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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这座偏远的城市，而且要工作和生活好多年。这座座落在贵州东部高原的小小山城，以前我只是在几个生意人的谈话里偶尔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1986年，我去成都开会，第一次路过凯里，其时已是夜晚，列车不停地在隧道里钻进钻出，在昏昏欲睡和一片黑暗中，凯里一晃就过去了。第一次来凯里，我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若干年前东部美国人开发西部那样的梦想，踏上西去的列车，记得是入夜时分，外面灯火闪烁，列车一钻出山洞，只听见乘务员喊，凯里到了
我走出站台，上了出租车，凯里的万家灯火就立即在视野里起伏，在朦胧的山影后躲闪。凯里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山外有城，城外有山，但她的道路比起重庆，要平坦得多。春来迎接你的时候，你驾车往环城路一奔，扑面是清凉的山风，满坡的松柏，高低起伏的楼群，熙熙攘攘的大街，闪闪发光的广告牌，一切尽收眼底。在凯里，我出门大多是搭的，出租车是清一色的绿色夏利，收费也很有趣：市内，一人三元，两人四元，三人五元，不论你初来乍到还是操外地口音，决无宰客的事情。这里的司机大多都亲切、随和，喜欢和客人聊天。他们的车上没有大城市的出租车那样森严的护栏和钢网，把你和司机严厉地分开，你也不必睁着警醒的眼睛，担心司机带你在这陌生的城市兜圈。
这是一座小城，也许不要两三个小时，你就可以驾车跑遍全城。但是她一样有着城市特有的令人目眩的喧哗和色彩。大十字的街口永远是人头攒动，几憧高楼耸入云天，巨大的广告牌写着迷人的梦想：亲亲城市，亲亲家园。美丽的青山、河流和林立的楼宇，相互衬托，交相辉映，努力诠释着这个城市的梦想。在二三月的时候，碰上晴好的天气，大街上的少女，争先恐后地露出了胳膊和胸脯，用那白玉般的光泽向那些流连的目光和料峭的春寒示威。在灯火通明、始终如一的夜晚，大酒店、夜总会、歌舞厅，纷纷睁开霓虹的眼，看那从四面八方云集的轿车和浓装艳抹的女郎，看膨胀的欲望和夜半的歌舞，看贫困和富有，看欢乐和梦想而我更关注广场边那些擦鞋为生的人：男子，妇女，小孩，摆着小工具箱和椅子，眼睛捕捉着来来往往的人。在寒冷的街头，我还见过那些从大山深处来的苗家人，男人拿着锄头或铁揪，女人背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他们在寒风中等待希望，从那里走向钢筋林立的工地。有趣的是，每逢过苗年或鬼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节，被誉为百节之乡，即便有双倍的工钱，他们也要放下手上的活计，从城里赶回乡下，去庆贺那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
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北京路的一条小巷吃“麻辣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站在小摊的里面，捆着头巾，穿着兰色的布襟衣服，面部有些打皱，冲我们微微地笑着。孩子吃完了，看见小摊旁有瓜子，就叫我买。那妇女顺手抓一把递过来，说，吃吧，吃吧。我要开钱，她连连摆手，说娃娃吃点不用的。这位苗家妇女和这条普通的小巷一样朴素，是在许多大城市的街井里见不到的，她的真诚和质朴着实令我惊讶不已。
现在，这座城市就象一个夏日的池塘，在清新的早上散发着腾腾的热力。她充满了欲望和追求，热情和欢乐，竞争和梦想，也有华美得令你眼花缭乱的时候，碰上盛大的节日，芒筒声声，芦笙悠扬，到处是盛装的苗家少女，浑身银饰闪闪，悉悉索索一片脆响。街头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翩翩起舞。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座小城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就象那些贫瘠的山峰上的青青翠柏，虽不象北方的白杨和江南的松柏那样高大伟岸，却身材窈窕，情绪饱满，充满了激情。
一年一度的芦笙节，把这个小小的山城推向了高潮。一支支来自乡村的芦笙队向市民展示他们的风采，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大街上游行。来自苗寨的男人吹芦笙，女人跳舞。最长的芦笙八个人抬着，高高竖起，令人叹为观止。侗族男女则唱着最为原生态的侗族大歌，歌声清脆，悠扬。其如诗如画的民族风情，堪称一绝。有一次，和文艺界的朋友吃饭，为了表示对我格外的欢迎，作协的领导请来了凯里的芦笙王为我演奏。芦笙王世代做芦笙、吹芦笙，是典型的苗家人。他的头发披肩，颧骨高耸，皮肤黑黑的，样子看上去有点丑，但是，芦笙一响，他的一切立刻发出熠熠的光彩：头发，身子，脸盘，眼睛，双脚，都在随着芦笙的节奏舞蹈，欢乐的苗寨象清澈的泉水一样流过心底，仿佛又看到苗家人在铜鼓场载歌载舞的盛况。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不仅仅是能演奏苗歌，还能演奏泉水叮当响那样的曲子，有人说，芦笙王吹芦笙，他的生命在芦笙里流淌。此话一点都不假，满屋的掌声和欢呼声便是明证。
凯里有着一般城市的要素，却有着不一般的特点。在苗侗人的音乐的流水里，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美丽的石头：它们是谦卑和纯朴最合适的象征。
凯里是朴素的，也是华美的；是肃穆的，也是沸腾的。她的身后是美丽的黔东南，黔东南神秘的山山水水。无论是奇诡的月亮山、秀美的巴拉河，还是古朴的风雨桥、奔放的杉木河，所有这一切，都给这座城市平添了许多空灵和神秘。
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来到这座偏远的城市，而且要工作和生活好多年。这座座落在贵州东部高原的小小山城，以前我只是在几个生意人的谈话里偶尔听说，几乎没有什么印象。1986年，我去成都开会，第一次路过凯里，其时已是夜晚，列车不停地在隧道里钻进钻出，在昏昏欲睡和一片黑暗中，凯里一晃就过去了。第一次来凯里，我只带着简单的行李和若干年前东部美国人开发西部那样的梦想，踏上西去的列车，记得是入夜时分，外面灯火闪烁，列车一钻出山洞，只听见乘务员喊，凯里到了
我走出站台，上了出租车，凯里的万家灯火就立即在视野里起伏，在朦胧的山影后躲闪。凯里是名副其实的山城，山外有城，城外有山，但她的道路比起重庆，要平坦得多。春来迎接你的时候，你驾车往环城路一奔，扑面是清凉的山风，满坡的松柏，高低起伏的楼群，熙熙攘攘的大街，闪闪发光的广告牌，一切尽收眼底。在凯里，我出门大多是搭的，出租车是清一色的绿色夏利，收费也很有趣：市内，一人三元，两人四元，三人五元，不论你初来乍到还是操外地口音，决无宰客的事情。这里的司机大多都亲切、随和，喜欢和客人聊天。他们的车上没有大城市的出租车那样森严的护栏和钢网，把你和司机严厉地分开，你也不必睁着警醒的眼睛，担心司机带你在这陌生的城市兜圈。
这是一座小城，也许不要两三个小时，你就可以驾车跑遍全城。但是她一样有着城市特有的令人目眩的喧哗和色彩。大十字的街口永远是人头攒动，几憧高楼耸入云天，巨大的广告牌写着迷人的梦想：亲亲城市，亲亲家园。美丽的青山、河流和林立的楼宇，相互衬托，交相辉映，努力诠释着这个城市的梦想。在二三月的时候，碰上晴好的天气，大街上的少女，争先恐后地露出了胳膊和胸脯，用那白玉般的光泽向那些流连的目光和料峭的春寒示威。在灯火通明、始终如一的夜晚，大酒店、夜总会、歌舞厅，纷纷睁开霓虹的眼，看那从四面八方云集的轿车和浓装艳抹的女郎，看膨胀的欲望和夜半的歌舞，看贫困和富有，看欢乐和梦想而我更关注广场边那些擦鞋为生的人：男子，妇女，小孩，摆着小工具箱和椅子，眼睛捕捉着来来往往的人。在寒冷的街头，我还见过那些从大山深处来的苗家人，男人拿着锄头或铁揪，女人背着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孩子，他们在寒风中等待希望，从那里走向钢筋林立的工地。有趣的是，每逢过苗年或鬼节这里有各种各样的节，被誉为百节之乡，即便有双倍的工钱，他们也要放下手上的活计，从城里赶回乡下，去庆贺那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传统节日。
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北京路的一条小巷吃“麻辣烫”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站在小摊的里面，捆着头巾，穿着兰色的布襟衣服，面部有些打皱，冲我们微微地笑着。孩子吃完了，看见小摊旁有瓜子，就叫我买。那妇女顺手抓一把递过来，说，吃吧，吃吧。我要开钱，她连连摆手，说娃娃吃点不用的。这位苗家妇女和这条普通的小巷一样朴素，是在许多大城市的街井里见不到的，她的真诚和质朴着实令我惊讶不已。
现在，这座城市就象一个夏日的池塘，在清新的早上散发着腾腾的热力。她充满了欲望和追求，热情和欢乐，竞争和梦想，也有华美得令你眼花缭乱的时候，碰上盛大的节日，芒筒声声，芦笙悠扬，到处是盛装的苗家少女，浑身银饰闪闪，悉悉索索一片脆响。街头身着民族服饰的男女老少，翩翩起舞。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这座小城有着与众不同的魅力，就象那些贫瘠的山峰上的青青翠柏，虽不象北方的白杨和江南的松柏那样高大伟岸，却身材窈窕，情绪饱满，充满了激情。
一年一度的芦笙节，把这个小小的山城推向了高潮。一支支来自乡村的芦笙队向市民展示他们的风采，穿着节日的盛装，在大街上游行。来自苗寨的男人吹芦笙，女人跳舞。最长的芦笙八个人抬着，高高竖起，令人叹为观止。侗族男女则唱着最为原生态的侗族大歌，歌声清脆，悠扬。其如诗如画的民族风情，堪称一绝。有一次，和文艺界的朋友吃饭，为了表示对我格外的欢迎，作协的领导请来了凯里的芦笙王为我演奏。芦笙王世代做芦笙、吹芦笙，是典型的苗家人。他的头发披肩，颧骨高耸，皮肤黑黑的，样子看上去有点丑，但是，芦笙一响，他的一切立刻发出熠熠的光彩：头发，身子，脸盘，眼睛，双脚，都在随着芦笙的节奏舞蹈，欢乐的苗寨象清澈的泉水一样流过心底，仿佛又看到苗家人在铜鼓场载歌载舞的盛况。令我感到惊奇的是，他不仅仅是能演奏苗歌，还能演奏泉水叮当响那样的曲子，有人说，芦笙王吹芦笙，他的生命在芦笙里流淌。此话一点都不假，满屋的掌声和欢呼声便是明证。
凯里有着一般城市的要素，却有着不一般的特点。在苗侗人的音乐的流水里，你会惊奇地发现许多美丽的石头：它们是谦卑和纯朴最合适的象征。
凯里是朴素的，也是华美的；是肃穆的，也是沸腾的。她的身后是美丽的黔东南，黔东南神秘的山山水水。无论是奇诡的月亮山、秀美的巴拉河，还是古朴的风雨桥、奔放的杉木河，所有这一切，都给这座城市平添了许多空灵和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