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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觉得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只是其中的一区；当罗马人看到西城那水阁楼台的校园区时，他们觉得雅典城里的学院只不过是一个土台子而已。
罗马使团的各个成员都找到了自己的好去处，商人们在南城流连忘还，这些罗马帝国数得上的富商们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的贫穷；学者们在西城区废寝忘食，他们通过翻译与这些神秘的东方人交流着对人生、对天地万物的感受，并“贪婪”地阅读着各院校收藏的上百万册书籍，他们终于明白，北府使者请他们尽可能多地携带希腊、埃及等地书籍的用意，这里是文明的圣地和殿堂，只有在这里，古希腊文明才能同这里汇集的华夏文明，波斯文明，天竺文明一起照耀着这个世界，放射出它最璀璨的光芒；官吏在参观完尚书省、门下省、大理寺之后，他们都觉得就是疆域再广袤一倍，北府人也能很好地治理它；将领军官们在长安陆军军官学院中再也不想出来了，他们第一次知道军官还可以这样培养出来；罗马工匠们来到鲁班学院和咸阳工场时，他们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不过唯一让罗马人感到欣慰的是坐在和罗马元老院非常相似的中书省里，这里正在“组织学习”以十二铜表法为代表的罗马民法大全，这些法律规章是从罗马帝国建立开始，在数百年间由罗马元老院和元首颂布的法律组成。
“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这些都是罗马人非常熟悉的法律原则，却是让北府人感到震惊的极少数东西之一。据说北府的君主，伟大的大将军殿下在看到这些法律文本时，也是震撼得呆如木鸡，许久才回过神来，最后下令组织中书省所有的朝议郎和大理寺正卿、少卿进行学习，并要求将这些罗马法律原则做为北府法律原则之一。这让倍受打击的罗马人终于感觉到挽回了一些面子。
而让罗马人还换回一些面子的是那些学者们。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和三大本体（太一、理智和灵魂）思想让北府神学院的学者非常感兴趣。普罗提诺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种哲学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理性思辨精神已经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义，而这些东西正是正在完善圣教思想体系的圣教神学学者所需要的。
不过北府主流思想学派-新学派却对新柏拉图主义不屑一顾，崇尚实用和自由的新学派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非常感兴趣，甚至连前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等古希腊哲学家也是非常感兴趣，对亚里士多德更是推崇备至。
和圣教一样，新学派也是曾华一手捣鼓出来的。做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士，曾华推崇的自然是科学、民主、自由和平等，但是将这些东西完全介绍给这个时代的人是非常不现实的。于是曾华就从儒学、墨学、老庄学、法学等等前秦思想中综合了这么一个新学派，虽然曾华依靠手里的权势全力推行这个思想和学派，但是它依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总是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因为曾华虽然是一位“天纵英才”，但是他不是一位哲学家，所以对于这些思想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是要从根源发展起来却一筹莫展，而他带出来的新学派学子名士们虽然有不少人才，但是毕竟中国上千年的思想文化已经自成体系了，与另成一派的古希腊思想差距甚远，所以新学派怎么完善，总是缺乏一部分东西。
当古希腊哲学思想展现在新学派学子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些思想和文化给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而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文明正好弥补了他们现在所缺乏的那一部分东西。
于是，三十余名因为在罗马帝国混不下去的柏拉图主义学者在长安各国学受到了极高的待遇，这让他们受宠若惊，也让碰了几鼻子灰的基督教学者们嫉妒得有些抓狂了。
这些试图拯救数百万迷途羔羊的基督教学者们自从踏入北府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悲哀地发现，圣教比他们所见过的任何宗教组织都要可怕。无数的信徒用同一种语言在念诵着同样的经文，向着一个方向祈祷，这些信徒们的狂热和虔诚让这些基督教学者们心里感到隐隐的畏惧。他们翻阅圣教的典籍，试图找出破绽来，但是他们悲哀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信仰思想体系，这里面有他们熟悉的东西，也有他们非常陌生的东西，于是当罗马使团成员大部分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时，这些负有“神圣使命”的学者们却成了最清闲的一群。
曾华一连主持了多场罗马法律学者讲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派思想讲座和数十场东西方思想学术交流会后，对其中的效果非常满意，于是对负责引进这些学者人才的官员，出使回访罗马帝国的礼部佥事员外郎崔宏提出了嘉奖，授荣禄勋章一枚，加宣德勋爵，升迁为通藩局主事郎中。
崔宏的父亲是崔潜，原是前燕黄门郎，在邺城城破时被北府军俘获，后来因为是清河郡郡望，属于一等一的世家高门，于是被迁至长安。其少有隽才，号曰冀州神童，被车胤举为贤才，入国学为教授，后转任礼部。而崔宏庶出的哥哥正是为北府一统江左立下汗马功劳，被曾华授予昭武金吾勋章，加安远勋爵的崔达。
在数百三省官员和士郎面前，曾华把勋章挂在崔宏的胸口上。看着满脸涨红的崔宏，曾华鼓励道：“玄伯，是你搭起了一座桥梁，让这个时代最灿烂的两个文明交汇在了一起，就论这一点，你当名垂千秋。”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取经人，比那个数百年后去所谓的西天取经的唐僧，更值得历史铭记，而崔宏带回来的这些罗马法律精神，这些古希腊哲学思想，相比那些所谓的真经，更能帮助华夏民族永远站在世界和时代的巅峰。
他们觉得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只是其中的一区；当罗马人看到西城那水阁楼台的校园区时，他们觉得雅典城里的学院只不过是一个土台子而已。
罗马使团的各个成员都找到了自己的好去处，商人们在南城流连忘还，这些罗马帝国数得上的富商们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的贫穷；学者们在西城区废寝忘食，他们通过翻译与这些神秘的东方人交流着对人生、对天地万物的感受，并“贪婪”地阅读着各院校收藏的上百万册书籍，他们终于明白，北府使者请他们尽可能多地携带希腊、埃及等地书籍的用意，这里是文明的圣地和殿堂，只有在这里，古希腊文明才能同这里汇集的华夏文明，波斯文明，天竺文明一起照耀着这个世界，放射出它最璀璨的光芒；官吏在参观完尚书省、门下省、大理寺之后，他们都觉得就是疆域再广袤一倍，北府人也能很好地治理它；将领军官们在长安陆军军官学院中再也不想出来了，他们第一次知道军官还可以这样培养出来；罗马工匠们来到鲁班学院和咸阳工场时，他们觉得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了。
不过唯一让罗马人感到欣慰的是坐在和罗马元老院非常相似的中书省里，这里正在“组织学习”以十二铜表法为代表的罗马民法大全，这些法律规章是从罗马帝国建立开始，在数百年间由罗马元老院和元首颂布的法律组成。
“任何人在缺席时不得被判罪，同样，不得基于怀疑而惩罚任何人；与其判处无罪之人，不如容许罪犯逃脱惩罚。”
“任何人不能仅因为思想而受惩罚。”
“提供证据的责任在陈述事实的一方，而非否认事实的一方。”
“世代相传的习俗应受到尊重和服从，不得轻视，但其有效性不应凌驾于理性或法律之上。”
“武力和畏惧完全与自愿的同意背道而驰，而后者乃诚实契约之根基；容许任何此类行为都是悖逆道德的。”
“父亲的罪名或所受的惩罚不能玷污儿子的名声，因为每一方的命运均取决于自己的行为，而任何一方都不得被指定为另一方所犯罪行的继承人。”
这些都是罗马人非常熟悉的法律原则，却是让北府人感到震惊的极少数东西之一。据说北府的君主，伟大的大将军殿下在看到这些法律文本时，也是震撼得呆如木鸡，许久才回过神来，最后下令组织中书省所有的朝议郎和大理寺正卿、少卿进行学习，并要求将这些罗马法律原则做为北府法律原则之一。这让倍受打击的罗马人终于感觉到挽回了一些面子。
而让罗马人还换回一些面子的是那些学者们。新柏拉图主义者的两极（一端是被称为“上帝”的神圣之光，另一端则是完全的黑暗）和三大本体（太一、理智和灵魂）思想让北府神学院的学者非常感兴趣。普罗提诺在一百多年前提出的这种哲学中，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理性思辨精神已经不多了，代替它的是神秘主义，而这些东西正是正在完善圣教思想体系的圣教神学学者所需要的。
不过北府主流思想学派-新学派却对新柏拉图主义不屑一顾，崇尚实用和自由的新学派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非常感兴趣，甚至连前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等古希腊哲学家也是非常感兴趣，对亚里士多德更是推崇备至。
和圣教一样，新学派也是曾华一手捣鼓出来的。做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士，曾华推崇的自然是科学、民主、自由和平等，但是将这些东西完全介绍给这个时代的人是非常不现实的。于是曾华就从儒学、墨学、老庄学、法学等等前秦思想中综合了这么一个新学派，虽然曾华依靠手里的权势全力推行这个思想和学派，但是它依然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没有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思想体系，总是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因为曾华虽然是一位“天纵英才”，但是他不是一位哲学家，所以对于这些思想能说出个一二三来，但是要从根源发展起来却一筹莫展，而他带出来的新学派学子名士们虽然有不少人才，但是毕竟中国上千年的思想文化已经自成体系了，与另成一派的古希腊思想差距甚远，所以新学派怎么完善，总是缺乏一部分东西。
当古希腊哲学思想展现在新学派学子们眼前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这些思想和文化给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而这些来自遥远西方的文明正好弥补了他们现在所缺乏的那一部分东西。
于是，三十余名因为在罗马帝国混不下去的柏拉图主义学者在长安各国学受到了极高的待遇，这让他们受宠若惊，也让碰了几鼻子灰的基督教学者们嫉妒得有些抓狂了。
这些试图拯救数百万迷途羔羊的基督教学者们自从踏入北府土地的那一刻起就悲哀地发现，圣教比他们所见过的任何宗教组织都要可怕。无数的信徒用同一种语言在念诵着同样的经文，向着一个方向祈祷，这些信徒们的狂热和虔诚让这些基督教学者们心里感到隐隐的畏惧。他们翻阅圣教的典籍，试图找出破绽来，但是他们悲哀的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信仰思想体系，这里面有他们熟悉的东西，也有他们非常陌生的东西，于是当罗马使团成员大部分都忙于自己的事情时，这些负有“神圣使命”的学者们却成了最清闲的一群。
曾华一连主持了多场罗马法律学者讲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派思想讲座和数十场东西方思想学术交流会后，对其中的效果非常满意，于是对负责引进这些学者人才的官员，出使回访罗马帝国的礼部佥事员外郎崔宏提出了嘉奖，授荣禄勋章一枚，加宣德勋爵，升迁为通藩局主事郎中。
崔宏的父亲是崔潜，原是前燕黄门郎，在邺城城破时被北府军俘获，后来因为是清河郡郡望，属于一等一的世家高门，于是被迁至长安。其少有隽才，号曰冀州神童，被车胤举为贤才，入国学为教授，后转任礼部。而崔宏庶出的哥哥正是为北府一统江左立下汗马功劳，被曾华授予昭武金吾勋章，加安远勋爵的崔达。
在数百三省官员和士郎面前，曾华把勋章挂在崔宏的胸口上。看着满脸涨红的崔宏，曾华鼓励道：“玄伯，是你搭起了一座桥梁，让这个时代最灿烂的两个文明交汇在了一起，就论这一点，你当名垂千秋。”
是啊，这才是真正的取经人，比那个数百年后去所谓的西天取经的唐僧，更值得历史铭记，而崔宏带回来的这些罗马法律精神，这些古希腊哲学思想，相比那些所谓的真经，更能帮助华夏民族永远站在世界和时代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