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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后代记）张友鸾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加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
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 -->>
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后代记）张友鸾
张恨水（1895—1967）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千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二
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初期
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末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二期
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是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舍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二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彷徨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串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纾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獗，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
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我于惋惜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
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
春明外史1924年4月12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1929年1月24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加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划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诋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金粉世家
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钱”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
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密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度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苦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啼笑因缘
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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