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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 -->>
“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才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
年年都有这一天。每年在这一天的时候,几乎是全世界的地方都开着会,检阅着她们的队伍。延安虽说这两年不如前年热闹,但似乎总有几个人在那里忙着。而且一定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
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它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甚至有很多人都在嫉羡的说:“为什么小米把女同志吃得那么红胖?”女同志在医院,在休养所,在门诊部都占着很大的比例,却似乎并没有使人惊奇,然而延安的女同志却仍不能免除那种幸运: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最能作为有兴趣的问题被谈起。而且各种各样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应得的诽议。这些责难似乎都是严重而确当的。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更不能同几个都接近。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但女人总是要结婚的。(不结婚更有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
不是骑马的就是穿草鞋的,不是艺术家就是总务科长。她们都得生小孩。小孩也有各自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而妈妈和爸爸都在大嚼着孩子的津贴,(每月25元,价值二斤半猪肉)要是没有这笔津贴,也许他们根本就尝不到肉味。然而女同志究竟应该嫁谁呢,事实是这样,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虽说在背地里也会有难比的诽语悄声的传播着,然而只要她走到那里,那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思想也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说也无关。然而这都是人人知道,人人不说,而且在做着的现实。
离婚的问题也是一样。大抵在结婚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政治上纯洁不纯洁,二、年龄相貌差不多,三、彼此有无帮助。虽说这三十条件几乎是人人具备(公开的汉奸这里是没有的。而所谓帮助也可以说到鞋袜的缝补,甚至女性的安慰),但却一定堂皇的考虑到。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我是最以为一个女人自己不进步而还要拖住她的丈夫为可耻的,可是让我们看一看她们是如何落后的。她们在没有结婚前都抱着有凌云的志向,和刻苦的斗争生活,她们在生理的要求和“彼此帮助”的蜜语之下结婚了,于是她们被逼着做了操劳的回到家庭的娜拉。她们也唯恐有“落后”的危险,她们四方奔走,厚颜的要求托儿所收留她们的孩子,要求刮子宫,宁肯受一切处分而不得不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的去吃着坠胎的药。而她们听着这样的回答:“带孩子不是工作吗?你们只贪图舒服,好高骛远,你们到底做过一些什么了不起的政治工作?既然这样怕生孩子,生了又不肯负责,谁叫你们结婚呢?”于是她们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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