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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74be54e762d648d09edaa76efa1bc3aa_5">第三节 过渡地带</h3>
草原到中原，有个过渡地带，就是长城沿线；这个过渡地带再扩展一下的话，还可以延伸到东北。过渡地带在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的研究中又称为“边疆地区”，他们高度重视这个地区，因为这是多元帝国最重要的制度创生地。
巴菲尔德注意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并没有意愿统治中原。游牧者往往是突入中原劫掠一番便返回草原，待到中原休养生息后再来劫掠一番，或者以劫掠为威胁对中原进行敲诈，巴菲尔德称此为“外部边疆战略”。他更进一步将此战略总结为一种“榨取、保护”的关系，即游牧帝国需要通过从中原不断的榨取财富以便确保自己部落联盟的统一，而为了不至于丧失被榨取者，游牧帝国甚至会在中原帝国摇摇欲坠之际主动来保护它，一如回鹘帝国对大唐帝国的反复榨取与保护的关系；一旦中原帝国瓦解，草原帝国往往也就瓦解了，小部落会重新拿回自己与中原诸割据势力自由贸易的权利。<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1—20页。">
草原帝国在遭遇其周期性的解体危机之后，分裂出来的一支会发展出一种“内部边疆战略”，即与中原帝国结盟，以对抗另一支草原力量。比如南匈奴，便离开漠北，迁居到长城沿线的汉朝边疆地区居住，依凭汉朝的支持与北匈奴对抗。类似的草原内战后世也曾发生多次，而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均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内战。<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79—85页。"> 这种历史过程，其浅层原因是，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可以获得中原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持，其战斗的后劲会好过未结盟的一方；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可以垄断从中原获取的贸易品，未结盟一方的可汗便丧失了用以凝聚本部落联盟的资源，只能坐视联盟解体。获胜的一方接下来便获得了一种战略选择自由，它可以仍然坚持“内部边疆战略”，也可以恢复到“外部边疆战略”，甚至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全视利益评估而定。所以拉铁摩尔称，边疆地区“可以影响农业世界及草原世界的历史进程。它们不完全与中国<span class="mark" title="拉铁摩尔此处的原文是“中国”，这个词在英语里意涵比较暧昧，既可以用来指今天的整个中国，也可以用来指汉族地区。此处的“中国”，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中原”。"> 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具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附属的农村）或草原的特点（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区域内要求牧场的权利）。……边疆形态的公理是，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span class="mark" title="［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72页。">。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因为，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其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无法容忍中原帝国官僚体系对于皇帝个人意志的约束，所以并没有能力直接统治中原，很可能他对此也没有多大兴趣，而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外部边疆战略”。而纯粹的中原统治者，皇帝的美德在于“垂拱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轻扰”的自我节制，唯有如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所以中原统治者也不可能具备统治草原的能力与兴趣。
若欲建立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担纲者必须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种人只能是来自过渡地带。长城沿线自不必说，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帝国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住脚的统治者，必须兼通两方，这样，其入主中原之后，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二元帝国统治。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方式统治中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
来自东北的慕容鲜卑最先开始了这种尝试，来自山西北部长城附近的拓跋鲜卑则成功地依此原则建设了北魏王朝。北魏早期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正是在农牧交界地带，可以兼制两方。但是北魏王朝并未获得对于这种二元政治的足够自觉，在孝文帝的时候主动南迁洛阳，并命随迁的鲜卑贵族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一力汉化。这样一种努力，便是放弃了其草原身份，这对二元帝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将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不再认同于帝国统治者，所以魏孝文帝去世后不久，便发生北境六镇军人掀起的内乱以致亡国。至于孝文帝南迁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喜爱汉文化，因为在平城并不会影响其学习汉文化，不必非得做迁都这种可能动摇国本的事情；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平城地区也是草原军事贵族的大本营所在，军事贵族对于大可汗的约束使得孝文帝感觉不痛快，于是力图远离军事中心，摆脱贵族的约束，运用中原地区庞大的财富资源遂行集权秩序，一展己意，迁都洛阳因此便成为选择，但其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
直到辽代，才放弃了追求一元化的努力，开始自觉地建设二元帝国，用南北两院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虽然辽代并未统一中国，但是其二元治理技术流传下来了，清代汲取这些治理经验，建立了二元帝国的完备形态。辽金元清，都是起家东北，<span class="mark" title="蒙古帝国不是起家东北而是蒙古高原，但是其在中原地区自命为元朝的政策选择，则是拜契丹人如耶律楚材所赐，可以说大元是通过融合了起自东北的政治智慧才完成对中原的治理的。">建立二元帝国，并定都北京。<span class="mark" title="金代算是特例，与其他几个朝代相比，其二元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更有一元化的倾向，这也导致它未能真正统治漠北草原并最终亡国。具体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讨论。"> 因为北京地处长城沿线，又临近东北，便于统御整个东亚大陆；这些二元帝国还会在北京北面的草原地区另设一个草原首都，辽代在上京临潢府（实际上这才是正都），元代在上都，清代则是在承德。通过这样一种首都圈，完成单个首都难以完成的治理任务，真正统治起一个普遍帝国。<span class="mark" title="杉山正明对于元代首都圈的研究，对理解此问题极富启发性。参见［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注意看一下辽金元清的起止时间，就会发现一个不寻常之处，即这些草原王朝的寿命皆超过百年了。短的金和元（从灭金算起的话）略微超过百年，长的辽和清则超过了两百年，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诸征服王朝入关之后的继承原则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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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74be54e762d648d09edaa76efa1bc3aa_5">第三节 过渡地带</h3>
草原到中原，有个过渡地带，就是长城沿线；这个过渡地带再扩展一下的话，还可以延伸到东北。过渡地带在拉铁摩尔和巴菲尔德的研究中又称为“边疆地区”，他们高度重视这个地区，因为这是多元帝国最重要的制度创生地。
巴菲尔德注意到，纯粹的草原帝国如匈奴、突厥、回鹘等，并没有意愿统治中原。游牧者往往是突入中原劫掠一番便返回草原，待到中原休养生息后再来劫掠一番，或者以劫掠为威胁对中原进行敲诈，巴菲尔德称此为“外部边疆战略”。他更进一步将此战略总结为一种“榨取、保护”的关系，即游牧帝国需要通过从中原不断的榨取财富以便确保自己部落联盟的统一，而为了不至于丧失被榨取者，游牧帝国甚至会在中原帝国摇摇欲坠之际主动来保护它，一如回鹘帝国对大唐帝国的反复榨取与保护的关系；一旦中原帝国瓦解，草原帝国往往也就瓦解了，小部落会重新拿回自己与中原诸割据势力自由贸易的权利。<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11—20页。">
草原帝国在遭遇其周期性的解体危机之后，分裂出来的一支会发展出一种“内部边疆战略”，即与中原帝国结盟，以对抗另一支草原力量。比如南匈奴，便离开漠北，迁居到长城沿线的汉朝边疆地区居住，依凭汉朝的支持与北匈奴对抗。类似的草原内战后世也曾发生多次，而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均毫无悬念地赢得了内战。<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美］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第79—85页。"> 这种历史过程，其浅层原因是，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可以获得中原力量源源不断的支持，其战斗的后劲会好过未结盟的一方；但更本质的原因在于，与中原结盟的一方，可以垄断从中原获取的贸易品，未结盟一方的可汗便丧失了用以凝聚本部落联盟的资源，只能坐视联盟解体。获胜的一方接下来便获得了一种战略选择自由，它可以仍然坚持“内部边疆战略”，也可以恢复到“外部边疆战略”，甚至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运用，全视利益评估而定。所以拉铁摩尔称，边疆地区“可以影响农业世界及草原世界的历史进程。它们不完全与中国<span class="mark" title="拉铁摩尔此处的原文是“中国”，这个词在英语里意涵比较暧昧，既可以用来指今天的整个中国，也可以用来指汉族地区。此处的“中国”，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中原”。"> 或草原同类，所以它们也不完全具有中国的特点（城池及附属的农村）或草原的特点（氏族或家族部落在有限的区域内要求牧场的权利）。……边疆形态的公理是，它可以对任何历史时期作正面及反面的说明”<span class="mark" title="［美］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72页。">。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能够稳定可持续地同时统治长城南北的二元帝国，其担纲者都来自这一过渡地带，尤其是来自东北地区。
因为，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其美德在于草原英雄式的酣畅淋漓，无法理解儒家的伦理世界和治理逻辑，无法容忍中原帝国官僚体系对于皇帝个人意志的约束，所以并没有能力直接统治中原，很可能他对此也没有多大兴趣，而更乐于选择不劳神的“外部边疆战略”。而纯粹的中原统治者，皇帝的美德在于“垂拱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可轻扰”的自我节制，唯有如此官僚体系才能不受干扰地依循常例自动运转，所以中原统治者也不可能具备统治草原的能力与兴趣。
若欲建立超越中原、草原的普遍帝国，担纲者必须是能够同时理解中原与草原的人，这种人只能是来自过渡地带。长城沿线自不必说，东北的北边连通着呼伦贝尔大草原，南边是经常接受中原帝国统治的辽东宜农地区，在东北能够站住脚的统治者，必须兼通两方，这样，其入主中原之后，便可以建立起一种二元帝国统治。二元帝国中，统治者同时兼有两个身份，通过可汗的身份以部落联盟的方式统治草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军事秩序；通过皇帝的身份以官僚帝国方式统治中原地区，这里主导整个帝国的财政秩序。中原之富与草原之雄结合在一起，并因对最高统治者的共同效忠而联结在一起。
来自东北的慕容鲜卑最先开始了这种尝试，来自山西北部长城附近的拓跋鲜卑则成功地依此原则建设了北魏王朝。北魏早期定都平城，即今天的山西大同，正是在农牧交界地带，可以兼制两方。但是北魏王朝并未获得对于这种二元政治的足够自觉，在孝文帝的时候主动南迁洛阳，并命随迁的鲜卑贵族说汉语、着汉服、改汉姓，一力汉化。这样一种努力，便是放弃了其草原身份，这对二元帝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将使得帝国的军事力量不再认同于帝国统治者，所以魏孝文帝去世后不久，便发生北境六镇军人掀起的内乱以致亡国。至于孝文帝南迁的原因，绝不是简单地喜爱汉文化，因为在平城并不会影响其学习汉文化，不必非得做迁都这种可能动摇国本的事情；更本质的原因应该是，平城地区也是草原军事贵族的大本营所在，军事贵族对于大可汗的约束使得孝文帝感觉不痛快，于是力图远离军事中心，摆脱贵族的约束，运用中原地区庞大的财富资源遂行集权秩序，一展己意，迁都洛阳因此便成为选择，但其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
直到辽代，才放弃了追求一元化的努力，开始自觉地建设二元帝国，用南北两院分治汉人和契丹人。虽然辽代并未统一中国，但是其二元治理技术流传下来了，清代汲取这些治理经验，建立了二元帝国的完备形态。辽金元清，都是起家东北，<span class="mark" title="蒙古帝国不是起家东北而是蒙古高原，但是其在中原地区自命为元朝的政策选择，则是拜契丹人如耶律楚材所赐，可以说大元是通过融合了起自东北的政治智慧才完成对中原的治理的。">建立二元帝国，并定都北京。<span class="mark" title="金代算是特例，与其他几个朝代相比，其二元特征并不是特别明显，更有一元化的倾向，这也导致它未能真正统治漠北草原并最终亡国。具体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讨论。"> 因为北京地处长城沿线，又临近东北，便于统御整个东亚大陆；这些二元帝国还会在北京北面的草原地区另设一个草原首都，辽代在上京临潢府（实际上这才是正都），元代在上都，清代则是在承德。通过这样一种首都圈，完成单个首都难以完成的治理任务，真正统治起一个普遍帝国。<span class="mark" title="杉山正明对于元代首都圈的研究，对理解此问题极富启发性。参见［日］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周俊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注意看一下辽金元清的起止时间，就会发现一个不寻常之处，即这些草原王朝的寿命皆超过百年了。短的金和元（从灭金算起的话）略微超过百年，长的辽和清则超过了两百年，打破了“胡虏无百年之运”的魔咒，这是个需要解释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诸征服王朝入关之后的继承原则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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