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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读得很快，全无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动的歌调大声地读出节奏和起伏，眼睛闪闪发亮完全陶醉于对人类的伟大的喜悦之中；只不过有时他轻轻地、毫无恶意地、应该说是戏游而怀疑地（“呐，呐”）歪歪嘴这是在他觉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夸张了的时候。念出任何艺术表达中勉强的调子，在他是罕见的。除非这种勉强作为一种使劲努力却是真实的，对于这个作家来说是必须这么写的，当然这种调子有时是作家弱点的暴露，要求读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动得到了验证的事物。简而言之，他不哗众取宠。他看问题始终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现在他对他人无穷的钦佩中，他从不试图驳倒克里斯朵夫；没多久，克里斯朵夫心中就为戈尔塔向他揭示的境界燃烧了，以致他觉得在有些方面要对戈尔塔的突破采取防范了。这一切发生得既愉快又严肃，这是两者间亲切的互相教导，没有一丝一毫虚荣和虚伪，两个人都有这么个感觉，此刻整个世界在他们心中不是成为纯粹的真理，便是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使他们为自己的责任骄傲或过分忧虑、抑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感觉：——就在这里，我们有力量参与其中或（这可是愚蠢得毫无意义）将它推开。啊，谁会这么做呢！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心灵王国，这是一个以往由于成千上万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强烈的热情和顾虑而使可怜的人类子孙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这个王国却轻而易举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线中打开了大门，展现出它永恒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向他们召唤，广袤无垠。
“然后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克里斯朵夫那共同度过了中学八个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礼举行完几天后，悲伤得无以复加的克里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里查德戈尔塔一起散步。他们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宫殿石阶往上走。“你愿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心里感到重压，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多么荒唐，他明白，戈尔塔不会回答，即便是个比他刚强的人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包含着某种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这会完全得到戈尔塔承认的。但承认的方式只能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能是别的。然后他们穿过了许多狭窄、混乱的街道，肩并着肩，始终保持沉默，克里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觉到那善良可爱的死者就在身边，其实他整个男孩子时期随着这个朋友死去了，他回忆起学校中的无数经历，回忆起最初的相识，心里产生了痛楚，裂开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缝隙。中学里友谊是自然产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友谊却必须靠争取，甚至靠斗争得来，最终连这也将成为不可能。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则关于这个问题，关于那本曾作出的答复，以后再也未提及。但是从这个夜晚开始，俩人握手时更有力，时间也更长了。”
共同阅读和交流我们喜爱的作家是将我们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伟大的因素外，从一开始就有无数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们俩得以互相补充。倘若我不想表现虚伪的谦虚，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丰富了我一样，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丰富了他。我的主动性和精力旺盛显然是他特别喜欢的素质。实际上，我并不像他心目中或许认为的那样鲁莽孟浪、无忧无虑。假如现在是写我的自传，我自然会铺开来详细地谈我自己。在此却只须指出，我与卡夫卡相比是大胆开朗的人；这也确实是我的写照。——不过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轮廓勾画得细一些。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强大得不同寻常的素质，这我后来从未遇到过，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时也末碰到过。我经常试图对这种独特性作一番分析，这是说在卡夫卡去世之后；因为他在世时，这种素质显示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对这奇异的独特现象大体上作以下解释最为妥当。他的异峰突起的思想永远滔滔不绝，根本不会出现间断，他从不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年复一年越来越不着痕迹，他以珍贵的语言表达出的观察方式是全然独树一帜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对世界上的蠢态他取讥嘲的宽容态度，因此充满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视其实的核心，那“不可摧毁的，”始终与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远。是的，事实如此，他的在场使最平常的事物发生变化，一切给人以初次窥见的感觉，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伤感，新得令人极度沮丧，但它从来不排除会有获得慰藉的可能性，因为它从来不是没有意思的，从来不是平淡的。人们会感到，各种各样的联系从成千上万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上涌向他的观察，这些联系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却并不含有武断的、“超现实主义的”、牵强附会的因素，而是真实的内在联系，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确的、忠于事实的认识，以这些认识建立一整套认识体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一同时，人们也清楚，这种想要这般细微地认识世界和人的心灵的大胆行为尽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国长城或诉讼中所描写的那种性质，其本质决定这种大胆行为是永远不能够圆满结束的。
卡夫卡不仅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上述流派中的许多人。在贝尔塔范塔夫人的圈子里，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们力求精确地探讨着哲学，女主人也积极地参与讨论。卡夫卡在这儿享有崇高的声望。仅仅是通过他的本质、他偶尔发表的见解、他的言论，——因为那时除了我以外谁也没见过他的文学作品。其实不需要借助作品；这个人自己在产生影响，尽管他出场腼腆，却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认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他生平所有的时间里，女人们都深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对这种影响表示怀疑，可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种独特的魔力是如何贯穿着卡夫卡每一句关于生活的表白的！他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问候明信片上，还是节庆的问安或扉页的题赠）都不能删去，这是下列管邮明信片和短笺给我的印象。这些文字的内容多半不过是不能如约的通知、道歉——由于我们每天见面，因为除了偶然不能见面外，不存在互相写信的理由。即使在写这类日常通知时，弗兰茨也从不使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模式。因此，正是这些匆匆付邮的文字（产生于学习、法学考试然后是参加工作的时期）在我看来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表达了一个对于僵化、常规从来不屈从的、丰富异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选录一些：
我终于开始学习，我感到有那么一半快乐，因此我本周不到咖啡馆去了。晚上我很愿意到那里去，因为我学习时间绝不会超过七点。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来，会影响我第二天全天的学习。而我不能浪费点滴时间。所以晚上我不如阅读“库格尔根”这对一颗小小的心，对于睡眠（一旦开始）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活动。衷心祝好。弗兰茨。
2.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终几乎来不及写信告诉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览会去，过后也根本不能去了。应该说，我受了诱惑，时间定得早得荒唐，其实我那时还一无所知。这是轻率的，但却因而很不错，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马上就要交给我、并令我隐退的医生证明。紫晶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钱了。你在展览会里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钱买到什么可爱的东西。也许可作为婚礼礼品什么的。你的弗兰茨。
3.
亲爱的，我现在将在一段时间内哪里都不能去了。系主任轻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向前挪了挪，由于我耻于表现得比他更谨慎，因此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最热烈地祝好。弗兰茨。
令亲爱的马克斯：
请原谅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将于五点到你那儿。我的道歉会有那么点滑稽，以致你一定会相信的。你的弗兰茨。
5.亲爱的马克斯：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昨天下午我给你写了封管邮明信片：“我在这儿的格拉本烟杂店请求你原谅，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儿去了。我头疼，牙齿把我捣成碎块，我的刮胡刀很钝；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现在晚上我躺倒在长沙发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点恢复正常了，但是在思考过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写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现在请求你为此发火，并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我也很想避开我自己，但是由于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庆幸的便只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终变得这般自私。我们还得庆祝一番这个高潮，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你。作为未来的敌人，你可以参加庆祝。
时间不早了，应该让你知道，我今天祝过你晚安了。你的弗兰茨。
6.
办公室里进展迅速，我们已经获得吃午饭的权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来，请你原谅，因为我本该在星期天做点事却没有做，因为星期天是短暂的。上午睡觉，下午洗头，黄昏散步，简直像个懒汉。我总是把星期天用来向娱乐进军，这是相当可笑的。有时间望给我来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愿。你的弗兰茨。
7.
亲爱的马克斯，我们在进行比谁不可靠和不准时的赛跑。当然我并不想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冠军，因为我的不准时仅仅是出自傻乎乎地学意大利语的勤奋，而你却是出自娱乐的欲望。但由于你重新打算加以补偿，办法是到我这儿来（说是星期三，对吗？），于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这么做也许只是因为推掉前去拜访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兰茨。
8.我的马克斯：
我的状况真糟，我相信，只有在一周中或根据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同任何人说话才有可能获得解脱。假如你对我的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将视为你喜欢我的表现。你的弗兰茨。
9.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在一张最脏的、但却是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说当着全体公众的面。由于我对你的信赖超过对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许真的罪责在我，不过我认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们还将活很长时间。假如真如你所写的，我已经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马上就坐电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仿佛开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来得恰到好处，这样开头的互相认识是多么美好。你的弗兰茨。用日期你并不能使我害怕，因为你在此之前还会收到信的，即使没有，女佣会出版，再说它无论如何会出版的，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夜里人们会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亲爱的马克斯——看上去我不能来了。早晨我正在为下午和晚上而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要去办公室；中午，当我仅仅还为晚上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须待在店里。事情很多，一个店员病了，父亲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里待到八点，也许会发生一起谋杀，在我夜里离开那里后或许这还会发生。
那么尽可能原谅我吧，求求你。
11.
最亲爱的马克斯，你瞧，这样所有我喜欢的人都会生我的气，只有那个反正不喜欢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简单。我在那里一直到十点，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点，四点你们的音乐也许已经开始了，这时我还听见敲击声呢。父亲和母亲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伙儿在饭厅里吃饭，一家人拥在我的房间里，就像挤在一辆吉普赛人的大车里。今天下午我必须到办公室去。我没有向鲍姆道歉的勇气。别抛弃我。你的弗兰茨。
12.
瞧你的记性，亲爱的马克斯！我记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家门口，我摇摇头说：星期二我要到这里和那里去。你说：星期三来吧。我：我会很累的，再说我想到pr那里去。你：那么星期四来。好的。星期四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就我的状态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责备也会使我感到太厉害。你的弗兰茨。
13.
亲爱的马克斯，你不在家里算你走运，于是你避开了你本来想惠予我的几件美事。算我走运，这样我可以更轻松、更坚决地请求你原谅我，并为我求得世界的宽恕，假如明天我九点左右才能到鲍姆那儿去的话。我们这儿来了一些什么亲戚。此外，星期一五点我到你那里走一会儿，假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便拒绝吧。你的弗兰茨。
14.
亲爱的马克斯，你知道，我有个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开始了，假设我的烦恼至今是用脚走路的，那么现在它相应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两点半在环城路的玛丽亚塑像那儿与你见面，准时来好吗，尽可能。你的弗兰茨k。
15.
亲爱的马克斯，写在街上，我们现在将总是这么写，因
为路人的碰撞会赋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几次看到活生生的她。
她同一个穿着打褶裥的裤子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站了一会
儿，然后面色苍白地朝希伯纳街那边走了一会儿。仅为了
抓住点特征：她嘴里的牙齿处于混乱状态，只在右颊有个
酒窝，脸皮皱纹纵横，覆盖层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这
皮肤白天显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给我快乐，多多
工作。弗兰茨。
这是些书面的偶发性表达，而正是这偶发性具有天才的闪光，使之清晰地显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头表达来补充书面，那是漂在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过举起个例子却不妨，——当他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时（我那时还同父母住在一处），他进来时惊醒了在沙发上睡觉的我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仿佛让人静静地举着胳膊，边轻轻地踏着脚尖穿过房间，边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这是她后来深为震惊地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那时候是他成为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假如不是听卡夫卡亲口说这些话，很难设想这是那么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毫无激情（激情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地说出来的。关于素食，我在我的笔记中还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话。他把素食者与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并论，到处受迫害、遭嘲笑，窝在肮脏的馆子里。“在底下的群众中扩散着。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最高贵最优秀的人们的东西。”在卡夫卡在世时我写下的这同一个记录中还有：“见神论仅仅是文学的替代品”（按照我们那时的说话习惯，这里的文学是指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这观点与福楼拜相合）。——“保险业相当于那些相信不祥可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尔克劳斯把犹太作家们锁人他的地狱，严密监视，严加管制。只是他忘了，他也同样属于这个地狱。”他将他“最美的梦”讲给我听，他“坐在一叶小舟上飞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关于他的头疼——太阳穴一种可怕的紧张，他说：“这种感觉像是有一块薄玻璃在那里碎裂。”——“一个冬日同我在什莱森散步时，他说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针叶树：它们头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那时他黝黑的头发沿着太阳穴发白了——他写了个剧本——好像守墓人，我们很想听他朗诵，他却对之发表议论：“这个剧本唯一不浅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读它。”（摘自奥斯卡鲍姆回忆弗兰茨卡夫卡，载维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记道：卡夫卡星期天爱进行寂寞的散步，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他说：“我每天盼望着离开地球。”“我什么都不缺，只缺我自己。”他完全不进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觉，或是去工艺品博物馆看杂志。在社交场合他开朗、风趣，作为评论家，他的见解深刻，出类技萃，在谈话中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他的所有言论记录下来。当问到他的悲哀情绪根源何在以及他为什么不写时，他说：“我有千千万万错误的感觉，可怕的感觉——正确的感觉出不来——或者只是飘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驳道，写作时有时要经过开头那没有价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说：“这对你适用，对我不适用——这就等于让那些错误的感觉占上风。”1920年2月28日，我记下了另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我相应地引证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不对，”卡夫卡说“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
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48)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
它来吓唬吓唬人而已。可能把我这个所有者也列入吓唬对象之一了，我是唯一爱着这幢房子并为之梦魂牵绕的人。房子小又低矮。甚至还不旧呢。恰恰相反，最多不过五到十年。瓦屋顶。一扇小门，显然只能供爬进爬出，旁边有两扇窗。一切都是对称的，仿佛是从一本教科书中爬出来的。但是——门是用沉重的木料做的，油漆成棕色，窗板叶也漆成了棕色，总是关着，无论晴天雨日。可是这房子却是住着人的。门前有一条沉重的、宽宽的石头条凳，看上去几乎已有年头了。假如现在走来三个做手艺的小伙子，手持拐杖，背着很轻的背包，在石凳上坐下休息，擦去额头的汗，然后三个脑袋凑在一起——这一切我都可以从上面看得一清二楚——这便如同一篇可爱的、古老的、宁静的德国童话了。
艺术守护者宣传的艺术品和艺术价值的影响在这段话的每一个细节中都显现了出来。对于一个像卡夫卡这样的很早便发展了自己完全有个性的，几乎看不出影响痕迹的作家来说，认识其不独立的开始阶段时感到怪诞而又感人，我得到的感觉便是这样的。
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信写于1902至1904年间。在这个友谊关系中卡夫卡是力争者；在接替这第一个强大的精神关系中，即与我的友谊中，事情好像恰恰相反。至少卡夫卡在与我的友谊关系中仅仅通过他的宁静和审慎便占居了支配地位，尽管双方都愉快地承认两者之间存在着平等的基础。——我惊讶地在卡夫卡青年时期给波拉克的信中读到，他自己提出给波拉克寄他的作品或朗读给他听。以后不再有这种事发生；要叫卡夫卡展示他手稿中的什么东西，必须费劲地强求硬讨。——这种态度的基础不是骄傲，而是过分的自我批判。这很早就开始了，在给波拉克的第五封信后跟着的是一封未发表的信，我从中摘取以下几行（这么做也只是由于这几行略略谈及卡夫卡最早的、未能保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在我给你的那几千行中，也许只有十行可以令我勉强听得入耳。上封信中的鼓吹没有必要，不是启示而是孩童的乱涂乱抹绝大部分令我反感，恕我直言不讳（比如早晨及其他），使我无法卒读，假如你能跳阅一遍，我就满足了。可是你必须知道，我开始写作的时期是人们‘创造作品’的浮夸时期；没有比开始的那个时期更糟的了。我对那些豪言壮语如痴如醉。在那叠稿子下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从日历中找来的不寻常的、特别庄严的姓名。我需要为我的长篇小说选择两个人的名字，最终选定划了杠杠的：约翰内斯和贝阿特（蕾娜特已被我勾掉），原因是她那厚厚的光环。这是怪有意思的。”
这封信中还有卡夫卡对另一个爱用“无穷无尽的”伟大词汇的同学的尖刻评语——“那是些石块，我看到他如此漫不经心地掷出，简直是目瞪口呆。接近其内容是不可思议的，我敢发誓，我一辈子也不会像那时候那么妒忌。”接着是更尖锐的自我批评：“那些本子里有一点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便是勤奋、坚韧和所有诸如此类的陌生精神。”下面他还写道：“我缺乏的是律己。希望你浏览这些个本子是我今天对你最无所谓的要求。你有个漂亮的房间。楼下商店的小灯光忽明忽灭地闪动着。我希望你能让我每个星期六朗读半个小时，从下下个星期六开始。我想要发奋三个月。今天我特别明白了一点：艺术对技巧的需要强于技巧对艺术的需要。当然我不相信可以强迫自己生育，但是强迫自己教育孩子却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奥斯卡波拉克的严厉的法庭是如何审判卡夫卡的作品的，不知他是否像我从一开始就做的那样，老实说是不得不那样地钦佩卡夫卡。奥斯卡波拉克的兴趣范畴显然离卡夫卡那奇想突兀的、在那时显得尤其怪诞的小世界比较遥远。而我恰恰喜欢那奇异的、无可重复的新鲜的内容。卡夫卡第一个青年时代的朋友很快便离开了布拉格，进入了大范畴的、科学严谨的天地。于是当初卡夫卡渴望的呼唤未获听闻；在那些信中这种呼唤是震撼人心的，而且表达了后来对集体的渴望的先声：“没有其他人你将一事无成”“隐居是可厌的”——这种呼唤还是对卡夫卡后期具有象征意义的“鼹鼠”的预言性的论战。
“我知道，两双陌生的眼睛望着什么，什么就会变得更温暖，更活泼。”我觉得这是年轻的卡夫卡在这场争夺中、在这友谊关系中的核心语句。对这一友谊，我是从书信的文献中得悉的，奇怪的是，弗兰茨没有对我着重提到过。也许当时仅限于建立友谊的尝试，没有形成真正的关系；卡夫卡后期对此的沉默（日记中也毫无记载）似乎指出了这一点。但是这一点丝毫无损于这第一个伙伴给予他的巨大的、指明方向的意义。他（波拉克——泽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先是去农村当管家，后来在罗马科坛发挥了光辉的作用。我们有时听说，他以特别亲切的态度和非常丰富的学识为我们圈子中的朋友们、去罗马的人导游，给他们介绍罗马辉煌的古迹，完全没有那种生硬的样子了。突然，他过早死亡的可怕消息给我们带来了震惊。
我同卡夫卡交往了几年，竟不知道他在写作。我自己那时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一些东西，1906年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他初次提到他的文学活动的是，他告诉我，他以一篇小说参加了维也纳时代报的有奖征文。邮件的封面上写着；“窄巷中的天空”可能这也是小说的题目，我记不清了。该邮件未引起颁奖者的注意，自此便失踪了。
后来，他有一次（在1909年）给我朗读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开头部分，小说名叫乡村婚事。我保留了手稿的一部分。这本书的主人公叫拉班。在这里也可以从卡夫卡和拉班这两个名字结构上的相似看出自述的意义，正如弗兰茨自己对他的小说判决中的主人公本得曼这个名字的分析表明的那样。在第一章中写道，拉班离开了他的工作单位，去看望住在乡下的未婚妻。第一章借着幽默昏暗不明的光，极其细腻地描写了到火车站去的一段路，一个雨点浙沥的下午，与一些不相干的熟人—一相遇。这是异乎寻常的。我既震惊又欣喜。我马上便获得了这么个印象——这里表现的不是一般的才能，而是天才。从那时起，我便开始了为卡夫卡作品的发表进行努力——这成了我的一种不可遏制的追求，我也根本不去约束这种追求，因为我觉得这是正确的、自然的。弗兰茨反对我这么做，这种抗拒有时弱些，有时强些，有时干脆拒绝。但不能说他原则上总是采取拒绝态度（上面提到的参加有奖征文一事便是证明），有时他也能感受到一点获得文学成就的快乐。有一次我看到他对“丢勒联合会”年鉴中对他的一本书的毫不理解的、贬低的评价非常愤怒。一般说来，他的忧虑和希望总是完全针对其他事情，而不是针对文学影响的，文学上的影响对他来说并不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无关紧要的。整个出版领域不使他很感兴趣，不能激起他感情上的大波动。因此，拒绝发表作品对于他来说（他生命后期一些阶段除外）也不是什么大事情，不带有感情色彩。
我在柏林的当代周刊上提到了他从未发表过的作品，我将他的名字同一批著名作家的名字（布莱、曼、魏德金德、迈林克）放在起。这无疑是第一次公开提到卡夫卡（1907年2月9日）。卡夫卡就这狂欢节股的露面给我写了封充满幽默的信；因为我把一个未发表过一行文字的作家名字与非常著名的人物相提并论，奉献给公众.仿佛人人必须知道他似的，这似乎有点狂妄。一个没有意义的小小的玩笑。“好啊，我在这个冬天终于迈出了一个舞步，”弗兰茨嘲笑道。直到1908年，弗兰茨的散文作品才首次印成文字，那是在弗兰茨布莱的杂志徐培里翁上（布莱为我的第一本书给死者以死亡的出版十分热心，以后他常来布拉格，我把他介绍给卡夫卡相互认识了），第二个发表的作品是布雷斯齐亚的飞机（1909年9月28日），发表于布拉格的日报波希米亚上，第三次于1910年3月27日发表在波希米亚的复活节副刊上。在观察（复数！）这一标题下发表了这几篇：窗前、夜间、服装、乘客、供男骑手深思。没有人注意到我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导致这些东西的发表。（在观察）一书中这些短篇分别被题为漫不经心的观望、匆匆过客、服装等。弗兰茨布莱还给发表了小说一场战斗记实中的两段）。
1908年我青年时的朋友马克斯鲍埃姆尔去世。
从那时起我加深了与弗兰茨的关系。我们每天见面，有时一天见两次。只要弗兰茨在布拉格（只是后来他的疾病才迫使他住在乡下，在疗养院里），这个习惯就坚持不懈。当我们俩都得到了所期望的“普通频率”的工作（这就是说，下午不上班）时，出现了一个巧合，从我们的办公室回家走的是同一条路。于是我每天下午两点在普尔沃塔旁等候弗兰茨——我把位于希伯纳街拐角处的州财政局房顶上那古老的、颇有艺术性的两只帝国之鹰都钻研透了，因为弗兰茨总是比我来得迟。他不是还有公务要处理，就是在与同事们的谈话中忘记了时间——我踱来踱去，肚子咕咕地叫，然而只要看见朋友那瘦长的身影和那多半挂在脸上的尴尬的笑容，我的怒火马上烟消云散。那微笑中显示出对迟到很久的过分的极度恐慌甚至是惊惧。
他将手放在胸口。“我是无辜的。”便是这个姿势的意思。此外，他跑步前来，以致实在没法子对他发出激烈的谴责。在穿过蔡特纳街到旧城环形道的一路上，总是有说不完的事情。走到弗兰茨的住房前，我们的话还远远没有结束。下午或晚上我们便再次相聚。
我在我的长篇小说爱的魔力王国中，通过里查德戈尔塔的形象描写了留在我心里和脑海里的卡夫卡的许许多多东西。那时卡夫卡去世刚四年，我感到不能冷静地客观地写他的传记。直到现在，又过去了九年，也就是说那场灾难已过去十三年了，我才能集中心思来做这件事。那时候我还在同这位不能忘怀的朋友生活在一起，他确确实实在我身边，无时无刻不在，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个或那个情况下他会说什么，会怎样评论我周围发生的事件，我向他询问，并能以他的名义作出回答。所以我心中产生了一种需求，以活的文学形式（而不是以搜集日期、吃力地凑起来的历史性论文形式）来表现这个无可比拟的形象，亦即以叙事文学的形式来表现；首先是将他以这种新方式展现在我自己面前。只要我沉浸在这本书、这部作品中，他便没有死，他又一次与我一起生活，又一次有效地干预我的生活（读者可以发现，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正像什么事情都会受到误解一样，此事也会被误解——人们会觉得诧异，甚至会觉得该馆与对卡夫卡的敬畏不协调，却没有想到，柏拉图也与此相似地、自然广泛得多地一生都感到他的老师兼朋友苏格拉底无所不在，将他作为共同生活、共同思索的旅伴，从而对死亡亦无所畏惧，他在苏格拉底死后写下的几乎所有对话中都把苏格拉底作为对话对象。
我在此摘取这部长篇小说中关于卡夫卡向我提到的第一批书的一段（以免重复）。除了已经说过的福楼拜，还有：施蒂凡盖奥尔格，卡夫卡在我们两个生日时各送了一本他的书，由海尔曼以绝妙的散文翻译的中国诗歌，以后那些押韵的译本和其他作家掺了水分的译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此外还有罗伯特瓦尔瑟。关于卡夫卡毫不强加于人地向朋友（小说中叫克里斯朵夫）推荐心爱的作家的方式、关于我们相识的头几年的整个气氛、关于马克斯鲍埃姆尔死后我们关系的加强，我找不到比爱的魔力王国中的这段话更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了：“戈尔塔不说服人。这不是他的性格。他也不发展什么体系，系统化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不断地朗读他心爱的作家的这一段或那一段文字，读得很快，全无做作的慷慨激昂，以暗暗振动的歌调大声地读出节奏和起伏，眼睛闪闪发亮完全陶醉于对人类的伟大的喜悦之中；只不过有时他轻轻地、毫无恶意地、应该说是戏游而怀疑地（“呐，呐”）歪歪嘴这是在他觉得某一句念得太不成功，不自然地夸张了的时候。念出任何艺术表达中勉强的调子，在他是罕见的。除非这种勉强作为一种使劲努力却是真实的，对于这个作家来说是必须这么写的，当然这种调子有时是作家弱点的暴露，要求读者共同感受在其他行动得到了验证的事物。简而言之，他不哗众取宠。他看问题始终很清楚，清楚性也表现在他对他人无穷的钦佩中，他从不试图驳倒克里斯朵夫；没多久，克里斯朵夫心中就为戈尔塔向他揭示的境界燃烧了，以致他觉得在有些方面要对戈尔塔的突破采取防范了。这一切发生得既愉快又严肃，这是两者间亲切的互相教导，没有一丝一毫虚荣和虚伪，两个人都有这么个感觉，此刻整个世界在他们心中不是成为纯粹的真理，便是成为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是这种感觉并没有使他们为自己的责任骄傲或过分忧虑、抑郁。这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感觉：——就在这里，我们有力量参与其中或（这可是愚蠢得毫无意义）将它推开。啊，谁会这么做呢！于是他们兴高采烈地进入了心灵王国，这是一个以往由于成千上万的保留、巧合、黯淡的心情、强烈的热情和顾虑而使可怜的人类子孙不得目睹，在他nl面前这个王国却轻而易举地在最明亮、最健康的光线中打开了大门，展现出它永恒的美妙，它就在眼前，向他们召唤，广袤无垠。
“然后出现了关键性的转折：克里斯朵夫那共同度过了中学八个春秋的同窗好友死去了。葬礼举行完几天后，悲伤得无以复加的克里斯朵夫在一天晚上同里查德戈尔塔一起散步。他们在窄小的一面，沿着黑暗中的宫殿石阶往上走。“你愿意取代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吗？”他结结巴巴地问道，心里感到重压，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是多么荒唐，他明白，戈尔塔不会回答，即便是个比他刚强的人也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包含着某种合乎情理的、勇敢的、善意的因素，这会完全得到戈尔塔承认的。但承认的方式只能是长时间的沉默，不能是别的。然后他们穿过了许多狭窄、混乱的街道，肩并着肩，始终保持沉默，克里斯朵夫相信自己感觉到那善良可爱的死者就在身边，其实他整个男孩子时期随着这个朋友死去了，他回忆起学校中的无数经历，回忆起最初的相识，心里产生了痛楚，裂开了窄窄的，然而深深的一道缝隙。中学里友谊是自然产生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友谊却必须靠争取，甚至靠斗争得来，最终连这也将成为不可能。这便是男人世界的法则关于这个问题，关于那本曾作出的答复，以后再也未提及。但是从这个夜晚开始，俩人握手时更有力，时间也更长了。”
共同阅读和交流我们喜爱的作家是将我们撮合在一起的首要因素，可是除此崇高、伟大的因素外，从一开始就有无数毫不起眼的小事在起作用，使我们俩得以互相补充。倘若我不想表现虚伪的谦虚，我就不得不承认：正如我感到卡夫卡大大丰富了我一样，卡夫卡也感到我在大大地丰富了他。我的主动性和精力旺盛显然是他特别喜欢的素质。实际上，我并不像他心目中或许认为的那样鲁莽孟浪、无忧无虑。假如现在是写我的自传，我自然会铺开来详细地谈我自己。在此却只须指出，我与卡夫卡相比是大胆开朗的人；这也确实是我的写照。——不过我可以把卡夫卡使我着迷的轮廓勾画得细一些。他身上散发出一种强大得不同寻常的素质，这我后来从未遇到过，即使在同非常著名、重要的人物相遇时也末碰到过。我经常试图对这种独特性作一番分析，这是说在卡夫卡去世之后；因为他在世时，这种素质显示为自然的，不言而喻的，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也许对这奇异的独特现象大体上作以下解释最为妥当。他的异峰突起的思想永远滔滔不绝，根本不会出现间断，他从不说一句没有意义的话。从他嘴里出来的话，年复一年越来越不着痕迹，他以珍贵的语言表达出的观察方式是全然独树一帜的、耐心的、有生活欲望的，而对世界上的蠢态他取讥嘲的宽容态度，因此充满了痛苦的幽默，但是决不忽视其实的核心，那“不可摧毁的，”始终与自命不凡和玩世不恭天差地远。是的，事实如此，他的在场使最平常的事物发生变化，一切给人以初次窥见的感觉，都像是新的.往往新得十分伤感，新得令人极度沮丧，但它从来不排除会有获得慰藉的可能性，因为它从来不是没有意思的，从来不是平淡的。人们会感到，各种各样的联系从成千上万条畅通无阻的道路上涌向他的观察，这些联系完全是出人意料的，然而却并不含有武断的、“超现实主义的”、牵强附会的因素，而是真实的内在联系，是微不足道、然而正确的、忠于事实的认识，以这些认识建立一整套认识体系会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一同时，人们也清楚，这种想要这般细微地认识世界和人的心灵的大胆行为尽管是合情合理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也很容易具有卡夫卡在中国长城或诉讼中所描写的那种性质，其本质决定这种大胆行为是永远不能够圆满结束的。
卡夫卡不仅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上述流派中的许多人。在贝尔塔范塔夫人的圈子里，在她好客的房子中，人们力求精确地探讨着哲学，女主人也积极地参与讨论。卡夫卡在这儿享有崇高的声望。仅仅是通过他的本质、他偶尔发表的见解、他的言论，——因为那时除了我以外谁也没见过他的文学作品。其实不需要借助作品；这个人自己在产生影响，尽管他出场腼腆，却马上使那些有身份的人认出他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他生平所有的时间里，女人们都深为卡夫卡所吸引——他自己对这种影响表示怀疑，可是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一种独特的魔力是如何贯穿着卡夫卡每一句关于生活的表白的！他写下的每一句话，每一行字（不管是在匆匆草就的问候明信片上，还是节庆的问安或扉页的题赠）都不能删去，这是下列管邮明信片和短笺给我的印象。这些文字的内容多半不过是不能如约的通知、道歉——由于我们每天见面，因为除了偶然不能见面外，不存在互相写信的理由。即使在写这类日常通知时，弗兰茨也从不使用一种公事公办的模式。因此，正是这些匆匆付邮的文字（产生于学习、法学考试然后是参加工作的时期）在我看来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表达了一个对于僵化、常规从来不屈从的、丰富异常的精神世界。我在此选录一些：
我终于开始学习，我感到有那么一半快乐，因此我本周不到咖啡馆去了。晚上我很愿意到那里去，因为我学习时间绝不会超过七点。可是一旦我精神吊起来，会影响我第二天全天的学习。而我不能浪费点滴时间。所以晚上我不如阅读“库格尔根”这对一颗小小的心，对于睡眠（一旦开始）来说是一种很好的活动。衷心祝好。弗兰茨。
2.
亲爱的马克斯：
我最终几乎来不及写信告诉你，我明天不能到展览会去，过后也根本不能去了。应该说，我受了诱惑，时间定得早得荒唐，其实我那时还一无所知。这是轻率的，但却因而很不错，使我不必老是想着马上就要交给我、并令我隐退的医生证明。紫晶怎么样？我已经准备好钱了。你在展览会里看看，能否花少量的钱买到什么可爱的东西。也许可作为婚礼礼品什么的。你的弗兰茨。
3.
亲爱的，我现在将在一段时间内哪里都不能去了。系主任轻率地把我的日程稍稍向前挪了挪，由于我耻于表现得比他更谨慎，因此没有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最热烈地祝好。弗兰茨。
令亲爱的马克斯：
请原谅我昨天晚上的事。——我将于五点到你那儿。我的道歉会有那么点滑稽，以致你一定会相信的。你的弗兰茨。
5.亲爱的马克斯：
我是完全无用的，然而这改变不了。昨天下午我给你写了封管邮明信片：“我在这儿的格拉本烟杂店请求你原谅，我今天晚上不能到你那儿去了。我头疼，牙齿把我捣成碎块，我的刮胡刀很钝；看上去真不舒服。你的f。”现在晚上我躺倒在长沙发上，想着，我道了歉，世界又有点恢复正常了，但是在思考过程中，我想起，我把沙仁路写成了弗拉底斯拉夫路民
我现在请求你为此发火，并因此而不理睬我。我的路一点都不好，我必将（据我所见）像一只狗一样完蛋。我也很想避开我自己，但是由于这是不可能的，值得我庆幸的便只剩下——我毫不同情自己，最终变得这般自私。我们还得庆祝一番这个高潮，我说的我们是指我和你。作为未来的敌人，你可以参加庆祝。
时间不早了，应该让你知道，我今天祝过你晚安了。你的弗兰茨。
6.
办公室里进展迅速，我们已经获得吃午饭的权利了。——假如我今天不能来，请你原谅，因为我本该在星期天做点事却没有做，因为星期天是短暂的。上午睡觉，下午洗头，黄昏散步，简直像个懒汉。我总是把星期天用来向娱乐进军，这是相当可笑的。有时间望给我来信，星期四和星期五除外。最好的祝愿。你的弗兰茨。
7.
亲爱的马克斯，我们在进行比谁不可靠和不准时的赛跑。当然我并不想在这个项目中获得冠军，因为我的不准时仅仅是出自傻乎乎地学意大利语的勤奋，而你却是出自娱乐的欲望。但由于你重新打算加以补偿，办法是到我这儿来（说是星期三，对吗？），于是我又安心了。可是你这么做也许只是因为推掉前去拜访的日程要比推掉在京接待的日程更容易些。你的弗兰茨。
8.我的马克斯：
我的状况真糟，我相信，只有在一周中或根据需要那么长的一段时间中不同任何人说话才有可能获得解脱。假如你对我的这封明信片不作任何回答，我将视为你喜欢我的表现。你的弗兰茨。
9.
最亲爱的马克斯，我在一张最脏的、但却是我所拥有的最漂亮的明信片上吻你，也就是说当着全体公众的面。由于我对你的信赖超过对我自己，昨天我想，也许真的罪责在我，不过我认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我们还将活很长时间。假如真如你所写的，我已经再次深信了，那倒是更好，而你马上就坐电梯去。此外，今天我感觉特别好，仿佛开始了新的生命，你的明信片来得恰到好处，这样开头的互相认识是多么美好。你的弗兰茨。用日期你并不能使我害怕，因为你在此之前还会收到信的，即使没有，女佣会出版，再说它无论如何会出版的，那么你还需要什么呢？夜里人们会有更多的要求，但是上午呢？
10
亲爱的马克斯——看上去我不能来了。早晨我正在为下午和晚上而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要去办公室；中午，当我仅仅还为晚上高兴时，人们告诉我，下午和晚上我都必须待在店里。事情很多，一个店员病了，父亲不舒服。假如我不在店里待到八点，也许会发生一起谋杀，在我夜里离开那里后或许这还会发生。
那么尽可能原谅我吧，求求你。
11.
最亲爱的马克斯，你瞧，这样所有我喜欢的人都会生我的气，只有那个反正不喜欢我的人除外。我昨天的生活描述很简单。我在那里一直到十点，然而在酒吧一直到一点，四点你们的音乐也许已经开始了，这时我还听见敲击声呢。父亲和母亲不太舒服，祖父病了，大伙儿在饭厅里吃饭，一家人拥在我的房间里，就像挤在一辆吉普赛人的大车里。今天下午我必须到办公室去。我没有向鲍姆道歉的勇气。别抛弃我。你的弗兰茨。
12.
瞧你的记性，亲爱的马克斯！我记得清清楚楚。星期天夜在你的家门口，我摇摇头说：星期二我要到这里和那里去。你说：星期三来吧。我：我会很累的，再说我想到pr那里去。你：那么星期四来。好的。星期四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就我的状态而言，即使是合情合理的责备也会使我感到太厉害。你的弗兰茨。
13.
亲爱的马克斯，你不在家里算你走运，于是你避开了你本来想惠予我的几件美事。算我走运，这样我可以更轻松、更坚决地请求你原谅我，并为我求得世界的宽恕，假如明天我九点左右才能到鲍姆那儿去的话。我们这儿来了一些什么亲戚。此外，星期一五点我到你那里走一会儿，假如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便拒绝吧。你的弗兰茨。
14.
亲爱的马克斯，你知道，我有个工作位置，而新的一年开始了，假设我的烦恼至今是用脚走路的，那么现在它相应地用手在走了。我很希望两点半在环城路的玛丽亚塑像那儿与你见面，准时来好吗，尽可能。你的弗兰茨k。
15.
亲爱的马克斯，写在街上，我们现在将总是这么写，因
为路人的碰撞会赋予文字以活力。
面前是保拉k的照片。昨天我几次看到活生生的她。
她同一个穿着打褶裥的裤子的年轻男人在一起，站了一会
儿，然后面色苍白地朝希伯纳街那边走了一会儿。仅为了
抓住点特征：她嘴里的牙齿处于混乱状态，只在右颊有个
酒窝，脸皮皱纹纵横，覆盖层是灰土，根本不是脂粉；这
皮肤白天显然在休息。——我星期四米。给我快乐，多多
工作。弗兰茨。
这是些书面的偶发性表达，而正是这偶发性具有天才的闪光，使之清晰地显示，若要以卡夫卡的口头表达来补充书面，那是漂在无边无涯的汪洋大海上了。——不过举起个例子却不妨，——当他一天下午到我家来时（我那时还同父母住在一处），他进来时惊醒了在沙发上睡觉的我父亲，他没有道歉，而是仿佛让人静静地举着胳膊，边轻轻地踏着脚尖穿过房间，边以极其温柔的语气说：“请您把我看成一个梦。”有一次他同我的女友一起去参观柏林水族馆。他对接受光照的玻璃箱中的鱼说（这是她后来深为震惊地告诉我的）：“现在我可以平静地看着你们了，我再也不吃你们了。”那时候是他成为严格的素食者的时候。——假如不是听卡夫卡亲口说这些话，很难设想这是那么脱口而出、毫无矫揉造作、毫无激情（激情对他来说几乎完全陌生）地说出来的。关于素食，我在我的笔记中还找到卡夫卡的另一句话。他把素食者与最早的基督教徒相提并论，到处受迫害、遭嘲笑，窝在肮脏的馆子里。“在底下的群众中扩散着。就其本质而言应该属于最高贵最优秀的人们的东西。”在卡夫卡在世时我写下的这同一个记录中还有：“见神论仅仅是文学的替代品”（按照我们那时的说话习惯，这里的文学是指名副其实的文学创作，这观点与福楼拜相合）。——“保险业相当于那些相信不祥可通过一切手段加以制止的原始居民的宗教信仰。”——“卡尔克劳斯把犹太作家们锁人他的地狱，严密监视，严加管制。只是他忘了，他也同样属于这个地狱。”他将他“最美的梦”讲给我听，他“坐在一叶小舟上飞过一条干涸的河床。”——关于他的头疼——太阳穴一种可怕的紧张，他说：“这种感觉像是有一块薄玻璃在那里碎裂。”——“一个冬日同我在什莱森散步时，他说到那微微挂着雪花的针叶树：它们头疼的时间还没有我长。”那时他黝黑的头发沿着太阳穴发白了——他写了个剧本——好像守墓人，我们很想听他朗诵，他却对之发表议论：“这个剧本唯一不浅薄的地方是，我不朗读它。”（摘自奥斯卡鲍姆回忆弗兰茨卡夫卡，载维提柯1929年第三期）；1911年初我记道：卡夫卡星期天爱进行寂寞的散步，没有目标，没有思想。他说：“我每天盼望着离开地球。”“我什么都不缺，只缺我自己。”他完全不进行工作。下午他或是睡觉，或是去工艺品博物馆看杂志。在社交场合他开朗、风趣，作为评论家，他的见解深刻，出类技萃，在谈话中同样如此完全可以并且应该把他的所有言论记录下来。当问到他的悲哀情绪根源何在以及他为什么不写时，他说：“我有千千万万错误的感觉，可怕的感觉——正确的感觉出不来——或者只是飘出一些碎片，微不足道。”我反驳道，写作时有时要经过开头那没有价值的思路，直至逼近那埋在下面的高尚的思想。他说：“这对你适用，对我不适用——这就等于让那些错误的感觉占上风。”1920年2月28日，我记下了另一次谈话。他说：“我们是上帝头脑中涌现的虚无主义思想。”我相应地引证诺斯替教关于世界的恶创造者德米乌尔根关于世界是上帝的原罪的学说。“不对，”卡夫卡说“我相信，我们不是上帝急剧的堕落，而是他的一次恶劣情绪，一个糟糕的日子。”“那就是说在我们的世界之外存在着希望碑？”他微笑着：“许多希望——对上帝——无限多的希望——，但不是对于我们。”
卡夫卡并非仅仅在谈到这样的大题目时才显示出杰出的形象表达力，而是始终如此，从不中断——这正是他的独特之处。他的格言中令我们感到奇特之处，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舍此它没有别的生活和思想形式。他根本不能换一种方式来说话和写作。它是自然产物，甚至有时在他的妹妹们的表达方法中也有所表现。最具他的个性的是那些梦幻般诗意浓郁的、悖谬性风趣横生的措辞。他这样半誉半讥地说到他办公室的一个同事：“他不能从长长的工作时间中有所收益。”接着沉思地说“不过也许可以促使他这么做。”当我们滔滔不绝地又谈论了一个夜晚，天快亮时才回家去时，听到了苏醒的城市生活的最早的噪声（牛奶车等等），他倾听着说：“大城市的蟋蟀！”当他有一次需要占用我一点时间，让我帮个忙时，他说：“原谅我，因为我不原谅自己。”他最后说的话中有一句也表示出这种悖谬的特征。当治疗他的克罗善斯托克大夫不愿给他注射吗啡时，他对他说：“请您杀死我吧，否则您就是杀人犯。”关于报告肺结核产生的第一次大吐血，他说(48)的是（他把这个疾病说成是摆脱当时的困境——指计划中的婚姻——的是合乎心意的出路）：“我的脑袋和我的肺背着我商量好了。”
尽管列举的这些事例把事情说得如此清楚，却不足以充分地道出卡夫卡人格的全部实质。他周身散发出的最根本的素质不是其才智横溢，而是成为才智基础的深深的自信，是运动的安闲。我愿意再度求助于我的戈尔塔，摘录如下：“在他身边的人会直接感觉到，伟大的终将被证实为伟大，即使一切现象都在唱反调；会感觉到，世界高贵的核心将不会永远被所有弊病触犯，不会永远被人滥用。他没有说这话，很少说到类似的意思，而且也只是犹豫不决地通过一闪即逝的、听上去常是开玩笑似的形象来表达。然而他的所有举止，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动作，哪怕人们只是观察着他怎么梳理他的头发，一举一动都仿佛不言而喻地象征着对一种正确的、巧妙的、纯洁的、不可逆转的生活方式的坚定信念。它存在着。困难的只是——找到它，到达它的身边。否认这种巨大的困难是他决不会干的。相反，他比所有的人都更密切地注视着世界上模糊不清的、滑稽可笑的事物。他明白，每迈出一步，都难免纠缠卷入，难免磕磕绊绊。然而他相信内在的优越素质会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