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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流氓，可是男人有几个不是流氓呢，当我把那些女人压在身下，听着她们满足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我这个流氓当的好，起码我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尽管爬起来以后，她们有的还是骂我流氓。我觉得一次畅快淋漓的做ài，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至于为什么称这种行为为流氓，我查查字典和有关的资料。
从流氓的含意上来讲，真的还挺复杂，有的指无职业的流浪者的，有的指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儿，有的指调戏女的行为。有的人把流氓分成了职业，有政治流氓、文化流氓、地痞流氓、阶级流氓等等。以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上述的流氓和我们哪儿理解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支书张宝贵和妇女主任李玉花的被捉奸在床，工作组的刘对长指着支书说：“没想到，你是混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流氓——流氓。”从此，流氓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搞女人的代名词了。
那年我十六岁，也就是从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遗精。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搞妇女主任的不是支书，而是我自己，我趴在妇联主任略显肥胖的身体上，用力地动做着，这时，刘组长进来了，用手指着我大喊着“流氓——流氓！”于是我就流出来了，早晨起来，我偷偷地看我的裤头儿，湿湿的一大片，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秘密。也有那天起，我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在流氓的角色上，直到今天。
在村里，我们家的成分不好。我祖上是行医的，到了祖父那一辈，医术到了最高峰，我祖父成了百里之内有名的医生，自然也给家里挣来了不少的金钱。旧社会在乡下，有了钱第一个目标就是买地。当祖父从张宝贵的父亲手里把他家的地都买过来时，土改开始了，张家划了个贫农，而我们家却成了地主，人民斗争的对象。地给分了，祖父还要戴上大牌子游街。他老人家不理解，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条白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医，经历了这场变数之后，再也不谈行医的事情了，他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最下等的地主，以改造自己的罪过，还包括替他的父亲戴着牌子挨斗。
我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目睹了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自己也由以前的受人尊重，让小伙伴羡慕变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崽子。以前我走路，那怕是在小胡同里，也尽量走在中间；现在走路，那怕是大路，也要蹭着墙跟儿走。
我吃进了别人的白眼儿，憋憋屈屈地成长着。
几年之后，我目睹了支书（应该是原支书）被拖上批斗台，任人打骂的惨景，为自己成为一个流氓时刻担心着。因为我觉得流氓确实不是好当的，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重；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干的，大家肯定要把我打死。于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保守着，就连最要好朋友李红旗也没说。他是支书的儿子，跟我同岁，虽然我是地主崽子，但是他对我特别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他父亲虽然被批斗了，不当支书了，但还是党员，他的身份还是在我之上。我们俩的交往中，我对他保存着一份感激。
我们那个地方成家都比较早，李红旗就说上了一个媳妇，是邻村的，他对我讲，那个姑娘长得很好看，过年就要娶过来。他还悄悄地告诉我，他老爹虽然被批斗了，但是还是和妇女主任有来往，治他的人是想把他赶下台，达到目的后，也就不再管他了。这件事儿，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看到老爹也起来了，他还以为老爹也上厕所呢，就等他上完了再出去。谁知他开了院门出去。李红旗就悄悄跟在老爹的后面，眼瞅着他进了妇联主任的家门。这件事儿，他谁也没跟说，只对我一个人说了。
我不知道李红旗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意思，但从我的心里，我觉得既然当流氓不是好事儿，支书（我总是还把他当成支书）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看来当流氓的滋味能顶得上那些批斗和挨打，于是心理就想着有机会要当一当流氓。
当流氓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我这种身份，说个媳妇很困难，眼见得和我同龄的人都相继结婚，可是我连个提亲的也没有，父母和母亲为此也整天唉声叹气，我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不和他们交流，也不和其他人沟通，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除了李红旗，我不和任何人来往。李红旗带给我的信息往往使更加沮丧，他结婚了，他告诉我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知识，他讲得很生动，很逼真，在他面前，我总是嘴唇发干，不自觉地咽着唾沫。他走了之后，这此描述就在我眼前浮动，让我晚上想入非非，经常在梦里实践，醒来更加欲火难熄。有时不自觉地泪水打湿了枕头。
李红旗比我大几个月，第一次见她媳妇是他们结婚的那天。我作为李红旗请的好朋友，参加了晚上他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聚会。其他人都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样子，只有我安静地坐在一边，让喝酒就喝酒，让吃菜就吃菜，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新娘子。新娘长得真是不赖，方头大脸的，眼睛也挺漂亮，那时我还不会品味女人的身材，只知道看这个人的脸上漂亮不漂亮。喝酒过程中，有一次我和新娘子四目相对的时候，她竟然笑了。这一笑让我心里一颤，女人的笑竟然有如此的力量，像吃了一大口芥茉，上下一下子通了。别人喝了酒后开始胡闹，我只在一边看，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抱着新娘... -->>
我承认自己是个天生的流氓，可是男人有几个不是流氓呢，当我把那些女人压在身下，听着她们满足地发出不同的声音，我觉得我这个流氓当的好，起码我可以给女人带来快乐，尽管爬起来以后，她们有的还是骂我流氓。我觉得一次畅快淋漓的做ài，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至于为什么称这种行为为流氓，我查查字典和有关的资料。
从流氓的含意上来讲，真的还挺复杂，有的指无职业的流浪者的，有的指不务正业的街头混混儿，有的指调戏女的行为。有的人把流氓分成了职业，有政治流氓、文化流氓、地痞流氓、阶级流氓等等。以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上述的流氓和我们哪儿理解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支书张宝贵和妇女主任李玉花的被捉奸在床，工作组的刘对长指着支书说：“没想到，你是混到革命队伍里的一个流氓——流氓。”从此，流氓在我心里就根深蒂固地成了搞女人的代名词了。
那年我十六岁，也就是从那天晚上，我第一次遗精。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搞妇女主任的不是支书，而是我自己，我趴在妇联主任略显肥胖的身体上，用力地动做着，这时，刘组长进来了，用手指着我大喊着“流氓——流氓！”于是我就流出来了，早晨起来，我偷偷地看我的裤头儿，湿湿的一大片，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秘密。也有那天起，我从内心深处把自己定位在流氓的角色上，直到今天。
在村里，我们家的成分不好。我祖上是行医的，到了祖父那一辈，医术到了最高峰，我祖父成了百里之内有名的医生，自然也给家里挣来了不少的金钱。旧社会在乡下，有了钱第一个目标就是买地。当祖父从张宝贵的父亲手里把他家的地都买过来时，土改开始了，张家划了个贫农，而我们家却成了地主，人民斗争的对象。地给分了，祖父还要戴上大牌子游街。他老人家不理解，这世道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一条白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父亲从小跟着祖父学医，经历了这场变数之后，再也不谈行医的事情了，他低头认罪，老老实实地当一个最下等的地主，以改造自己的罪过，还包括替他的父亲戴着牌子挨斗。
我就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目睹了家庭由盛而衰的过程。自己也由以前的受人尊重，让小伙伴羡慕变成了人人可以欺负的地主崽子。以前我走路，那怕是在小胡同里，也尽量走在中间；现在走路，那怕是大路，也要蹭着墙跟儿走。
我吃进了别人的白眼儿，憋憋屈屈地成长着。
几年之后，我目睹了支书（应该是原支书）被拖上批斗台，任人打骂的惨景，为自己成为一个流氓时刻担心着。因为我觉得流氓确实不是好当的，它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重；如果这件事儿真的是我干的，大家肯定要把我打死。于是我心中的秘密一直保守着，就连最要好朋友李红旗也没说。他是支书的儿子，跟我同岁，虽然我是地主崽子，但是他对我特别好，把我当成他的朋友。他父亲虽然被批斗了，不当支书了，但还是党员，他的身份还是在我之上。我们俩的交往中，我对他保存着一份感激。
我们那个地方成家都比较早，李红旗就说上了一个媳妇，是邻村的，他对我讲，那个姑娘长得很好看，过年就要娶过来。他还悄悄地告诉我，他老爹虽然被批斗了，但是还是和妇女主任有来往，治他的人是想把他赶下台，达到目的后，也就不再管他了。这件事儿，是有一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看到老爹也起来了，他还以为老爹也上厕所呢，就等他上完了再出去。谁知他开了院门出去。李红旗就悄悄跟在老爹的后面，眼瞅着他进了妇联主任的家门。这件事儿，他谁也没跟说，只对我一个人说了。
我不知道李红旗告诉我这件事儿是什么意思，但从我的心里，我觉得既然当流氓不是好事儿，支书（我总是还把他当成支书）为什么还要继续当下去呢，看来当流氓的滋味能顶得上那些批斗和挨打，于是心理就想着有机会要当一当流氓。
当流氓可不是想当就当的，我这种身份，说个媳妇很困难，眼见得和我同龄的人都相继结婚，可是我连个提亲的也没有，父母和母亲为此也整天唉声叹气，我自己关在屋里不出来，不和他们交流，也不和其他人沟通，我变成了一个内向的人，除了李红旗，我不和任何人来往。李红旗带给我的信息往往使更加沮丧，他结婚了，他告诉我许多男人和女人的知识，他讲得很生动，很逼真，在他面前，我总是嘴唇发干，不自觉地咽着唾沫。他走了之后，这此描述就在我眼前浮动，让我晚上想入非非，经常在梦里实践，醒来更加欲火难熄。有时不自觉地泪水打湿了枕头。
李红旗比我大几个月，第一次见她媳妇是他们结婚的那天。我作为李红旗请的好朋友，参加了晚上他请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的聚会。其他人都拉开了一副闹洞房的样子，只有我安静地坐在一边，让喝酒就喝酒，让吃菜就吃菜，不时用眼睛偷看一眼新娘子。新娘长得真是不赖，方头大脸的，眼睛也挺漂亮，那时我还不会品味女人的身材，只知道看这个人的脸上漂亮不漂亮。喝酒过程中，有一次我和新娘子四目相对的时候，她竟然笑了。这一笑让我心里一颤，女人的笑竟然有如此的力量，像吃了一大口芥茉，上下一下子通了。别人喝了酒后开始胡闹，我只在一边看，有一个哥们儿喝多了，抱着新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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