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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母亲把一百块钱收起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三天时间的小长假转眼就过去了,临出门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翻看钱包,发现里面赫然躺着三张一百块。我毫不犹豫地抽出来,放进母亲手里。她错愕片刻,马上塞回我的口袋,温和地对我说:“我有钱花,过年、五月初五、七月十四、八月十五和我好日头的时候你哥哥姐姐寄回来的钱都还没花呢。你留着,在城市,喝水都是要钱的,不比我在农村。况且,你”
我连忙打住她的话,我知道,她将要说的是:“况且,你还没谈女朋友,需要花钱。”自打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成了家,我的“个人问题”就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我大学一毕业,她就开始念叨这个,四年来,这个话题在她嘴里不知咀嚼了多少遍,每次回家或者在电话里,她总少不了这一句。行动上,她不但密切关注、经常打探我在柳州的“动态”还在农村老家不断地托请三姑六婆帮我张罗着相亲事宜,甚至在我毕业的第二年,找“徐半仙”帮我算了命。据说“徐半仙”早年间得高人指点,又有“西南太灵虚皇天尊”灵魂附体,测字算命、卜卦看相、驱魔捉鬼都很有一套,在附近农村颇有名气。本次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察言观色之下,算得头头是道:“寅午戌见卯,申子辰见酉,巳酉丑见午,亥卯未见子啊呀!这是大富大贵之命相啊,此人最近命犯桃花,妻星已现,就算现在没有女朋友,明年肯定结婚。”母亲一听,自个儿心里先乐开了花,算命钱自然是给得大方。可偏偏这一次“徐半仙”不灵了,如今都是“明年”的明年的年底了,母亲期盼的结果却没任何眉目。用我的话说就是:“丈母娘还没出生呢”其实,感情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婚嫁问题,终身大事,岂能急于一时?
“妈,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你拿着,见天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母亲确实太瘦了,脸皮就像风干了的柚子皮,上面布满了刀刻一般的皱纹,一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双颊深陷,两边腮帮往里凹陷,差不多要贴到一块了。黄白相间的头发,稀疏而干枯,没有一点儿油性。一双手,皱纹是那么多,那么深,就同山坳里挖出的老树根一样,每一根指头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看就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这是她历尽风霜,饱尝艰辛的见证。
母亲这一辈子,历尽人世苦楚,饱尝岁月沧桑,活得很艰难,很坚强。我外公是国民党时期在岭南一带名震一时的医生,妙手回春的医术、救死扶伤的医德为他积累了富甲一方的财富。但战乱中他被暴民劫持,惊吓过度,过早辞世,那年我母亲才7岁。外婆领着母亲和两个妹妹过着清苦的日子。母亲初中毕业后不久,经人介绍,与父亲认识,并很快就结了婚。那时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按理说,能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但在“三年灾害”期间,我爷爷因食不果腹,身患水肿,在全家债台高筑之后,不治而终。一时间,偿还高额债务和养活一家八口口的重担全部落在父亲身上,他那点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全家吃粥的水平。更可怕的是,随着“文革”的来临,境况进一步恶化,父亲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为了躲避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母亲连夜把他推上车,叫他远走海南。从此,母亲除了要出勤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还要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地种菜,伺候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而每天唯一能进到肚子的就是两碗能照得见人影的糊糊稀饭。这位曾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女”曾经受人尊敬的教师夫人,已经被磨练成任劳任怨的地道农村妇女。曾经的少女情怀变成了对儿女的哺育拉扯;曾经的青春梦想变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曾经的风花雪月变成了日复一日的披星戴月,十多年的寒来暑往,就连偶尔想念一下丈夫的空闲都抽不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我的家乡,地处岭南深山老林的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子总算有了盼头。虽然分了家,虽然我刚出生,二哥也还小,但大哥和三个姐姐都已经长大,能帮母亲分担不少体力活了。此后的十多年时间,我们家耕耘着3亩6分地,养着一群黄牛。父亲凭着在海南“放野马”期间学会的一些技术,先后当过水库设计员、电站施工员、发电工人员等,挣着家用补贴,母亲在家管理农耕,哥哥姐姐们,该上学的上学,该劳作的劳作,相安无事。一段时间,我家还承包了生产队的农场。春天采茶,夏来摘果,秋收茶籽,冬日护理,日子倒也过的非常充实。母亲治家有方,一家省吃俭用,虽然比不上村上的有钱人,但在我6岁的时候,全家搬进了红砖高檐的大瓦房。随着几个儿女相继成家,孙子、孙女、外孙们陆续降生,母亲的烦心事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好,五十来岁的她,儿孙满堂,有了微微的富态。
1995年,镇政府搞起了“四级公路村村通”工程,一时间,推土机、挖掘机开进平静的小山村,开山掘土,机器轰鸣,热闹非凡。数月时间,一条崭新宽阔的黄土路直通小村子的尽头。“要致富,先修路”这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村上姓龙的恶霸,以修路毁坏了他的农田,但新路不直通他家门口为由,要强行在另一个方向的一排农田中间挖出一条路,方便他一家子出入。而收受了他好处费的村支书等村干部,对无助的农民们的反映熟视无睹,对善良的乡亲们的哀求无动于衷,放任恶霸胡作非为。眼看数亩农田就要毁于一旦,其中有一块就是我家的责任田。最后大家一合计,不依靠腐败的村干部,直接在那里盖上楼房,断绝歹人的非分之念。大家说干就干,齐心协力,很快就取得了土地所的批准。
别人家都财大气粗,请来施工队,包工包料,根本不用主人家操心。我家本来就是勒着裤带过紧日子,盖新楼房自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而且当时大哥大嫂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三位姐姐已经全部出嫁,二哥正在读大学,我在读初中。建楼房的事情全靠两位老人家在忙活。为了货比三家,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父亲日夜奔波在外联系钢筋、水泥、火砖等建筑材料。母亲一人在家打理农活、家务和建房。为了多省下一分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一有空就下河捞沙子、上山捡石头或者和工仔们一起挑火砖、扛水泥,晚上还要到工地守夜防贼。两年多的时间,两层楼房终于建起来了,母亲的富态却不复存在,整个人已经瘦得落了形。
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父母的负担已大为减轻,但十几年了,母亲依然那么瘦,能看得出来的变化就是头发越来越稀,白头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深,脸色越来越黄,个子越来越小。毕业已经四年多了,我又为报答母亲而做了些什么呢?只有每次回家或在电话中重复着的那句话:“妈,你看你瘦成这个样子,要经常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可是,我给过钱给她买瘦肉、骨头吗?给过。不谦虚地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孝顺的,大学毕业,我之所以离开那座我很喜欢的,发达的、美丽的港口城市,不远千里地回到这座三类城市,就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我离家近一点,可以在过年过节、五一、国庆或者父母生日的时候能回家陪陪老人家。但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想法的动机是好,结果却适得其反:四年了,除了每年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待上几天,平时很少能抽得出空,更没在家陪老人家过过一个生日;而且细算起来,根本没给过母亲一分钱。
记得毕业的第一年,新到单位“另立门户”“百废待兴”锅碗瓢盆、被铺蚊帐、一衣一物、一针一线都要买新的,所以每月都是举债度日;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到年底,拿到1000块钱年终奖一下子就全都“飞”进了同事们的口袋。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手头都不宽裕,但他们在我举目无亲、没米下锅的时候,有求必应,百把八十地接济我。当然这些是不能让母亲知道的,更不能向母亲哭穷,跟母亲要钱花。最后,我还是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几百块,揣在最里层衣服的口袋,带回家过年。在除夕之夜,给父母一人给了200块。母亲一再推让,但在我的坚持之下,还是收下了。看着二老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我也颇有几分“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豪壮。
大年初二,天气晴好。一大早,母亲就叫我跟她一起去舅舅家拜年,这是母亲每年过年必走的一道程序。严格来说,舅舅并不是母亲的亲兄弟。外公膝下无子,在战乱中撇下外婆和三个女儿就撒手西去,我母亲,他的大女儿,那年才7岁。母亲三姐妹都是吃舅舅家的米长大的,舅舅不但把她们视至亲,而且疼爱有... -->>
费了很大功夫才说服母亲把一百块钱收起来,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夺眶而出。
三天时间的小长假转眼就过去了,临出门检查行李的时候,我翻看钱包,发现里面赫然躺着三张一百块。我毫不犹豫地抽出来,放进母亲手里。她错愕片刻,马上塞回我的口袋,温和地对我说:“我有钱花,过年、五月初五、七月十四、八月十五和我好日头的时候你哥哥姐姐寄回来的钱都还没花呢。你留着,在城市,喝水都是要钱的,不比我在农村。况且,你”
我连忙打住她的话,我知道,她将要说的是:“况且,你还没谈女朋友,需要花钱。”自打两个哥哥、三个姐姐都成了家,我的“个人问题”就成了母亲的一块心病。我大学一毕业,她就开始念叨这个,四年来,这个话题在她嘴里不知咀嚼了多少遍,每次回家或者在电话里,她总少不了这一句。行动上,她不但密切关注、经常打探我在柳州的“动态”还在农村老家不断地托请三姑六婆帮我张罗着相亲事宜,甚至在我毕业的第二年,找“徐半仙”帮我算了命。据说“徐半仙”早年间得高人指点,又有“西南太灵虚皇天尊”灵魂附体,测字算命、卜卦看相、驱魔捉鬼都很有一套,在附近农村颇有名气。本次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察言观色之下,算得头头是道:“寅午戌见卯,申子辰见酉,巳酉丑见午,亥卯未见子啊呀!这是大富大贵之命相啊,此人最近命犯桃花,妻星已现,就算现在没有女朋友,明年肯定结婚。”母亲一听,自个儿心里先乐开了花,算命钱自然是给得大方。可偏偏这一次“徐半仙”不灵了,如今都是“明年”的明年的年底了,母亲期盼的结果却没任何眉目。用我的话说就是:“丈母娘还没出生呢”其实,感情这个东西是很微妙的,婚嫁问题,终身大事,岂能急于一时?
“妈,看你瘦成这个样子,你拿着,见天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母亲确实太瘦了,脸皮就像风干了的柚子皮,上面布满了刀刻一般的皱纹,一笑起来,眼角的纹路像两把打开的扇子。双颊深陷,两边腮帮往里凹陷,差不多要贴到一块了。黄白相间的头发,稀疏而干枯,没有一点儿油性。一双手,皱纹是那么多,那么深,就同山坳里挖出的老树根一样,每一根指头都伸不直,里外都是茧皮,整个看就像用树枝做成的小耙子。这是她历尽风霜,饱尝艰辛的见证。
母亲这一辈子,历尽人世苦楚,饱尝岁月沧桑,活得很艰难,很坚强。我外公是国民党时期在岭南一带名震一时的医生,妙手回春的医术、救死扶伤的医德为他积累了富甲一方的财富。但战乱中他被暴民劫持,惊吓过度,过早辞世,那年我母亲才7岁。外婆领着母亲和两个妹妹过着清苦的日子。母亲初中毕业后不久,经人介绍,与父亲认识,并很快就结了婚。那时父亲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按理说,能过上比较好的日子。但在“三年灾害”期间,我爷爷因食不果腹,身患水肿,在全家债台高筑之后,不治而终。一时间,偿还高额债务和养活一家八口口的重担全部落在父亲身上,他那点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全家吃粥的水平。更可怕的是,随着“文革”的来临,境况进一步恶化,父亲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为了躲避一连串的群众运动,母亲连夜把他推上车,叫他远走海南。从此,母亲除了要出勤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还要起早贪黑地上山砍柴,下地种菜,伺候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而每天唯一能进到肚子的就是两碗能照得见人影的糊糊稀饭。这位曾经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地主女”曾经受人尊敬的教师夫人,已经被磨练成任劳任怨的地道农村妇女。曾经的少女情怀变成了对儿女的哺育拉扯;曾经的青春梦想变成了对家庭的责任;曾经的风花雪月变成了日复一日的披星戴月,十多年的寒来暑往,就连偶尔想念一下丈夫的空闲都抽不出来。
好不容易熬到1980年,我的家乡,地处岭南深山老林的最贫苦、最落后的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日子总算有了盼头。虽然分了家,虽然我刚出生,二哥也还小,但大哥和三个姐姐都已经长大,能帮母亲分担不少体力活了。此后的十多年时间,我们家耕耘着3亩6分地,养着一群黄牛。父亲凭着在海南“放野马”期间学会的一些技术,先后当过水库设计员、电站施工员、发电工人员等,挣着家用补贴,母亲在家管理农耕,哥哥姐姐们,该上学的上学,该劳作的劳作,相安无事。一段时间,我家还承包了生产队的农场。春天采茶,夏来摘果,秋收茶籽,冬日护理,日子倒也过的非常充实。母亲治家有方,一家省吃俭用,虽然比不上村上的有钱人,但在我6岁的时候,全家搬进了红砖高檐的大瓦房。随着几个儿女相继成家,孙子、孙女、外孙们陆续降生,母亲的烦心事越来越少,身体也越来越好,五十来岁的她,儿孙满堂,有了微微的富态。
1995年,镇政府搞起了“四级公路村村通”工程,一时间,推土机、挖掘机开进平静的小山村,开山掘土,机器轰鸣,热闹非凡。数月时间,一条崭新宽阔的黄土路直通小村子的尽头。“要致富,先修路”这本来是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村上姓龙的恶霸,以修路毁坏了他的农田,但新路不直通他家门口为由,要强行在另一个方向的一排农田中间挖出一条路,方便他一家子出入。而收受了他好处费的村支书等村干部,对无助的农民们的反映熟视无睹,对善良的乡亲们的哀求无动于衷,放任恶霸胡作非为。眼看数亩农田就要毁于一旦,其中有一块就是我家的责任田。最后大家一合计,不依靠腐败的村干部,直接在那里盖上楼房,断绝歹人的非分之念。大家说干就干,齐心协力,很快就取得了土地所的批准。
别人家都财大气粗,请来施工队,包工包料,根本不用主人家操心。我家本来就是勒着裤带过紧日子,盖新楼房自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而且当时大哥大嫂都到广东打工去了,三位姐姐已经全部出嫁,二哥正在读大学,我在读初中。建楼房的事情全靠两位老人家在忙活。为了货比三家,一分钱能掰成两半花,父亲日夜奔波在外联系钢筋、水泥、火砖等建筑材料。母亲一人在家打理农活、家务和建房。为了多省下一分钱,减轻父亲的负担,母亲一有空就下河捞沙子、上山捡石头或者和工仔们一起挑火砖、扛水泥,晚上还要到工地守夜防贼。两年多的时间,两层楼房终于建起来了,母亲的富态却不复存在,整个人已经瘦得落了形。
如今,我已大学毕业,父母的负担已大为减轻,但十几年了,母亲依然那么瘦,能看得出来的变化就是头发越来越稀,白头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深,脸色越来越黄,个子越来越小。毕业已经四年多了,我又为报答母亲而做了些什么呢?只有每次回家或在电话中重复着的那句话:“妈,你看你瘦成这个样子,要经常买点瘦肉、骨头炖汤喝”可是,我给过钱给她买瘦肉、骨头吗?给过。不谦虚地说,我的思想还是比较孝顺的,大学毕业,我之所以离开那座我很喜欢的,发达的、美丽的港口城市,不远千里地回到这座三类城市,就是考虑到父母年迈,我离家近一点,可以在过年过节、五一、国庆或者父母生日的时候能回家陪陪老人家。但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想法的动机是好,结果却适得其反:四年了,除了每年过年的时候能回趟家待上几天,平时很少能抽得出空,更没在家陪老人家过过一个生日;而且细算起来,根本没给过母亲一分钱。
记得毕业的第一年,新到单位“另立门户”“百废待兴”锅碗瓢盆、被铺蚊帐、一衣一物、一针一线都要买新的,所以每月都是举债度日;辛辛苦苦干了半年,到年底,拿到1000块钱年终奖一下子就全都“飞”进了同事们的口袋。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虽然他们手头都不宽裕,但他们在我举目无亲、没米下锅的时候,有求必应,百把八十地接济我。当然这些是不能让母亲知道的,更不能向母亲哭穷,跟母亲要钱花。最后,我还是千方百计地留下了几百块,揣在最里层衣服的口袋,带回家过年。在除夕之夜,给父母一人给了200块。母亲一再推让,但在我的坚持之下,还是收下了。看着二老脸上绽开幸福的笑容,我也颇有几分“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的豪壮。
大年初二,天气晴好。一大早,母亲就叫我跟她一起去舅舅家拜年,这是母亲每年过年必走的一道程序。严格来说,舅舅并不是母亲的亲兄弟。外公膝下无子,在战乱中撇下外婆和三个女儿就撒手西去,我母亲,他的大女儿,那年才7岁。母亲三姐妹都是吃舅舅家的米长大的,舅舅不但把她们视至亲,而且疼爱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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