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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是一个让人欲言又止的季节，因为人们都在为春天能叫得尽兴而积蓄能量。
走出今天面试的第三家公司，脑海里依然无休无止地浮现出面试官那张因喝酒太多而变得浮肿不堪的脸，臃肿的手拿着一迭资料，提的问题和公司半毛钱关系没有，听前五个字我就知道是百度来的。此人笑起来两个鼻孔垂直于天花板，如果四个面试官是F4，那么他绝对是猪笑天。一家倒卖汽车配件的小公司，居然要求英语六级，美国人买汽车配件都得来中国找货源，装什么假洋鬼子啊。再说了，我那些过了六级的同学也没见谁会说英文，那FUCK说得，比我可差远了。
据我观察，一般公司都喜欢给你面试的机会，这种千载难逢、挑美女挑花眼的机会，但凡能说上话的部门经理都不会放过。我还观察到，女的在面试厅里待的时间总会比男的久些。谁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在妇女把天都顶歪了。男的一咬牙，想认贼作父，贼看都不看你。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如今的红杏根本不出墙，早和墙好上了。从前的自由主义战士双眼噙泪说：我怎么能在人们的苦难面前转过头去，今天的人则多半持有老子不会在你落难时少看一眼的心态。
挤上由一半中学生一半小偷构成的115路公车，自己真显得格格不入。今天这身行头做个伴郎也差不多了，从前没怎么穿过西服，浑身不自在。我从大四下学期起，为了方便实习一直住在一个城中村的居民小区里，三百五一个月，十二平米左右，一个人不玩呼啦圈的话，基本能将就。
我叫北方，出生在祖国的心脏北京——旁边好几百公里的一个平凡小镇，如果评选全国十大最没有特色的城市，那么我的家乡绝对登顶。
跟所有女孩不同的是，我是个男的。
十八岁末，高考落到了成绩榜的尾部。为了保险起见，填了昆明的一个学校，结果很多考得比我差的同学都相继收到了北京一些高校的通知书。我妈说：没事儿，在哪儿不是念书。我爸说：我同意你妈的观点。上火车的那天，我妈拉着我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儿子，要不咱们补习一年，考个离家近的学校？我爸说：我更同意你妈这次的看法。
我仰天长叹：好男儿志在四方，您的儿子北方这就要去南方了，等我学成归来，支援家乡建设。
于是，开启了我一枕槐安般的大学生活。
四年仰俯间过去了。毕业那年经济不是很景气，人才市场看门的大爷都失业了，工作比刚建国时的“鸡”还难找。路边的乞丐随手都能掏出硕士学位，像我们这样的本科生多如牛毛，邮政局光投送一下大学毕业生的简历都够发回奖金的。
一个岗位几百个人去抢，招聘会上可以把西服挤成和服，帮胖子提高密度。你经常可以看见一个男的在公共厕所里一边用干手器的插座给手机充电，一边打电话点头哈腰地说：“刘总，我正吃饭呢，吃完饭就过去，一定把合同给您带回来。”
要是没看过这景象，你就不知道中国人的生命力究竟有多么顽强。
当然，我也想过回老家找工作，可是云南的文凭拿到外省去，比泰国留学回来的还不招人待见。最为重要的是，这几年在昆明慵懒成了习惯，让我去上海找份十二小时工作制的事儿做，简直就像让丁俊晖去打橄榄球，吃不消。
还在公交车上，李海南给我打电话说今晚去唱歌。他是和我睡对床的兄弟，玩了四年，知根知底都不用刨... -->>
冬天是一个让人欲言又止的季节，因为人们都在为春天能叫得尽兴而积蓄能量。
走出今天面试的第三家公司，脑海里依然无休无止地浮现出面试官那张因喝酒太多而变得浮肿不堪的脸，臃肿的手拿着一迭资料，提的问题和公司半毛钱关系没有，听前五个字我就知道是百度来的。此人笑起来两个鼻孔垂直于天花板，如果四个面试官是F4，那么他绝对是猪笑天。一家倒卖汽车配件的小公司，居然要求英语六级，美国人买汽车配件都得来中国找货源，装什么假洋鬼子啊。再说了，我那些过了六级的同学也没见谁会说英文，那FUCK说得，比我可差远了。
据我观察，一般公司都喜欢给你面试的机会，这种千载难逢、挑美女挑花眼的机会，但凡能说上话的部门经理都不会放过。我还观察到，女的在面试厅里待的时间总会比男的久些。谁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现在妇女把天都顶歪了。男的一咬牙，想认贼作父，贼看都不看你。时代变了，一切都变了。如今的红杏根本不出墙，早和墙好上了。从前的自由主义战士双眼噙泪说：我怎么能在人们的苦难面前转过头去，今天的人则多半持有老子不会在你落难时少看一眼的心态。
挤上由一半中学生一半小偷构成的115路公车，自己真显得格格不入。今天这身行头做个伴郎也差不多了，从前没怎么穿过西服，浑身不自在。我从大四下学期起，为了方便实习一直住在一个城中村的居民小区里，三百五一个月，十二平米左右，一个人不玩呼啦圈的话，基本能将就。
我叫北方，出生在祖国的心脏北京——旁边好几百公里的一个平凡小镇，如果评选全国十大最没有特色的城市，那么我的家乡绝对登顶。
跟所有女孩不同的是，我是个男的。
十八岁末，高考落到了成绩榜的尾部。为了保险起见，填了昆明的一个学校，结果很多考得比我差的同学都相继收到了北京一些高校的通知书。我妈说：没事儿，在哪儿不是念书。我爸说：我同意你妈的观点。上火车的那天，我妈拉着我的手，哭得撕心裂肺：儿子，要不咱们补习一年，考个离家近的学校？我爸说：我更同意你妈这次的看法。
我仰天长叹：好男儿志在四方，您的儿子北方这就要去南方了，等我学成归来，支援家乡建设。
于是，开启了我一枕槐安般的大学生活。
四年仰俯间过去了。毕业那年经济不是很景气，人才市场看门的大爷都失业了，工作比刚建国时的“鸡”还难找。路边的乞丐随手都能掏出硕士学位，像我们这样的本科生多如牛毛，邮政局光投送一下大学毕业生的简历都够发回奖金的。
一个岗位几百个人去抢，招聘会上可以把西服挤成和服，帮胖子提高密度。你经常可以看见一个男的在公共厕所里一边用干手器的插座给手机充电，一边打电话点头哈腰地说：“刘总，我正吃饭呢，吃完饭就过去，一定把合同给您带回来。”
要是没看过这景象，你就不知道中国人的生命力究竟有多么顽强。
当然，我也想过回老家找工作，可是云南的文凭拿到外省去，比泰国留学回来的还不招人待见。最为重要的是，这几年在昆明慵懒成了习惯，让我去上海找份十二小时工作制的事儿做，简直就像让丁俊晖去打橄榄球，吃不消。
还在公交车上，李海南给我打电话说今晚去唱歌。他是和我睡对床的兄弟，玩了四年，知根知底都不用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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