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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开始枯萎，它逐渐失去了清新、失去了拙朴、失去了童心、失去了深邃、失去了雄浑、失去和谐、失去了抗争、失去了喜悦、最终，失去感觉从此，诗──这个最具灵性的艺术品，变成了俗物，油光发亮的俗物！最后竟落得在虚构的“后现代”边缘语无伦次地自我解构。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要么投江、要么沉湖、要么卧轨、要么自称“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一变而成摇头摆尾的弄臣；有更激进的，说自己是一个“崇拜血”、“崇拜炸弹”、“崇拜破坏”的偶像崇拜者！（郭沫若：“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
在精神的世界，神性的维度是上升的维度，超越的维度，脱离这一维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因自身的重量而下降──这叫堕落。哪怕你给这重量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例如人性，但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堕落的。拒绝神性的艺术最终会成为堕落的艺术、绝望的艺术、死亡的艺术，古往今来，盖莫如此。敦煌的人物是飘升的，使她们飘升的是什么？是人性？不！是神性，是佛教艺术家的宗教热忱。离开了神性，她们或许会成为无可救药的春宫图。格列高列圣咏是飘升的，巴赫是飘升的，但命运和指环就成了沉重的平移。到了重金属时代，我们能听到的，只不过就是物质的声音。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西方音乐史给我们展现了一部堕落的历史：如果说，音乐最能表现人类的向往，那么，巴罗克音乐表现的，还是对天堂的向往；浪漫主义音乐表现的，算是对人间的向往；流行音乐呢？──我真希望它什么也没有向往，但事实上，流行音乐表现的，是对地狱的向往──它已经完全拒绝了神，放弃了心灵，彻底走入感官。
什么是上升？上升就是心灵摆脱感观和物质的羁绊，超越尘世，追寻生命的本源。因此，上升的前提就是对生命本源的确认，这要靠信仰。生命本于神，所以，神性的维度就是上升的维度。但人没有天使的翅膀，那使我们能够上升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神：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我们的希望，也是艺术的希望。远离神性的艺术是没有希望的，等待它的，是绝望和死亡。
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有纯洁的心灵，才有纯洁的艺术；有深邃的心灵，才有深邃的艺术；有堕落的心灵，就有堕落的艺术；有变态的心灵，就有变态的艺术──因为艺术是心灵的真实。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心灵，所以信仰决定了艺术的基因。就像鲁西西为我们见证的，信仰才是心灵中最大的真实：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心灵的生存状态。在一个无所信仰的社会中，艺术是多余的，人们需要的只是娱乐或感观刺激。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中，艺术是可怕的，它很快会成为精神控制的工具。真正的艺术，需要心灵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放荡不羁（那是肉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超越，是心灵深处的无条件的选择和追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巧言不惑，达到了这一选择，就意味着信仰。离开了信仰，人们何曾做得这一点？何以做得这一点？这正是问题的根本：有生命的艺术来自自由的心灵，心灵的自由来自对神的信仰，信仰是艺术的根基。
那么，如果神的美意是这样的：祂使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诗人，在同一个时代，在这片古老的、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几乎同时获得了信仰，都信仰那独一的、创造的真神，和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一个民族拯救的预许，这意味着诗意的回归，这意味着上升而非堕落的艺术再一次成为可能！是的，新的艺术──以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为养料的艺术；新的空间──以神性之维重新展开的诗性空间；新的象征：不仅是松鹤兰竹、垂杨过雁、红日白雪、黄土橡树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有力的形象，直指存在、生命、心灵、终极、创造、深渊、死亡、复活、神贫、圣洁总之，那些更加深邃、更加超性的事物。
是的，新的语言──不再是以启蒙之枝嫁接于白话之树的，非中非西的，以掩盖、歪曲、敌视为主要功能的语言，而是由爱心发出的、更加诚实、更加中正的语言，由汉语古语和口语逐渐提纯的语言──那是怎样一种前景？那意味着在这片无神的土地上将有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文化，一种融合基督信仰和古典传统的、重获生命和创造力的文化！极目远望，我的眼前一片光明！我的心灵充满感谢！只要稍稍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已经大大喜乐了！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西西把她梦中的诗叫做“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因这“喜悦”而喜悦万分：喜悦真的是一首诗，它已经是一首诗了！它以奇迹出现在一个姐妹的梦中，更藉着奇迹成为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喜悦。这是一株多么多么美好的幼芽！且有幸生长在这新的、蒙福的土地上。它的语言是那么纯朴、温暖。
诗是语言的极致，是语言的原创、挖掘和提纯，它拓展着语言的边界，改良着语言的土壤，增进着语言的力量。在这信仰的世纪，是什么使命在等待着我们的诗人？记得我曾对一位里尔克的译者兄弟说过：
“新的时代就要降临了，我们需要为它准备新的语言，一种配得上信仰之纯洁、真挚和质朴的语言。一如主为我们预备了水。”
命开始枯萎，它逐渐失去了清新、失去了拙朴、失去了童心、失去了深邃、失去了雄浑、失去和谐、失去了抗争、失去了喜悦、最终，失去感觉从此，诗──这个最具灵性的艺术品，变成了俗物，油光发亮的俗物！最后竟落得在虚构的“后现代”边缘语无伦次地自我解构。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要么投江、要么沉湖、要么卧轨、要么自称“笠檐蓑袂平生梦，臣本烟波一钓徒”一变而成摇头摆尾的弄臣；有更激进的，说自己是一个“崇拜血”、“崇拜炸弹”、“崇拜破坏”的偶像崇拜者！（郭沫若：“我是一个偶像崇拜者”）
在精神的世界，神性的维度是上升的维度，超越的维度，脱离这一维度，最终的结果就是因自身的重量而下降──这叫堕落。哪怕你给这重量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例如人性，但你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人性本身就是堕落的。拒绝神性的艺术最终会成为堕落的艺术、绝望的艺术、死亡的艺术，古往今来，盖莫如此。敦煌的人物是飘升的，使她们飘升的是什么？是人性？不！是神性，是佛教艺术家的宗教热忱。离开了神性，她们或许会成为无可救药的春宫图。格列高列圣咏是飘升的，巴赫是飘升的，但命运和指环就成了沉重的平移。到了重金属时代，我们能听到的，只不过就是物质的声音。随着世俗化的发展，西方音乐史给我们展现了一部堕落的历史：如果说，音乐最能表现人类的向往，那么，巴罗克音乐表现的，还是对天堂的向往；浪漫主义音乐表现的，算是对人间的向往；流行音乐呢？──我真希望它什么也没有向往，但事实上，流行音乐表现的，是对地狱的向往──它已经完全拒绝了神，放弃了心灵，彻底走入感官。
什么是上升？上升就是心灵摆脱感观和物质的羁绊，超越尘世，追寻生命的本源。因此，上升的前提就是对生命本源的确认，这要靠信仰。生命本于神，所以，神性的维度就是上升的维度。但人没有天使的翅膀，那使我们能够上升的力量，不是来自我们自己，而是来自神：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我们的希望，也是艺术的希望。远离神性的艺术是没有希望的，等待它的，是绝望和死亡。
有什么样的心灵，就有什么样的艺术。有纯洁的心灵，才有纯洁的艺术；有深邃的心灵，才有深邃的艺术；有堕落的心灵，就有堕落的艺术；有变态的心灵，就有变态的艺术──因为艺术是心灵的真实。有什么样的信仰，就有什么样的心灵，所以信仰决定了艺术的基因。就像鲁西西为我们见证的，信仰才是心灵中最大的真实：它从根本上决定了心灵的生存状态。在一个无所信仰的社会中，艺术是多余的，人们需要的只是娱乐或感观刺激。在一个偶像崇拜的社会中，艺术是可怕的，它很快会成为精神控制的工具。真正的艺术，需要心灵的自由，这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放荡不羁（那是肉体的自由），而是精神的超越，是心灵深处的无条件的选择和追求：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巧言不惑，达到了这一选择，就意味着信仰。离开了信仰，人们何曾做得这一点？何以做得这一点？这正是问题的根本：有生命的艺术来自自由的心灵，心灵的自由来自对神的信仰，信仰是艺术的根基。
那么，如果神的美意是这样的：祂使那么多人，包括那么多诗人，在同一个时代，在这片古老的、苦难深重的土地上几乎同时获得了信仰，都信仰那独一的、创造的真神，和祂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一个民族拯救的预许，这意味着诗意的回归，这意味着上升而非堕落的艺术再一次成为可能！是的，新的艺术──以基督信仰和中国文化为养料的艺术；新的空间──以神性之维重新展开的诗性空间；新的象征：不仅是松鹤兰竹、垂杨过雁、红日白雪、黄土橡树我们还需要更多更有力的形象，直指存在、生命、心灵、终极、创造、深渊、死亡、复活、神贫、圣洁总之，那些更加深邃、更加超性的事物。
是的，新的语言──不再是以启蒙之枝嫁接于白话之树的，非中非西的，以掩盖、歪曲、敌视为主要功能的语言，而是由爱心发出的、更加诚实、更加中正的语言，由汉语古语和口语逐渐提纯的语言──那是怎样一种前景？那意味着在这片无神的土地上将有可能产生全然不同的文化，一种融合基督信仰和古典传统的、重获生命和创造力的文化！极目远望，我的眼前一片光明！我的心灵充满感谢！只要稍稍想到这种可能性，我就已经大大喜乐了！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鲁西西把她梦中的诗叫做“喜悦”；这就是为什么我因这“喜悦”而喜悦万分：喜悦真的是一首诗，它已经是一首诗了！它以奇迹出现在一个姐妹的梦中，更藉着奇迹成为你的、我的、我们大家的喜悦。这是一株多么多么美好的幼芽！且有幸生长在这新的、蒙福的土地上。它的语言是那么纯朴、温暖。
诗是语言的极致，是语言的原创、挖掘和提纯，它拓展着语言的边界，改良着语言的土壤，增进着语言的力量。在这信仰的世纪，是什么使命在等待着我们的诗人？记得我曾对一位里尔克的译者兄弟说过：
“新的时代就要降临了，我们需要为它准备新的语言，一种配得上信仰之纯洁、真挚和质朴的语言。一如主为我们预备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