的教学模式在当时的读书人看来是不入章法的。她们所用的教材常常是由父亲和老师们筛选出来编辑，然后由一个叫郑谦斋的人用钢板蜡纸刻出来的。张冀牖对教育一事极有责任感。也许是父辈为官的经历让他有很多顿悟，又或许是当时世态炎凉让他无意仕途，所以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办学，甚至倾其所有为之付出，因此有人称其为“忏悔的贵族”。
张冀牖最开始办的是幼儿园，并希望顺序建起小学、中学和大学。之所以有这样的愿景，除了他不醉心于仕途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孩子们在他营造的诗书的海洋和知识的宝藏中获得了无限的乐趣。但张冀牖并不满足于此，他有一个更加远大的理想，那就是让更多的孩子们，尤其是女孩子们能接触到新思想，进而接受新的生活，学着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摆脱那些吃人的、腐朽的道德观念的束缚，如同他的女儿们一样成为身心健康的、有益于社会的人。
虽然张冀牖的愿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实现，坚持下来的也只有乐益女中这间学校，但是，他的这一举动在当地却极受好评。余心正先生曾在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写道：“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然后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了什么？为的是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还是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唯其如此，方能我行我素、独立自主。但是，他又绝非嗜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的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非常多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
如此办学，张冀牖的四个女儿们自然是加入其中。与其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不如说是父亲探索教育的好帮手。乐益女中的校园里有四十几个校舍，还有一个操场，接近我们现代的教学环境，相比当时流行的私塾，乐益女中的确是开了先河。
张家四姐妹虽然在寿宁弄过着愉快的读书生活，但毕竟接触的人和事物都十分有限。因此，当她们来到乐益女中，与更多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女孩们一块学习的时候，就如同鱼儿由江河入海一般，从一块“小乐土”进入了“大乐土”，给她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
在这里，她们虽然照样学诗词古文，但也学习数学和英语，她们在这里头一回认识了外国文学还有不少其他的新知识。张冀牖所请的老师并非泛泛之辈，大都是些思想先进、学问造诣高的文人学者。孩子们，尤其是在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孩子们，在张校长的经营下能进入乐益女中学习这些知识，让人不由得对张冀牖心生敬佩！
乐益女中不仅学问教得好，文体活动也很丰富，四姐妹在这里既学了知识，又展示了非凡的才华，从这个角度讲，乐益女中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办学这一层面，而是孩子们展示自己最初才华的舞台，也是她们踏入社会的第一步。
才华在细枝末节里发酵
张家姐妹自在家就喜欢玩在一起，扮各种角色玩着。上了乐益女中，学校中各式各样的活动更是对她们的胃口。乐益女中是苏州最早兴剪短发的学校，每次校际运动会，乐益女中一群短发朝气的女学生们列队出场，都会是一道与众不同的风景线。在体育上，张家的三小姐兆和可是出了名的运动健将，当时中国公学女子篮球队“五张”名声在外，照片还登过报纸，兆和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不过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的50米短跑最后一名的成绩却让她多少有些遗憾。
三妹兆和很活跃，但也经常闹出些不失可爱的捧腹之事。平日里看上去十分活泼的她会突然间萌生诗情画意在月光下舞蹈，室友们闹笑不已时她竟能呼呼地睡过去……后来的兆和变得文静少言，相比之下，这样的她就显得十分有趣了。
学校里有不少社团组织，话剧的、戏剧的、作诗的，四姐妹都乐滋滋地加入其中。若干年后，张允和对当时在学校里的活动依然记忆犹新。那时的学校经常会有一些文艺会演，作为学校的文艺积极分子，姐妹们每次都会登台唱起扣人心弦的《游园》。但每次都是这样的表演让她们渐渐有些乏味了，所以她们渐渐地对话剧产生了兴趣。继《游园》以后，张家姐妹们又在学校的舞台上表演了郭沫若的《棠棣之花》、英文的《一磅肉》，还有《风尘三侠》，其中大姐元和饰演红拂，三妹兆和饰演李靖，演出效果同样是掌声雷动。别看三妹兆和一副羞答答的样子，她还有一样爱好，就是出演滑稽戏，每次上台前都把自己的脸画得乱七八糟的，甚至还自称是“万能博士”“天外来客”，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们去郊游远足，张家姐妹不仅积极参与其中，还经常赋诗作文，虽寥寥数字，却才华尽显。
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
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哪不惜芳华。
——兆和
高山枕大川，俯视意茫然。
沧海还如客，凌波谁是仙。
江山欣一览，帷读笑三年。
击楫情怀壮，临风好着鞭。
（后四句经先生改过）
——允和
两首短诗，字字推敲定夺，或感慨或豪情壮志，情怀中思绪飞扬，眼前之景、心中之情跃然纸上，气派中情怀不减，气度丝毫不输男儿，如不细问，竟不知出自女子之手。女儿家家写出如此文采的确不虚得才女之名。
中学如此，大学更是如此。大姐张元和在大夏大学读书时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当时的大夏有“四大天王”之说，张元和因为品貌出众、多才多艺，格外引人注目，并封为大夏的“皇后”。此时的张家四姐妹少女初长成，端庄秀丽，文质彬彬，许多男子大为倾慕，追求者众多，连沈从文、周有光、卞之琳这些文人墨客都位列其中。叶圣陶曾经这样说：“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
张家姐妹从来在学问和各种活动上都是巾帼不让须眉。学校里有的活动，男子能参加的，姐妹们也照做不误。比如张允和夺得讲演第一名一事便是如此。在张允和刚入光华大学之前，学校已经举办了多次演讲比赛。当时有个姓赵的男同学因为发音标准、讲演出众几乎每次都能拿下桂冠。张允和来到光华时便参加了许多活动，这样的活动自然不会错过。她鼓起勇气写了一篇名叫《如今》的演讲稿。时值与周有光恋爱着，于是张允和便向他取了经。
张允和自小就语出惊人，她的文章极好，曾经有先生怕她的好文被人“抢”了，于是便给锁了起来。她的文字充满朝气和向往，而且从不做闺中怨妇之类的感伤。她认为落花时节在很多小女孩看来，是秋风扫落叶、满目萧瑟的景致，因此，很多人都喜欢在这些景致的背后加上哀愁的情愫，但是，张允和反倒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高气爽的天气暂且不说，硕果累累、谷穗沉甸甸的收获更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更应该是青年们奋发读书的好时节。所谓“伤春悲秋”那是足不出户的怨妇们的专利，作为“五四”以后的新青年，加上家庭风气的影响，张允和丝毫没有借景哀伤的想法。
上台讲演的《如今》带着浓重的哲学思维，大概内容讲的便是如何珍惜当下的时光，好好学习、好好生活之类。演讲一事讲究讲和演，两者须相得益彰才能授人以智、感人以情，赵同学的《铁》一如既往地好，因此，最后的结果便让人充满好奇。张允和怀惴着紧张而期待的心情听着校长宣布由他和哲学家李石岑先生最后定夺的结果。当第三名、第二名都花落别家时，她开始有些失望，毕竟要超越一个常胜将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宣布第一名时校长卖了个关子，故意停顿了好一会儿，最终，“张允和”三个字从他口中说出，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这就是张家的姑娘们的胆识和魄力。论文，功底深厚、文采飞扬，既能写出气势恢宏的篇章，又能倾吐情感丰富的文字；论武，能在长跑比赛中拔得头筹，名声在外；唱起来，昆腔信手拈来、扮相唯美生动，男角女角都能演；讲起来，声情并茂、感人至深，连卫冕之王的男子都甘拜下风。这样的女子，用“才思敏捷”“才华横溢”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并不为过。
在光华大学，张允和受教颇多，其中还有一件关于学习的方式方法让她终身受益。当时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从不给学生们出题目要求做文章，他有自己独到的教学方法，那就是给出一句话或者一篇不长的短文，让学生们对它进行注解。看似十分简单的作业，但却要费尽脑力思考。比如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无非寥寥几字，但要参透它真正的意思、领悟其中的精髓，则需要学生们去查阅大量的古书。这种训练模式充分地发散孩子们的思维去探索，让学生在探索中学到了更多的知识，我们现代人经常喜欢说“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抵便是这个意思了。
作为现代人，有时会感觉这辈人的才华过于局限，虽然生活丰富了、物质充盈了许多，但好像大家或多或少都减弱了那颗静下心来研究学问的心，也没了时刻扩充自身知识的动力和心思。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价值导向固然影响不小，但个人对自身才华的追求和雕琢也减弱了不少。
此外，鼓励孩子们多参加各种校园活动，对孩子才情的培养和素质的全面提升是极有利的。张家四姐妹之所以声名远扬，除了她们出众的才华以外，她们活跃在各大场合的身影则是她们声名远播的另一重要原因。虽有“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说法，但才华却有所不同，如果无法适时地展示出来，便会失去它原有的光华，最终黯然失色。
张家四个女儿受到父亲的疼爱，格外出众，张家的家风影响着张家的每一个孩子。
长子宗和的老实厚道在张家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学习上确是绝对的“学霸”，考学时上了东吴大学成绩已算得上优秀，但却心存不甘，于是第二年重整旗鼓，考上了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从事历史教学。
二弟寅和诗写得很好，聪慧过人，读完光华大学后赴日本留学。
三弟定和很有个性，人也细致，在音乐方面造诣颇深。
四弟宇和是张家唯一一个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农学、植物学研究深入。
五弟寰和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事业，在乐益女中当校长。
最小的弟弟宁和受三哥定和的影响喜爱音乐，后来到法国跟一位有名的指挥家学习指挥，成为当时国际青年交响乐队中唯一的中国人。回国后成为中国交响乐团第一任指挥。
如此一辈人，几乎都是才华出众之人。这样人才济济的一家子，张家的家风如何，显而易见。这个家族里的孩子们，创新性地在自己的家庭创造了一条情感的纽带，时至今日，依然如期与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人相见，这个纽带就是家庭刊物《水》。
1995年10月28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张允和是复刊的“始作俑者”，当时已近九十高龄的她开玩笑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小刊物的最老编辑”。《水》是张氏家庭中自己的一份刊物，那是四姐妹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于苏州九如巷里组成的“水社”社刊。《水》的文章均出自四姐妹之手，还有家里的兄弟们，后来连沈从文、周有光这些“外人”也鼎力协助。
这份刊物里写的都是家庭琐事，不拘一格，不限题材，散文、小说、诗歌、杂文等皆可刊登。“有文章、有诗词、有书法、有图画，还有蜡染。这是家庭里的小玩意儿”。孩子们自己选材、撰稿、刊印，家长们不仅不插手其中，还把学校的印刷设置借予他们。当张家的孩子陆续从中学上到了大学，《水》始终没有停刊，即使有一年，因为战争，举家搬往到上海避难，仍旧照常出版。
之所以起名为《水》，沈从文曾这样说过：“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的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硬，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
如今的《水》仍然在流淌着，从纸质到网络，从文人墨客到普通读者，从一个家族内的小文学刊到社会文化焦点，这一份被称为“流动的斯文”的刊物不知不觉中走过了七八十个年头。张允和复刊之际感慨道：“一泓清水浸润了近七十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这份情怀有继承、有创新，当年张家的先人张树声精心修复了沧浪亭，张冀牖带着孩子们“守着九如巷的老井”，而今这一辈却用这份《水》滋养着张家的子孙们以及所有如水一般斯文的人们。
张家四姐妹已相继离世，当年的风采和芳华已成为记忆，沈从文曾将这种消逝称为“残酷的自然规律”，但她们身上所具有的风韵、气度却让她们成为民国时期夺目的“姐妹花”，而从她们身上透露出来的家风家教，更成为人们津津乐道、争相传颂的美好财富。今天我们在此回忆这些美好，不仅仅是将这些已尘封的历史讲述出来，更是想将风采背后的家风家教展示出来，毕竟斯人已逝，但精神可长存，这是我们后来人幸运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